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②

　　彭端淑（约1699一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清代四川丹陵人。雍正年间进士，历任吏部郎中，顺天(现在北京市)乡试同考官等职。后辞官回家，在四川锦江书院讲学。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
　　著有《白鹤堂集》，《为学》（意为做学问），原题为《为学一首示子侄》。　
　　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达六年之久。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这里指佛教圣地普陀山，属浙江舟山群岛）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尚。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从而工苦力学。彭端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他对“聪与敏”、“昏与庸”这些先天条件的看法。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署察史。当时的肇罗道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植’，二字自励，于是上行下效，吏民称便。他身为朝廷命官 节制重镇．但出行议事，巡视察访，却轻衣减从，杜绝了那种前呼后拥、鸣锣清道的排场；并严禁“迎送馈” 违者严惩，深为“吏民称歌”。特别是对那些才识具茂之士，他更亲自考核，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成就甚众”；而对于民事纠纷，刑律诉讼，则“务更正，使之相安”。由于他比较能广接视听，了解民瘼，依据案情，权衡事理，循律论断，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进。人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追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他在一次监督运送大十去粤西的归途中，失足落水，虽幸免于死，但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仰天长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即由广东辞官归蜀。
　　归蜀后，彭端淑便在成都锦江书院“以实学课土”担任主教，开始了他一生中作育人才的教学生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著名学者李调元曾是该院学生。彭端淑主锦江书院讲席之后，以他广博的学识，竭尽他晚年的全力于教书育人。此时，他对宦海仕途生活极为厌倦，甚至悔恨自己过去热衷什途力争功名是误落尘网，陷入歧途。他在《寄仲尹》这首诗中说：“‘疲驴消日月，薄宦久；”‘脱羁地，鸿雁游海天。”直到老死，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彭端淑一生苦工诗文，他一直坚持“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诣极精微”。但在文学道路上，他却是有一番曲折经历的。他在《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的序中说：“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已二十五年矣。”“制义’即人股文。可见，彭端淑在五十岁以前，主要是致力于八股和古文。尽管他在古文方面“学之可为至笃”，然而在清廷专制统治和“文字狱”的压力下，他是不敢也不可能“妄有所作”的；而束缚思想的八股文也妨碍了他在文学上的发展。直到近五十岁时，他的一些作品才表现出激越奋进。深沉稳健的倾向，给人以鼓舞和教益。
　　为官时的经历使彭端淑对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在他的诗中对广大贫苦农民寄予了满腔的同情。每当荒年歉收，饥民无衣无食，他总是忧心如焚。他在《夏镇》一诗中愤愤地写道：“粟米贵如珠，顿年遭水浸。男妇多鸠形，鱼虾实为命。”在《七月十六日》一诗中又对长年勤劳耕作的贫苦农民寄予了“忧早几经旬，农夫心独苦’的深情赞叹！
　　彭端淑写景的诗很有情味。如记锦江春色的《清明》：“步出郭西行，惊心节复更。花残寒食雨，春老杜鹃声。荠麦村村秀，新烟处处生。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如果不是春天到成都郊外走上几趟，如此有情味的诗情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
　　彭端淑一生著述较多，可惜不少已经散佚。他与其弟彭肇殊、彭遵泅曾共性于京师，俱以文知名于当时，一时有“丹棱三彭”之称。当然，在“三彭”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有《白鹤堂文集》、《雪夜诗谈》、《晚年诗稿》等传世。
　　彭端淑活了八十一岁，死后葬于彭山县公义场罗家山，至今尚有坟台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