一、人物介绍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他8岁发蒙，从学于吴持明。吴能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医术，又长术数。因此，颜元从小所受的教育就与众不同。19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于颜元后来的“实学”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弃举业”。20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21岁，“阅《通鉴》，忘寝食”。22岁，学医。23岁，“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并且还学习技击。如此广泛的涉猎，为他教育思想上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颜元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24岁时，他“深喜陆、王，手抄《要语》一册”。26岁时，始知程朱理学之学旨，34岁“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静坐读书，乃程朱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1 从此以后，他力主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猛烈抨击程朱陆王学说，从原来笃信理学变成批判理学的杰出代表，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的著作原被收在《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中，今人编有《颜元集》上、下两册，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竭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革新的作用。所以，颜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颜元（1635 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他8岁发蒙，从学于吴持明。吴能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医术，又长术数。因此，颜元从小所受的教育就与众不同。19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于颜元后来的“实学”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弃举业”。20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21岁，“阅《通鉴》，忘寝食”。22岁，学医。23岁，“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并且还学习技击。如此广泛的涉猎，为他教育思想上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颜元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24岁时，他“深喜陆、王，手抄《要语》一册”。26岁时，始知程朱理学之学旨，34岁“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静坐读书，乃程朱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1） 从此以后，他力主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猛烈抨击程朱陆王学说，从原来笃信理学变成批判理学的杰出代表，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的著作原被收在《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中，今人编有《颜元集》上、下两册，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
三、主要教育思想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
颜元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2） 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传统教育的另一个弊病，就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颜元针对这种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 “利”和“义”两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其中，“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和“计功”。同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颜元的这种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问题的认识近乎科学。
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3）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
(二)、学校为“人才之本”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4) 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为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5）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在他看来，“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6）“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7）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分析，颜元的上述见解确有道理，它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对于当前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不无意义。
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主张。他认为，“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见，他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的这种主张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即他说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能够“佐王治，以辅扶天地”，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慎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因而，为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它的特点是崇“实”而卑“虚”，与传统教育，特别是与程朱理学教育，针锋相对，“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真学”、“实学”，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六府”、“三事”、“三物”。这里所说的“六府”、“三事”，即《尚书·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颜元看来，“三物”与“三事”是异名同实。“三物”之中。又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所以，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于强调“六艺”教育。
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之学”，并非真是要回复到尧舜周孔时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复古求解放”，在古圣昔贤“六艺”教育的旗帜下，宣扬自己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并规定了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是对他“真学”，“实学”内容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漳南书院之所以暂还设立“理学斋”和“帖括斋 ”，只是为了“应时制”，“俟积习正”，则关闭这两斋。因此，颜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不仅同理学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无论是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艺”教育。它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以外，还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进教学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颜元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值得人们重视。
（四）“习行”教学法
强调“习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在学术思想转变后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他35岁时，“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便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
颜元认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通过自己亲身的“习行”，“躬行而实践之”，求诸客观的实际事物。因而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惟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不和自己的躬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是无用的。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重视“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他认为书本记载的“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岂可全不读书”。因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乃致知中一事”。但“将学全看在读上”，“专为之则浮学”，而且书读得愈多，愈缺乏实际办事能力。同样，讲说也不能废除，但不可脱离实际空讲。因而他主张读书、讲说必须与“习行”相结合，而且要在“习行”上下更多的功夫，化更大的精力。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讲的是个人行动，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看轻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因而没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亲身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这可说是中国古代教学法发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运动，它一反脱离实际的、注入式的、背诵教条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在当时以读书为穷理功夫，讲说著述为穷理事业，脱离实际的“文墨世界”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具有进步意义。
（五）劳动教育思想
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注重劳动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颜元长期生活在农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但从未脱离劳动。像他这样一生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正因为他自己一生长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使他能够冲破自孔丘以来儒家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传统思想束缚，对劳动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认为人人应该劳动，而且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这种劳动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重视传统农业知识。颜元始终把向学生传授农业知识置于其教育活动的重要地位。他曾说：“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10）在亲自制订的“习斋教条”中，规定“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11）
注重劳动对于育才的作用。颜元认为，劳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强盛，而且对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劳动具有德育的意义。它不仅能使人“正心 ”、“修身”，去除邪念，还有使人勤劳，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劳动还具有体育的意义。劳动可以增强体魄，是重要的养生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颜元虽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但他的思想仍没有越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藩篱，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消极面，是他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