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②
屠隆的诗文,追随的'文须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他是'末五子'之一。史传称他'诗文率不经意,一挥而数纸'。王世贞评说,其诗有天造之极,文尤瑰奇横逸。现知屠隆著有《栖真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等,然其中佳作不多。 屠隆又精通音律,家有戏班,曾登场献艺。还曾校订《西厢记》,颇多独创之处。他的有关度曲的论述,沈宠绥编《度曲须知》时,'稽采良多',所著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3种,总名《凤仪阁乐府》。《昙花记》写唐木清泰弃官求道,苦修10年,与妻妾均成正果事。《修文记》写蒙曜女湘灵学道成仙,封'修文仙史',在她劝导下,一家潜心修道,共占仙班事。这两部传奇,正如《昙花记凡例》所说,'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其中指奸斥佞,也是为了阐发佛理,'狠下轮回种子'。名为传奇,实为法曲,无积极意义。《彩毫记》主要写大诗人李白,配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其中也有崇尚道释内容,但主要人物李白,藐视权贵的性格和气质,刻画得比较成功,体现了作者逸才慢世的创作心理。在表现艺术上,屠隆的传奇戏曲虽声称'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昙花记凡例》)。其实,则是关目芜杂,结构散漫,文词典雅华丽,所以有人批评说'其(《彩毫记》)词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徐麟《长生殿序》),《昙花记》是'学问堆垛'(祁彪佳《曲品》)。这说明屠隆的传奇继承了骈俪派的风格。不过在体例上有创造,有时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凤仪阁乐府》在屠隆生前,曾大行于世,但流传后代者,只有一二散出而已。
屠隆尚有《安罗馆清室》、《考□余事》等杂著传世。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杀的有之,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寿终正寝的有之,但死于“梅毒”这种风流病的,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却是第一个。可以说,屠隆风流出格,放纵自我,肉欲横流,与桃花柳杏厮混,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明朝是个出才子的年代,大凡才子难免都要风流些。如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情爱,在当时皆被传为佳话;就连抗清英雄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同他们相比,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屠隆,(1543—1605),字长卿,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郎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长卿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明史》记载他“生有异才”,为人豪放,纵情诗酒,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名列“中兴五子”。他坚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的戏曲创作主张,他的“诗有天造之极,文友瑰奇横逸”,他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屠长卿的风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创作形式上,他专爱写男子弃官求道,最终与美妻爱妾修成正果的传奇爱情故事,尤其是他在与一位候爵夫人有了暧昧关系以后,便开始进一步描写一些淫荡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几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争议;其二,在个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欢搞“同性恋”,而且还广“蓄声妓”,整日和妓女厮混在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中,不难想像出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极端放纵。
长期沉溺于男欢女爱,整日纵情于声色之乐,在给屠长卿带来创作灵感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万历十二年,时任礼部主事的屠长卿,因为在张居正的大丧期间招惹风尘女子,有失朝庭官员颜面,而被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削籍回家。削官后的屠长卿,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为更加放荡不检。他以超出一般人轻佻之举,整日出没于烟花柳巷之中,游戏于风尘女子之间。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卫生理念,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在把感情寄托到妓女身上的同时,妓女也就把“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屠长卿死的前一年,汤显祖把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的一组七绝,寄给了时在病中的屠长卿。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旧时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这位死于性病的风流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罪恶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淫乱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五杂俎》记载:“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性本来就风流的屠长卿,能不会更加出格的风流吗?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频繁更换性伙伴,极易造成深层次的交叉感染,在没有任何性病防御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死在“梅毒”这种风流病上,是迟早的事情。“戏寄十绝”中的这个“戏”字,可以看出屠长卿患上“杨梅大疮”,极像是一件值得称赞的风流韵事;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最起码在屠长卿的好友汤显祖看来,性病在当时社会如同感冒发烧流鼻涕一样,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见病。然而,屠长卿不但病得不轻,而且极其凶险,一年后屠长卿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