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书生平】
●主要经历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曾用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一九九八年病逝于北京。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注：“钱锺书”的“锺”字简化后本作“钟”，故本应称“钱钟书”，但锺，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锺情”，“锺爱”等。钱锺书周岁抓周时，一手抓住了书，父母认为孩子爱书，便取名“锺书”，意思是“锺爱读书”。锺字简化后与钟（古代打击乐器）意义混淆，根据钱老生前意愿，故作“钱锺书”。）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破格录取。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文学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的写作。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的写作。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妻子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生平年表
宣统二年（1910年）出生
农历庚戌年十月二十日（11月21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爷钱基厚（孙卿）。
宣统三年（1911年）一岁
钱锺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 “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至此周岁抓周，抓了一本 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
1916年 六岁
在亲戚家的附塾附学，曾念《毛诗》。以后由伯父教他读书。读了《》、《》、《》以及《》、《》、《》等小说。
1920年 十岁
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锺书改字“默存”，有要他少说话的意思。
1923年 十三岁
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大量阅读《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
1925年 十五岁
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 十九岁
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成绩不及格，因中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
1929—1933年 十九—二十三岁
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 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
1933—1935年 二十三—二十五岁
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
1935年 二十五岁
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埃克塞 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
1937年 二十七岁
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得副博士（B．Litt）学位。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 二十八岁
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
1939年 二十九岁
夏，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开始写作《谈艺录》。
秋，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1939—1941年 二十九—三十一岁
在湘西两年。其间于1940年暑假曾回家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非卖品）。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
1941年 三十一岁
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时值。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
1944—1946年 三十四—三十六岁
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由开明书店出版。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1949—1953年 三十九—四十三岁
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干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
1955年 四十五岁
翻译德国海涅的《精印本〈〉引言》，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集刊》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
1955—1957年 四十五—四十七岁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
1958年 四十八岁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
成立《》英译本定稿小组。袁水伯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 五十六岁
“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1970年 五十九—六十岁
1969年11月，钱锺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锺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5年 六十五岁
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锺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 六十六岁
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 六十九岁
4月至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 《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 七十岁
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 七十二岁
《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 七十三岁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 七十四岁
《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 七十五岁
《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 七十九岁
《钱锺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锺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 八十岁
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 八十一岁
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 八十八岁
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先生其人】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正义》、《毛诗正义》、《正义》、《会注考证》、《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钱先生其书】
《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锺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锺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七嘴八舌话锺书】
●写《围城》时的钱锺书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钟情于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简直把钱锺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锺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锺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锺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锺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锺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锺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锺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锺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锺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目光睿智的钱锺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锺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柯灵赞叹道：“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锺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锺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锺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纪念钱锺书】
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发）
【补充资料】
●钱钟书故居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为二亩四分八厘八毫，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目前，除小部分被拆毁外，大部分尚保存基本完好，是无锡不多的书香宅第。 这所宅第，系钱钟书的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的，是一组江南常见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前后共两进，面阔均为七间。 1926年钱钟书的叔父钱孙卿先生因子女较多，在征得其父同意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三楹；之后又接建楼房一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故名“梅花书屋”。
故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先生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钱教授所著的一本散文集，就是以此塾为书名的，叫作《后东塾读书记》。
钱氏旧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具历史人文价值。仅从本世纪以来，在“爱国、爱民、爱学习”的家风熏陶下，江南钱氏家庭中人才辈出。仅“钱绳武堂”一脉，有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这样的文化学术泰斗，也有钱钟韩、钱钟教、钱钟鲁、钱钟泰这样的科学院院士、学者教授，还有著名工商人士钱基厚、钱钟汉父子。在迎接黎明的日子里，钱钟汉受父亲委托，代表无锡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先生过江到苏北解放区，同我党领导人洽谈迎接解放大军解放无锡事宜，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有年仅22岁为革命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钱钟仪烈士。钱氏家庭的众多成员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有的走上科学救国之路，有的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有的走上武装革命之路。他们按照自己的抱负，走各自的道路，但他们最后又都集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
●民国第一才子
钱钟书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皇皇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来源：《钱钟书文集》
钱锺书：七律一首
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馀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来源：槐聚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