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加·伊·加塞特②

　　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 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于文学和哲学皆有深厚造诣，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影响了西班牙的知识份子，有人将他誉为西班牙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则称他为继尼采之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加塞特还是现象学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
　　加塞特一八八三年诞生于西班牙马德里。一九○四年取得文学暨哲学博士学位，一九○八年成为马德里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然而，思辨哲学并不是他的终极关怀，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领导西班牙走出地域性的孤立状况，进而能接触欧洲文化更宽广的运动。为此，他创建了著名的西班牙报纸《太阳报》(El Sol)和文学月刊《西方评论》(Revista de Occidente)。
　　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塞特因为反对佛朗哥政府，先流亡法国，之后到阿根廷。一九四九年返回西班牙，创办了一所人文学院。一九五五年加塞特去世，其葬礼引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最激烈的学生示威，这场示威反对西班牙长枪党对教育的政治控制。加塞特的主要作品有：《无骨气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面对历史的哲学》等。
　　就地理上的传播而言，西班牙语世界为现象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广大的通路。现象学的传播大多要经由西班牙。最初是奥特加·伊·加塞特的著作对现象学作了介绍，他于1934年曾在弗赖堡访问过胡塞尔，并给胡塞尔和他的一些门徒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奥尔特加的这种毫无疑问的贡献并没有使他成为成熟的现象学家。在某些方面他可以与F.布伦塔诺相比，他是主要的开路人，但不是现象学事业的积极参加者。他与舍勒的关系密切，把舍勒作为生活在欧洲的最伟大的思想家而提起，并认为舍勒真正是柏拉图所谓的“狂热的”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认为，舍勒的心灵一直过着急噪的生活，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舍勒的著作才表现出清晰而又无秩序两重特点，由于缺少组织和结构，他的著作充满许多不连贯，而未来的世代的责任可能就是要为他的思想补上所缺的架构和秩序。
　　对于奥特加·伊·加塞特来说，胡塞尔形式的现象学主要变成了他在弗赖堡五年研究的最后阶段借以摆脱他曾在H.柯亨的新康德主义中遇到过的那种意识哲学狭隘性的工具。他认为胡塞尔的功绩是提供这种唯心主义所缺少的东西：严格和简洁。但是胡塞尔也没有避免唯心论的错误。胡塞尔的实在是纯粹的意识，是纯粹沉思的“我”，这个“我”将世界变成非实在的，将它还原为“纯粹的可理解性”。因此，奥特加·伊·加塞特得出结论说，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的纯粹反思的意识反过来必须建立在最初的“执行的”意识之上，对于这种意识来说，每一个东西都是实在的。因此，完成了的现象学使人们有可能“把握”唯心论“失足”——即通过将实在转变为意识而使实在消失——的“时间和场所”。相比之下，早在1913年，奥特加·伊·加塞特在他的《对唐·吉诃德的沉思》（Mediations on Don Quijote）中就提出他的基本命题“我是我和我的环境”，这是对德国“实存哲学”的预言，而不是对胡塞尔式的“我思念我的被思想之物”（ego cogito cogitate mea）的预言。因此现象学通过为他的生命的理性的实在论哲学准备部分基础，在将他从新康德主义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他从现象学本身解放出来了。
　　奥特加·伊·加塞特本人既不是提倡和实行现象学主要原则的现象学家，也不是现象学主流的一部分，但他确实是从那以后浇灌着拉丁美洲哲学的现象学之流的闸门。他最重要的早期同事们最初的贡献，主要是翻译舍勒、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普凡德尔的著作。大西洋西岸的现象学最初的刺激可能就是奥尔特加1916年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访问。因此可以说，奥特加·伊·加塞特在现象学传播史上产生过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