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②

　　梅娘
　　现代女，1920年生于，长于一个仕宦大家庭。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孙敏子、柳青娘、青娘、落霞等笔名，早年丧母，梅娘谐“没娘”之音。
　　11岁考入吉林省立女子中学，17岁出版中学时期习作集《小姐集》，随即赴日本求学，20岁出版《第二代》，其创作由单纯描写“小儿女的爱与憎”发展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1942年归国，受聘在北平《妇女杂志》任职，先后在《大同报》《中华周报》《民众报》《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华文大阪每日》《妇女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并结集为《鱼》《蟹》出版，在华北沦陷区影响广泛，分别获得“大东亚文学赏”的“赏外佳作”和“副赏”。当时有人评论说：“不仅在满洲，在当今的华北，梅娘也是首屈一指的一流作家，创作历史已近十年，是真正地献身于文学的女性，她那丰富的创作力在当今的女作家中很属罕见。而且，不仅在创作，还在译著，可以说梅娘的文学前途无可限量。”（1942年大连《满洲女作家短篇作品选》评语）由于沦陷区特殊的文化氛围，梅娘的创作如张爱玲一样，只能站在女性与弱势群体的立场，以“一种女人的郁结”，讲述残破的男女情爱故事，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压抑和社会不公，“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纤巧细腻之笔，悲天悯人之怀，诉哀矜凄婉之歌。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
　　抗战结束以后，政治风云的变幻影响梅娘至深：从1948年到1978年，她先后在北京、东北、台湾、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虽加入了北京市文联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却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开除公职16年，完全靠干各种零工粗活维持一家三口的生存，再经历了亡偶、丧女、折子之痛，她最终失去了创作的权利。
　　1978年平反，梅娘回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她“以极其复杂的心绪”，拿起笔重新投入散文创作：“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先后在香港、上海、深圳、吉林、北京等地一些报刊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游记、杂感文字，“那文字别具魅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二十多年的苦难，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但也使她的话语少有浸染仍保持着原有的生气和明敏。”（邢小群《人间事哪有那么简单》）从90年代开始，她的作品重新出版，逐渐获得读者与研究者的喜爱和认同。1997年，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至今笔耕不辍。
　　梅娘，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对于今人略显神秘的作家。这位成名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拥有“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誉。然世事沧桑，新中国后的梅娘，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近日，85岁高龄的梅娘先生出版新书《梅娘近作及书简》。书中汇录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有关于赵树理、萧红、张爱玲、关露、遇罗克、刘索拉的描写，以及致丁景唐、丁东、成幼殊、釜屋修、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文字炉火纯青。而这位文坛奇女子“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也都在这本书中。”
　　这是一位出土文物般的作家———梅娘，原名孙嘉瑞。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沦陷区文坛有两位文学才女光芒照人，一位是成名于上海的张爱玲，另一位便是在北平成名的梅娘，一时有“南玲北梅”之誉。
　　然而，梅娘却很快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几十年以后，这位曾被打为“汉奸”、“右派”的作家终被平反，她恢复了写作的权利，也开始在文学史上“复活”。1997年，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她的大幅照片，如今也高踞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板的醒目位置。
　　往事并不如烟。关于自己在抗战时期，以及反右和‘文革’时期的经历，今年85岁的梅娘先生并不刻意回避。而她至今笔耕不辍。今年8月，《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出版，书中汇录了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文字别具魅力，炉火纯青。
　　“我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都在这本书中”。梅娘这样说。
　　现代文学史“沦陷区作家”里，梅娘是依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她，谈到自己的童年经历及青年时期经历过的那场战争，平静的语气陡然换为激动。
　　“说起我和日本，真是恩怨相叠”。梅娘回忆道，她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但是，那场战争，让我家破人亡。”
　　出身豪门的梅娘刚两岁，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经受了失亲之痛的她，长大后自定笔名“梅娘”，取谐音“没娘”。
　　梅娘之父，是东北实业巨子孙志远。“九一八”事变，粉碎了他实业救国的壮志。不久，孙志远拒绝受聘担任“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举家辗转华北，他联络石友三、韩复榘等各地军政大员共谋抗日，终无结果，后被迫回到被日军占领的故土。1936年，孙志远在忧愤中病逝。这一年，梅娘16岁。
　　孙志远生前好友张鸿鹄（周恩来好友，周总理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的名诗即是赠给他），时任哈尔滨电业局局长，他说服了孙家，送梅娘赴日留学。
　　梅娘进入东亚日本语学校高级班学习。创办该校的松本老人，是个中国通，一直反对日本侵华。松本老人对梅娘说，“日本进满洲，是趁菩萨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给菩萨的油豆腐”。梅娘后来回忆，“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正当梅娘坠入书海，勤奋阅读鲁迅、郭沫若、朱光潜、邹韬奋、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时，卢沟桥的炮声使她坐不安席，彷徨无措。此时，梅娘认识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二人开始了为孙家所不容的自由恋爱。
　　孙家断绝了对梅娘的经济援助，但这并没有动摇梅娘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信念，她选择随柳流浪。“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梅娘和柳龙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战作家。与此同时，梅娘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国之痛。“残酷野蛮的战争，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我的好朋友澄子，我善良的山口妈妈，包括那从遥远的烽火后方运中国书来京都的日本经理，我确信，他们都不需要战争。我不知道战争怎么才能结束，在异国的星空下，我的心困惑地战栗着。”
　　1942年，梅娘发表《鱼》、《蟹》及大量短篇小说，她的写作在这一年达到巅峰。当时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被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青年女作家。
　　对梅娘的作品，已经去世的北大教授、知名学者张中行评价甚高，“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泉认为，梅娘的小说“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实现了梅娘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目标。她对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女孩子的状况做了真实的描述”。
　　1942年成名的梅娘，其时才22岁。而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却也都在这一年埋下伏笔。
　　正是这一年，梅娘与柳龙光回北平定居，她受聘北平《妇女》杂志做编辑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
　　这一年，梅娘怀上了大女儿柳青，6年后，柳龙光遇海难身亡，梅娘从此与孩子相依为命。
　　1957年，梅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力被剥夺，被送进地处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她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福利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时，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梅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间的梅娘。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她，重新浮出水面。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炼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着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