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②

　　1630～1704)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省达州（今达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顺治十四年(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潜书》。
　　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常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唐甄愤然地说：“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潜书·远谏》)。
　　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 “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唐甄还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他指出，国防靠民来巩固，府库靠民来充实，朝廷靠民来尊崇，官员靠民来养活。君主只有爱护人民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如果无道于民，纵然 “九州为宅，九州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 (同前)。
　　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天下难治，人们以为是民难治，实则不然，“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认为大多数官吏“为盗臣，为民贼”
　　他还提出了爱民、保民、富民的具体政策，主张打击贪官污吏，强调“刑先于贵”；呼吁政府帮助农民种值农桑，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唐甄提出贫富要相对平均的主张。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潜书·大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唐甄还提倡为民的功利主义，反对理学家们“儒者不计其功”的说法。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顾自己，那就同一个匹夫匹妇没有什么区别。
　　唐甄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唐甄思想的局限性
　　在唐甄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他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