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简介：
苏过（1072－1123） 。字叔党，号斜川居士，（今属）人。后家颍昌（今），营水竹数亩，名小斜川，故自号斜川居士，时称为小坡。轼第三子。元祐六年（一○九一），曾应试，未第。绍圣元年（一○九四），轼谪惠州，四年，复谪儋州，皆随行。元符三年（一一○○），随父北归。轼卒后，依叔父辙居颍昌。营湖阴地数亩，名为小斜川。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一二），监税。五年，知郾城。宣和五年，通判定州，卒。此人贡献：
苏过书、画之胜，克肖其先人。善作怪石丛筱，咄咄逼人。轼有观过所作木石竹三绝，以为“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解与竹传神”。又时出新意作山水，远水多纹，依岩多屋木，皆人迹绝处，并以焦墨为之，此出奇也。日本君台观藏有所画。行草笔法亚乃翁。楷书古劲，有楷书石刻在定州天宁寺壁。又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治，送虔州重庆禅院。卒年五十二。《宋史本传、画继、清河书画舫、石门文字禅、挥尘三录、定州志略、东坡集、君台观左右帐记》贬，苏过一直随侍身边。苏轼去世后，苏过闲居颍昌十年。40岁时出监太原税，三年后知偃城县，1123年权通判中山府，卒于镇阳（今正定）行道中，年五十二岁。娶妻范氏，范镇孙女，范百嘉之女。
苏过能文，有《》二十卷行世。（此据《》本传，他书著录均为十卷），已佚。清乾隆时人吴长元得旧钞残本，并从他书纂辑，厘为六卷，其中诗三卷。事见《永乐大典》卷二四○一引《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宋史》卷三三八有传。亦能书画。苏轼把他的画与文可的画相提并论：“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神。”曾宣召苏过入宫作壁画。
苏过逝后葬于河南郏县。生男七人：苏籥、苏籍、苏节、苏笈、苏筚、苏篴(di 笛古字)、竺；孙男二人：峤、岘。
苏过诗，以《》本为底本，校以清乾隆武进赵氏刊本（简称赵本），清旧抄本等。新辑集外诗，编为第四卷。
图为苏过笔记 图为苏过儿子姓名来源及繁体字版本姓名（来源于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许嘉璐主编的《二十四史全译》之《宋史》第十二册中的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过传（7562页第一段））
具体介绍
苏过(1072—1123)，字叔党，别号斜川居士，苏轼的第三子，为后妻、前妻王弗堂妹王土闰之所生。苏过从小到三十岁前，几乎都生活在苏轼身边，在父亲精心教育和培养下，不仅能诗能文，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且大有乃父之风，故时人以“小坡”誉之。他是“三苏”之后，子弟中最承家风者；而在他们三弟兄中，又以苏过的才华和文学艺术成就最为突出，所以又有“苏氏三虎，季虎最怒”之说。指的就是苏过文章、书法笔力遒劲，气势不凡。在文化精神方面，苏过秉承父亲的遗风，兼采儒、道、释诸家之自由思想，形成了比苏轼更为纯粹的自由人生哲学。他以自己的出处行藏和诗文作品，铨释了宋代文化、文人中那种既缘于历代自由文化传统，又独具宋人兼容而通达、内省而广大的风神韵致和使用价值的精神体系——“斜川之志”。苏过的童年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元丰二年（一0七九年），苏轼移知湖州，不久便发生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中旬被压抵汴京，囚禁在御史台所属的监狱中。这年苏过年仅七岁，大哥苏迈随父到京城照顾父亲，他则同二哥苏迨留在湖州母亲身边。父亲蒙冤受屈的痛苦，人们歧视的目光，以及亲友冷落的态度，使年幼的苏过遭受心灵上的沉重打击，感到仕宦的艰险和人情世态的炎凉。几个月后父亲被释，贬谪黄州。在黄州，父亲微薄的薪俸难于养家糊口，加之生活环境不好，甚至还要靠苏轼亲自下地种菜，来补贴和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使童年的苏过和家人常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这就培养了他后来淡泊宁静、安于贫贱的的性格和人生哲学。元祐元年（一O八六年）神宗驾崩后，哲宗新立，高太后垂帘听政，熙宁、元丰年间受打击的人相继起复并受到重用。父亲也奉调京城，先任中书舍人，后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叔父苏辙也在京中任要职。苏过后来在回忆京城生活的《冬夜怀诸兄弟》一诗中写道：“忆昔居大梁，共结慈明吕。晨窗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记述了他和叔伯兄弟一起，早起晚睡，共同读书习文的愉快情景。然而这种童年不可多得的安定和乐生活，仅持续了四年时间，不得不因父亲受到政敌打压，被迫离京出知杭州而中断。
父亲苏轼一生可谓多灾多难，宗派斗争和文字狱使他受尽折磨。他才高名大，交游光，徒众多，因此政敌们不会轻易放过他。自乌台诗案之后，他又多次遇险遭祸，最后一贬再贬，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O一年）去世。苏过总是陪伴着被贬谪的父亲而长途跋涉，乃至万里投荒。他悉心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聆听父亲的教诲，并时时安慰父亲痛苦的心灵，因此常常受到苏轼的嘉许。绍圣元年（一O九四年），苏过随父初到广东惠州时，写有一首《和大人游罗浮山》的诗：“海涯莫惊万里远，山下幸足五亩耕。人生露电非虚话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结茅愿为麋鹿友，无心坐伏豺虎狞。”诗中充满了对含冤受屈父亲的安慰之情，在艰辛的耕读生活中，只要他学道有成，利禄富贵视若“敝屣”、“露电”。正好表现了时年二十二岁的苏过，其甘于淡泊、不求富贵的旷达思想。惠州三年的谪居生活，对苏氏父子来说是十分艰苦的，这几年苏过主要过的是侍养父亲的耕读生活。苏轼有诗云：“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并写诗赞之，说苏过有奇志，其《凌云赋》笔势如《离骚》经。
绍圣四年（一O九七年），苏轼再贬海南岛儋尔县，苏过把妻儿留在惠州白鹤新居与兄嫂住在一起，独自挑着书担随父亲，更为荒僻的的海南儋州，与语言不通、习俗相异的黎族人杂居。在海南的三年间，苏过除了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外，也像在惠州时一样，在东坡的指点下，读书作文，从未间断。而更可贵的是，他注意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活，了解民间疾苦，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文。如他写的《怀惠许兄弟》诗，记述了海南当地的风土人情，还特别提到了与当地人民的友情：“椰酒醍醐白，银皮琥珀红。伧狞醉野獠，绝倒共邻翁。莳芋人人送，囷庖日日丰。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丛。海疍羞蚶蛤，园奴馈韭菘。槟榔代茗饮，吉贝御霜风……”岭海七年，苏轼父子以读书、著述、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苏轼在海南“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食芋饮水，以著书为乐。”苏过在儋作《志隐》，深得苏轼嘉赏。四十五岁时又作《〈志隐〉跋》，说《志隐》为“效昔人《解嘲》、《宾戏》”之作。“昔人”指的是杨雄、班固。可见苏氏父子所效之人，皆以文化自守，以著述为业者。岭海时期，年轻的苏过读书不辍。苏轼《与徐得之》云：“儿子过颇了事，寝食之余，百不知管，亦颇力学长进也”。又《和陶渊明园田居诗》引曰：“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诗》六首，乃悉次其韵”。读、和陶诗，是苏轼父子谪居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又《与程秀才》书云：“儿子到此（儋）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苏过《借书》诗也记述了以客主问答的形式，揭示了将终老海南、不图仕进的主旨。此事：“借书如借田，主以岁月计。常恐遗地力，敢有不敛穧？便便五经腹，三冬良可继。倘有愧寸阴，得无讥没世”。借读而整部抄写，可见其勤奋。观其笔记《书田布传后》、《书周亚夫传后》、《萧何论》、《记交趾进异兽状》、《书二李传后》、《读楚语》、《书张骞传后》、《东交门箴》等文，更知其读书之精深。谪处蛮荒之地而如此勤学，乃知文化何以钟于苏门矣。据朱弁《曲洧旧闻》载，苏过读《南史》，东坡卧而听之，因论粪土因人而贵贱之理。此亦当为居儋之事。苏轼《与元老侄孙》书云：“海外亦粗为书籍，六郎不废学”。又据《苏过墓志铭》载，苏轼命过作《孔子弟子别传》，可见苏轼谪居教子之一斑。苏过到海南的次年所写《志隐》一赋，以客主问答的形式，揭示了将终老海南、不图仕进的主旨。作者假客人之口，描绘了海南环境之恶劣，劝说主人正当年轻有为之际，应力图仕进，做钟鸣鼎食之谋。而主人则列举仕途的艰险，极力描绘海南山川秀丽，物阜民淳。不难看出苏过已和父亲一样，已深深爱上美丽富饶的海南岛，正如苏轼诗所言：“海南万古是吾乡”啊！
元符三年（一一OO年）苏轼遇赦北归，次年六月父子二人回到常州，历尽沧桑，万里归来仅月余，父亲便溘然长逝，自然令苏过兄弟伤痛不已。次年，苏过兄弟迁葬父亲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郏城县小峨眉山，苏轼遗言有云：“尝爱郏山形胜类其乡，遂有终焉之志”。他选中小峨眉作为葬地主要是因为此处似家乡峨眉的缘故。为了看守父亲坟墓，苏过便移家汝州，从此长住在那里。苏过于父丧期满后，本可再图仕进，但当时蔡京当权，不准元祐旧臣子弟在京城任职，纵有盖世才华，也不为朝廷所用。后来虽于四十一岁时，做过太原府监税；四十五岁时做过颍昌府郾城知县，终因党禁关系而被罢免。苏过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三度出仕，实则两次为官共七载。而不论在官还是居家，都不曾改变厌仕而慕陶的情怀。这是颇具宋人特色的精神现象：厌仕而不弃，学陶而不隐。既要吃饮，又要安顿心灵。宋人学陶主要是学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脱平淡的处世情怀，任真率性的生活态度，“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风。这或许与宋人儒、道、释兼融的文化态度有关。苏过晚年回到颍昌，“营造湖阴水竹可供玩赏者数亩”，这年为宣和辛丑年（一一二二年），苏过50岁，恰好与陶渊明居斜川时同一甲子。故将家居之地命名为小斜川。苏过受父亲《和陶诗》的影响，十分仰慕陶渊明，故号斜川居士，以明其志。他在《小斜川诗序》中写道：“予近卜筑城西鸭不陂之西，依层城，绕流水，结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读渊明……畸穷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略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叹兹事，取其诗和之。”从此便过起诗酒自娱、耕读课子的隐居生活来。而这种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却非常短暂。后曾出任代理河北定州通判，任期仅半年时间，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即病逝于行道中。苏过安葬于河南郏县东坡墓地之东南，晁补之为之作墓志铭。
苏过诗中的怀人之作，情真意切，哀而不伤。如《将至五羊先寄伯达仲豫二兄》，先写党内与二兄分离时的悲伤、怀念，后写将归的欣喜。石后面部分写道：“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岂知羌村晚，惊拜杜陵老。干戈虽事异，欢喜动夷獠。山川旧凄惨，云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风不堪扫。”他的唱和诗，也不是一般性的应酬文字，而是抒胸臆，叙友情，乐田事，悯农耕，多属言之有物。苏过的诗歌中，抒怀诗作不少，他总是不加掩饰的吐露心声，直抒胸臆。我们知道，自古隐逸者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仕禄而求自由，而苏过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许多年来，他早已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问题的迫切，因而学陶的同时常常流露出生计艰难的感慨。他在《和叔宽赠李方叔》中吟道：“谁令三径荒？投老食屡艰。……不求桑榆暖，乃慕桦桂寒。学稼虽可贱，乐志良独难。当观五鼎食，不异瓢与箪”；在《送伯达兄赴嘉禾》诗中吟曰：“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五载卧箕颍，分甘一廛氓。 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 。苏过《次韵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是其诗中最具渊明风神韵致之作：“春阴翳薄日，白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倘遂北海志，余事复何求”。此诗得意处，也可以说“不甚愧渊明”了。又如他对自己最后十年的官场生涯，那种厌仕思想和思归情怀，在诗中就做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初入仕途，他的体会是：“我生江海上，性与鱼鸟逸。端来入世网，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漂零如逆旅”。他盼望这种违心的仕宦生涯早日结束：“何时脱缰索，着我林泉帽”“安得浪漫游，时解冠带缚”“身作三年客，愁随万点鸦。家书空系雁，灯信未沾花。万里寻归计，柴桑似有涯”。《和赵承之竹隐轩诗》极言厌官思隐之意：“莫将不赀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径足，何时赋归田？陶令甑无栗，阮公不言钱”。然而迫于生计，他又不能弃官归去：“我恨营口腹，敛板惭妻孥。三径未及归，高卧子不如”。同僚诗友任况之将“返旧庐”，他徒自羡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见驱。一坠世网中，局促辕下驹”这种违心又无奈的小吏生涯对他来说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气不敢出。谓当哭途穷，何当折腰膂……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组。端如赴缧囚，坐受狱吏侮”。后来苏过回忆这一段生涯，仍有“簪裳如缧囚，我生三年系。一落尘网中，遂负山林志……凄凄百僚末，举首触嗔忌。早知折腰恶，谁敢朱云吏”之叹。他在罢太原监税不到一年，又奉敕命知郾城县，在任四年多，他觉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样被驱使：“我方处世如铅舂，自知冠冕久不工”。
苏过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隐》赋，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他在惠、儋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因为庄与释是他终生的精神伴侣啊。苏过的赋除《志隐》外，《思子台赋》和“飓风赋”，已早行于世。《思子台赋》系就汉武帝错杀太子据，后又作“归来望思之台”以级寄哀思一事加以评论铺叙而成。赋中对汉武帝的多忌、暴戾、嗜杀，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挞伐，许多大臣“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并上至秦皇，下及晋惠，他们三人“皆信谗而杀子，匿奸而败国，各筑台以寄哀，信同名而齐实。”这是一篇历史评论方面的赋，颇负盛名。另一篇《飓风赋》，绍圣二年作于惠州，因飓风而论“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的相对之理，借大鹏以示不忧不惧之意。作品描写海域飓风的发生、发展、结束等几个阶段的景象。写飓风的先兆是“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接写飓风初来之迅疾；既而写飓风来势异常凶猛；再写飓风去后人民修墙补屋，相互慰勉；而飓风停止后则是“山林寂然，水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广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事后，回顾当时的惊惧失措，又自我解嘲说：“均大块之癔气，奚巨细之足辩，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而赋的重点则在飓风正盛的部分，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形象是辞藻，众多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写，表现了飓风声势之大，威力之猛，其夸张铺叙手法，并不亚于汉赋。
苏过的散文写得很好，保存至今的有百余篇。其中的史评史论，彰显了苏过的才气和独到的见解。《萧何论》针对“萧何请以上林苑以与民，高祖大怒而械系之，以付廷尉”一事进行评论，认为刘邦疑忌萧何，真正的原因是萧何智大功高，怕其名望超过自己不好驾驭，“有可疑之势”。就找个借口，把这位开国功臣、治国良相“械系之廷尉”。苏过由此慨叹“功臣之难，自古而然”。文章引用充分的论据，笔酣墨饱，说服力极强。《书周亚夫传》，列举事实说明亚夫逊而能文，任重道远，可谓“真宰相”。“人能轻千金之躯，以任天下之重，祸福不惧，生死不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苏过的传记散文《王元直墓碑》，写其舅父王元直的生世经历，为我没娓娓道来，情真意挚，感人至深。苏氏父子在海南时，常与黎族同胞同饮共醉，并接受他们的馈赠，和睦相处。因为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苏过对当权者所采取的一味镇压、盘剥当地少数民族的政策十分反感，写了一份长达二千余字的《论海南黎事书》。在这份时事政论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自治”的说法：“为执事计者，上策莫如自治。当饬有司严约束，市黎人物而不与其直者，岁倍偿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赂者，不以常制论，而守令不举者，部使者按之……”明确主张朝廷应严禁官吏刻剥黎族同胞，惩办那些贪赂行奸、残民自肥的地方官吏，让其实行自治，自我管束。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篇论及海南黎族政策的文章。这与苏东坡所主张的“汉黎一家”的进步民族观一脉相承。东坡诗：“咨尔黎汉，均是一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民族平等观念，并盛赞黎族同胞：“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父子二人以平等的姿态观察民族问题，提出了封建时代十分难能可贵的“抚黎”政策。
苏过有诗文集《斜川集》传世，据《宋史》记载有二十卷，经“靖康之难”，至南宋已散佚过半，十分可惜，现仅存六卷。四川眉山人为纪念三苏父子，对苏过的德操和文学成就不能忘怀，故于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镂版《三苏全集》。该雕版实际上包括苏过的《斜川集》残卷三册六卷，其中遗诗五十三首、文十五篇。三苏祠今存有一九九六年版、舒大刚等编著的《斜川集》10卷。眉山试院(今苏祠中学)大门前有对副联：“千载诗书城，坐修竹林中，尽饶佳士；四贤桑梓地，问斜川集后，谁嗣高文?”用此联激励眉山仕子。其中“四贤”，即指三苏父子和苏过，该联现悬挂于三苏祠西大门。苏过生不逢时，未能很好第发展自己的才华，后人深为之惋惜。清人赵怀玉在《校刻斜川集序》中说：“……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之下。惜乎身处末流，仕又再黜，坎坷道死，不获措其蕴于天下，是则才人之不幸夫！”然而即使如此，在宋代，苏过仍不失位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就非常推崇苏过的诗文，只不过他的文学成就，已被父辈辉煌的光芒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