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为学术主旨，始终能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并力图贯穿古今，统摄诸家之学。他曾自我评价，从家庭传统来说他是一个儒家，从气质上说他是一个道家，从宗教启示上说他是一个佛教徒，从教养上说他是西方的。他把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新儒学看成中国哲学的四大传统。他不同意宋儒所强调的“道统论”。他认为现代世界因高度物质化而丧失了宗教精神和哲学智慧，主张落实儒家的人生价值，以不断提升生命的意义，从而达到拯救现代人类的目的。
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方东美是一位独具一格的人物。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转折指点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他深入中西哲学的堂奥，融汇百家，又最终回归于中国文化本位，并创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哲学系统。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可谓《易经》的创造性诠释与发展。方东美以生命为中心建构他的本体哲学架构，是与《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原理相契合的。方东美在《哲学三慧》里，由“无名之指”衍生出“情理二仪”，此由“太极无名”而显现的“情理二仪”实为本体所涵泳，两者各自体现了本体系统的原始意象。“无名之指”作为生命与世界的根源可彰显为不同的本体观念，换言之，人类心灵中蕴涵一种本体智慧，世界各民族的哲学创造与文化精神即为此种智慧所范导。他重点论述了中国、希腊与欧洲三种文化类型，加之后来论到的印度，他基本上把世界文化剖分为这四大传统，并断认世界文化的前途在于诸种文化多途并进和浑融互洽的演进中。方东美欣慕于中国古代哲学所臻至的完美与高度，力主中国哲学与文化应回复先秦儒家道家健康饱满的生命精神。他吸纳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思想，又揉合现代西方柏格森、怀特海哲学，乃至古代华严哲学，并以儒家的《易经》哲学贯通之。
著作
1、《中国人生哲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科学哲学与人生》，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
3、《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3
4、《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
5、《生生之德》，方东美先生全集编纂委员会编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6、《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
7、《方东美先生演讲集》，4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
8、《哲学三慧》，台北三民书局，1984
9、《坚白精舍诗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
10、《实验主义》，(英)莫越(D.Murray) 著，方东美译，上海中华书局，1920
11、《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孙智燊 译，台北成均出版社，1984
12、《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
13、《中国人的人生观》（中文），台北幼狮文化，1980。
14、《方东美先生全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
生平年表
1899年2月9日 方东美先生生于安徽桐城县。1902年 3岁 始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
1913年 14岁 入桐城中学。与后来在美学、文学批评方面卓然成家的朱光潜先生同学。
1917年 18岁 考入金陵大学预科第一部。
1918年 19岁 升入文科哲学系。在校期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会长、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总编辑、学生学术团体“中国哲学会”主席。
1919年 20岁 与北京南下的学生代表段锡朋、周炳琳、陈宝锷接洽，参与发动了南京的五四运动。
11月初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为南京“少中”分会发起人之一。先生晚年致秦贤次先生的信中就南京“少中”会发起一事写道：“金陵大学少中会员最早为黄仲苏、方东美、赵叔愚。……民国七年七月，少中在北京筹备成立后，王光祈、陈愚生经曾慕韩之敦促，南来至南京会晤左舜生、黄仲苏。盖曾、左、黄、李（动椿）旧为上海震旦大学同学。因此之故，王光祈、陈愚生抵南京后，左舜生（时在黄仲苏家教书）、黄钟苏即约方东美、赵叔愚至其家集议筹组少年南京分会。”（引自秦贤次《方东美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见杨士毅编《方东美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12月版，第36—37页。）
当年，先生于“少中”所办杂志《少年中国》上发表《柏格森“生之哲学”》（一卷七期）、《唯实主义的生之哲学》（一卷十一期）等文。
注：“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成立于北京，发起人为曾琦（慕韩）、王光祈（若愚）、周无（太玄）、陈*（愚生）、张梦九、雷眉生、李大钊。 “少中”受启于“少年意大利”、“少年土耳其”运动，立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标举“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作风。“少中”存在期间，先后有120余人入会，诸如宗白华、高君宇、邓中夏、张闻天、刘仁静、恽代英、毛泽东等，都曾是“少中”会员。
1920年 21岁 1月，“少中”会另创《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分会编辑，先生任该刊总编辑。是年，在《少年中国》月刊发文《詹姆士底宗教哲学》（二卷十一期），在《少年世界》发文《美国群学会的年会》（一卷三期）、《国际间两大学术团体》（一卷十二期）及译文《一九一九年之俄罗斯》（一卷四期）、《罗素眼中苏维埃的俄罗斯——一九二O年》（一卷十期）。
6月，译成《实验主义》（D.L.Murray著）一书；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名“方东英”。
1921年 22岁 7月1—4日，参加“少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会上，在讨论“学会宗旨及主义问题”时指出：“我的意思，亦只赞成能有一个明确的宗旨便好了。我们对于学会，最初只是非理智的爱悦，那是学会诗的时代。其次各就已见，对学会宗旨加以悬想的解说，那便是学会旧哲学时代。从今以后，要入学会的科学时代。学会宗旨与事业，均须有个明确合理的解释，我信原定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规定得很好。这已指出学术不能分开，而且果有益于社会，为学亦活动之一种。少年中国是纯洁而多方的。学会但能为她有一点一滴的贡献，便无愧创造少年中国的话。”（见《方东美先生纪念集》第41页）
8月12日，搭乘“中国号”海轮赴美留学。赴美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当研究生。
1922年 23岁 夏，以论文《柏格森生命哲学之评述》获硕士学位。秋，为研究黑格尔哲学转学至俄亥俄州立大学。
1923年 24岁 春夏之交，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金陵大学校友陶行知、赵叔愚是其中骨干，“少中”同人多有参加。
秋，回威斯康辛大学修博士学位课程。
1924年 25岁 夏，以论文《英国与美国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通过博士学位考试。因仓促回国，未依规定将论文正式出版，没有取得正式博士学位证书。
回国后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现武汉大学前身）副教授，主授西方哲学。十月，曾琦、张梦九、左舜生、陈启天等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方东美依其在“少中”一届年会上的主张，婉言拒绝加入“醒狮社”。
1925 年 26岁初春，与同在武昌师大任教的李璜应左舜生之邀赴沪，在“醒狮社”社址与“少中”部分同人聚会。会上，主张共产主义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等人与提倡国家主义的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杨效春等争辩激烈，终至不欢而散。当时，先生与王崇植二人为中立者。后先生在《苦忆左舜生先生》一文述及这次辩论，其中写道：“双方争至激烈时，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在座者王崇植与余向主少中系一学会，其根本立场应超然独立于一切政治权力斗争范围之外，目睹此情此景，心已破碎，因起坐哀求双方平心静气，暂时恢复友悌情分，握手言和，了却少年中国一段公案。……迟之又久，双方始悻悻散去，只余舜生、崇植及余相对欷*而已。”（见《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5月版，第303页。）
是年9月，任南京东南大学哲学教授，至1927年。时与李证刚先生、宗白华先生、何兆清先生等为同事。
1927年 28岁 是年春，唐君毅先生自北京大学转学至东南大学，与程石泉先生同为先生弟子。不久先生转任中央党务学校（后易名为中央政校、中央政治大学）哲学教授至1929年。从是年起兼任金陵大学哲学教授。
2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书前五章竟稿。
10月22日，与谷正纲、段书贻等抬着前一天被李烈钧下令开枪打死的学生袁大煦棺材游行请愿，致使李被迫下台。
1928年 29岁 与高芙初女士结婚。
1929年 30岁 任国立中央大学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至1948年，其中先后有十二年时间为中央政治学校兼课。10月14日长子方天华出生。
1931年 32岁 论文《生命情调与美感》发表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一卷第一期。
1932年 33岁 2月2日次子及三子方天觉、方天倪生。
1933年 34岁 8月31日，女方天心生。
1936年 37岁论文《生命悲剧之二重奏》（希腊与近代欧洲生命悲剧之讨论）在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成立会上宣读。2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此书是对希腊及近代欧洲思想发展流变趋势的探索与批评，《生命悲剧之二重奏》作为该书的第六章发表。
1937年 38岁 4月8、10、13、15、17、20、22、24日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在中央广播电台分八次为全国青年演讲中国人生哲学，后辑为《中国人生哲学概要》一书。是年任中国哲学会理事，并于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宣读论文《哲学三慧》。
9月，先生的博士论文原稿及藏书俱毁于战火，10月，随中央大学迁居四川重庆沙坪坝。
1938年 39岁 以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主任职兼任哲学研究所所长至1948年。在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宣读论文《东西方智慧类型》。6月19日重庆版《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出《哲学三慧》。
1939年 40岁 研究《周易》，撰成《易之逻辑问题》一文，后收入《易学讨论集》，由长沙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
1940年 41岁 先生早年弟子唐君毅来中央大学任教。当时在中大哲学系任教的同事尚有宗白华、李证刚、何兆清、陈康、熊伟、胡世华诸先生。
1941年 42岁 代中国哲学会题诗挽泰戈尔，后收入《坚白精舍诗集》中。
1942年 43岁 元旦作诗《自题小影》：乾坤等量含元气，日月齐光烛妙门。虚廓谷神成一我，怡情放志入真源。
是年左右，曾致函熊十力先生讨论佛学。
1943年 44岁 元旦发表《行香子》以抒怀。
早年弟子唐君毅先生与谢廷光女士结婚，先生赋诗庆贺。
1947年 48岁 夏，先生赴台湾讲学，与谢东闵、许恪士先生等游草山（后改称阳明山）。
1948年 49岁 9月任台湾大学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50年后不再任系主任，其哲学教授职任至1973年退休。
1949年 50岁 先生于年达五十并结婚廿周年时吟诗抒怀。陈含光先生（先生早年弟子陈康先生之父）援太白诗境书“龙抒山水”赠先生，先生赋长诗酬答。
1950年 51岁 元旦题诗抒达胸臆。
1951年 52岁 约在是年，在蒋中正氏设宴招待部分大学教授的席上发表题为《黑格尔哲学的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的论文。该文后来收入1956年由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出 版的《黑格尔哲学论文集》中。
1953年 54岁 台湾重组哲学学会，先生任理事（至1958年）。
1955年 56岁 兼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至1957年）及台湾东吴大学教授（至1959年）。
1956年 57岁 获台湾方面教育部颁赠的优良教授服务绩优奖状。
1957年 58岁 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中国人的人生观》。
1959年 60岁 应邀赴美讲学。9月应美国南达科州州立大学之聘为该校哲学访问教授。
台湾虹桥书局重印《科学哲学与人生》。
1960年 61岁 2—6月，应聘为美国密苏里大学访问教授。
在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大学神学院演说《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并继续在美国各处大学演讲中国哲学。
1961年 62岁 题诗祝贺中央政治大学三十四周年校庆。
1964年 65岁 6月至8月8日，出席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四届东西哲学家会议。6月30日在会上宣读论文《中国形上学中的宇宙与个人》。论文引出各国学者对先生的极高评价。大会发起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查理摩尔教授说：“我今天才知道谁真正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专家麦克慕兰教授说：“真未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其英文之造诣如此优美典雅，求之于当世之英美学者亦不多见。”日本禅学大师、年逾九旬的铃木大拙品评先生的论文“冠绝一时，允称独步，不愧精心结撰，压卷之作。”（孙智燊：《言有尽，愿无穷》，转引自杨士毅编《方东美先生纪念集》第83 页）。
是年秋，美国密西根大学聘先生为客座教授，主讲《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东西比较哲学》等研究院专题讨论课程。
同年，获台湾方面教育部颁赠的优良教授服务40年绩优奖。
1965年 66岁 美国密西根大学坚请先生续任客座教授一年。《科学哲学与人生》由台湾虹桥书局再版。是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评审委员（至逝世）。
1966年 67岁 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期满，离校时该校校长设宴饯行并赠以“最杰出的客座教授”衔。
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以年薪近两万美金聘先生讲学，先生固辞。遂东归讲学于台湾大学。有感于岛内中国哲学教育之不足及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诸多误解与隔阂，在台大专开《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讲座，并着手以英文撰写专书。
自是年10月起，在台大哲学系讲授的课程有“魏晋玄学及隋唐大乘佛学”、“宋、明、清新儒家哲学”、“中国大乘佛学”、“科学与哲学”等课，直至1973年退休专授中国哲学。
1967年 68岁 由“原始儒家”开始，继续以英文撰写《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第四届东西哲学家会议论文《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收入《中国心灵》一书，由夏威夷大学出版。该文由孙智*先生中译刊于《哲学与文化》。
1969年 70岁 七十诞辰（夏历二月初九）时，作诗《寒梅不花》。6月22日，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东西哲学家会议上宣读论文《在哲学、宗教与哲学人类学中之人之疏离问题》。次年，该文由台北文物供应社出版。
1970年 71岁 教师节时应邀在孔孟学会演讲《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及创造》，后由郭文夫先生整理发表于《哲学与文化》第廿二期。
1971年 72岁 10月15日及20日在台大文学院宣讲《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后由郭文夫整理发表。
是年先生讲述印度哲学源流，倡“一源、一支、二本、三流、六派”之说。
1972年 73岁 6月14日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论文《从历史透视看王阳明哲学精义》，后刊于夏威夷大学出版的《东西哲学季刊》1973年第 1期及第2期。另，该文由孙智*先生译成中文，刊于1978年7月18日及25日的《中央日报·文史周刊》。
11月2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演讲《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
11月中旬，以台北举办的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演讲《诗与生命》，刊于《亚洲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后由孙智燊先生译成中文，刊于1978年7月13日《青年战士报》的“方东美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
1973年 74岁 6月8日从台大退休，恰是先生从教讲学五十周年。是日晚先生各期弟子集聚台北耕莘文教院举行纪念茶会。会上，先生手持蜡烛分传弟子并作即席演讲。演讲词后经整理，以《传灯微言》为题收入先生逝世后出版的《方东美先生演讲集》中。
9月，应台湾辅仁大学之邀，担任该校哲学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
1974年 75岁 元宵作咏梅诗，诗云：“浩渺晶莹造化新，无云无霰亦无尘，一心璀璨花千树，六合飘香天地春。”
7月，应国学研究会之邀演讲《儒家哲学——孔子哲学》。讲词经整理收入六年后出版的《方东美先生演讲集》。
1976年 77岁 《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一书经长达十年之久的精心结撰终于竟搞。原拟是年秋赴美洽商出书事宜，后因考虚到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课程，将行期推到寒假之后。这时身体忽感不适，迟迟未能启程。
1977年 78岁 （虚龄79岁）1月18日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割治疝气并作全面体检，两天后得知检查结果：左右肺部均发现癌肿，并且已经扩散。鉴于癌细胞已扩散于肺脏及淋巴，割治与照射都已无法施行，医师建议试请中医治疗。2月22日出院回家疗养。
3月， 发表《病中示问疾者并谢亲友盛意》：“众生未病吾斯病，我病众生病亦痊。病病惟因真不病，重玄妙法洽天然。”刊于是年《哲学与文化》5月号。
6月口述遗嘱，捐赠全部藏书，并嘱家人及弟子：“不发讣闻，不发丧，不收礼。没有任何形式的事体”，“从家里换着衣服，送到火葬场把它烧掉，烧成的灰……（洒）到台湾海峡与金门之间 ……一切都清清爽爽的结束。”
7月13日8时40分病逝于台北邮政医院。遗体火化后，长子方天华及早年弟子王升遵遗嘱携先生骨灰葬于金门海域。
1978年先生逝世周年前夕，为纪念先生而建于金门沙美镇的“东美亭”落成。其子弟王*为之撰写碑铭。铭曰：“岳岳大武，金海汤汤，沉潜高明，象德斯藏。於皇先生，有受自天，敦厚淳懿，明道通元。孰是纲维，大易厥旨，如海如山，贯穿百氏。讲学中外，五十三年，沿圣垂文，四百万言。嗟乎！为国为族，再创再造，惟我军民，是则是效。”
学术思想
2008年10月14日，天高云淡、金风致爽。海内外哲学界的专家、学者相聚在美丽的安徽大学磬苑宾馆，高朋满座，群贤雅集，共同见证了我们安徽籍的杰出先贤、“一代诗哲”方东美研究所落成典礼暨方东美学术报告会的胜利召开。安徽大学“方东美研究所”乃全国首家，成立大会由安大哲学系主任、方东美研究所所长李霞教授主持，安大副校长吴春梅、澳洲净宗学院副院长钟茂森为以这位皖籍著名思想家名字命名的研究机构揭了牌。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方东美先生高足郭文夫，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岱年哲学研究会会长刘鹗培，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白欲晓，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束永东等，与全国部分方东美学术研究者等一起出席了方研所落成仪式。华裔学者、新儒家第三代传人、方东美得意门生成中英先生，美国方东美研究所所长孙智燊先生等都发来贺信。
大会上安大副校长吴春梅发表致辞。她说，安徽是方东美的家乡，安徽大学作为安徽省的高等学府成立方东美研究所，不仅在推进方东美学术研究方面意义重大，而且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中西文化会通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钟茂森、郭文夫分别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方东美为中国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郭文夫还特别指出，在方东美的家乡建立方东美研究所，对消解海峡两岸的隔阂、加强两岸学术交流有着重大意义。
仪式结束后，举行了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台湾师大艺研所教授、东美先生晚年高足郭文夫先生主持。与会专家围绕着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形成、价值、研究现状等议题纷纷发表见解，一致肯定方东美“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思想为构建当今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澳洲的钟茂森教授在题为《从方东美华严思想谈构建和谐世界》的报告中，追述了方东美在华严经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剖析了这些成就的现实价值。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钱耕森从弘扬徽学、两岸及中西文化交流、新儒家研究等方面揭示了方东美哲学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国内首位方东美研究专著作者余秉颐，山西大学哲学社科学院教授李安泽，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方东美研究所副所长宛小平等也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安大副校长李仁群教授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成立方东美研究所、开展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有利于促进我校学科建设、提升我校学术水平，对我校哲学系的发展意义尤其重要。他希望新成立的研究所团结吸引海内外的学术力量，坚持开放办所，把方东美研究做深、做强。
方东美先生（1899-1977）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他出生在安徽桐城（现枞阳县杨湾乡大李庄）一个书香赓续的名门望族。曾先后在安徽桐城中学、南京金陵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1924年博士毕业后归国，先后任教于金陵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台湾大学、东吴大学等。方东美先生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位学贯中西、成就斐然、自成体系的卓然大家，其哲学思想在世界哲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饮誉海内外。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查理摩尔教授曾认为方先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日本著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先生也称赞方先生的哲学著述“冠绝一时，允称独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方东美先生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引起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的重视。他毕生致力于学术事业，圆融佛儒道，会通中西哲学与文化，建构了以生命为本体、统摄万有、兼容并包的宏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达到了前人未有的理论高度。
同时，方先生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曾撰有《坚白精舍诗集》，存诗一千余首，并享有“诗人哲学家”之美誉。其“诗哲相兼”的学术气象，情理交融的著述风格，都是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在方东美先生的学术世界中，诗意的叙述与逻辑的体系，形上的理境与形下的灿烂，华美的文采与宏阔的构思，完美地统一在他的著作之中。“讲学中外，五十三年，沿圣垂文，四百万言”，方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艺术世界如华严慧海，广大圆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和弘扬。
方东美研究所由方东美的高足、澳洲净宗学院院长净空法师资助成立。研究所近期任务为筹办刊物、聘请海内外专家做研究员、促成方东美全集在大陆出版，并预备在明年适当时候以方东美诞辰110周年为契机举办东美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
方东美与桐城文化 （安徽 张泽鸿 撰）
1964年6月至8月8日，美国夏威夷大学正在主办第四届东西哲学家会议，6月30日方东美先生在会上用典雅、地道的英文宣读论文《中国形上学中的宇宙与个人》，该论文引出各国学者对先生的极高评价。大会发起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查理摩尔教授说：“我今天才知道谁真正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专家麦克慕兰教授说：“真未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其英文之造诣如此优美典雅，求之于当世之英美学者亦不多见。”日本禅学大师、年逾九旬的铃木大拙品评方先生的论文是“冠绝一时，允称独步，不愧精心结撰，压卷之作。”（孙智燊：《言有尽，愿无穷》，引自杨士毅：《方东美先生纪念集》P83）。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字东英，后改为东美，安徽桐城杨湾（今属枞阳县）人。现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方东美出生于桐城书香世家。方东美先生系出桂林方，中二房，方以智是中一房。东美二哥方琛、号义怀（意槐），是有名的教育家，曾任桐城中学校长，桐城教育局长，一生多在桐城。方东美的《年谱初稿》记载：1899年，他生于中国安徽桐城县大李庄杨树湾（据笔者考证：大李庄杨树湾今属枞阳县义津镇杨湾乡），他父亲是续堂公。孙先生还说，今天公认方先生是“民国以来，我国在哲学上真正学贯东西的第一人”！孙智燊先生称道：“他学问真好。不在中文系，可中文比中文系教授好；不在外文系，可外文比外文系教授好；不在西洋，可西洋哲学比西洋人好；不在和尚庙，可佛学比和尚好。”
孙先生感叹曰，方东美先生本人二十五岁离开家乡之后，没有再回去过。恐怕家乡记得他、知道他、认识他的乡亲朋友已经不多了。其实不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方东美哲学的关注与研究逐渐热起来，近年来大有形成“显学”之势。《方东美集》、《方东美思想研究》的付梓，系列论文的刊出，博硕论文的研究等等，方东美及其生命形上学在华人学术界、甚至西方学界逐渐有了继承人和研究者。
一、桐城的自然、人文环境
方东美出生于桐城。说到桐城，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在1949年建国之前，桐城的地理面积包括今日桐城、枞阳两县区，所以不明白历史的民间总有人提出所谓“枞阳出人，桐城出名”的说法，意在讥讽今日桐城的“有名无实”。的确，桐城历史上的诸多名人如方以智、刘大櫆、吴汝伦、朱光潜、方东美等大多属于今天的地理上的枞阳辖区（旧桐城的东乡与南乡），但是我的看法是，今日桐城与枞阳两地分居的局面是由于行政区域划分导致的，而我们应该将二者看做是一个“桐城文化圈”的组成部分，不要作人为的割裂，这样就可避免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有实无名”的尴尬处境以及两地文化名人籍贯权争夺的纷争。因此，本文探讨的“桐城”文化，是包含桐、枞两地在内的桐城文化圈。
桐城位于安徽省中部偏西南，地处长江北岸，大别山东麓。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山地、丘陵、平原依次呈阶梯分布，属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宜林、宜农、宜牧、宜渔。“桐城”最早得名于唐至德二年〈757〉，因忌安禄山叛唐改当时的同安县为桐城县。桐城最高山峰为华崖山，海拔1065米；桐城最大湖泊是菜子湖，约35平方公里。在自然风景方面，有所谓“桐城八景”——桐梓晴岚，练潭秋月，投子晓钟，孔城暮雪，浮山夕照，枞川夜雨，竹湖落雁，荻埠归帆。山水形胜与人文底蕴相得益彰。
桐城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和集中地。早在春秋时代，即称桐国；公元757年正式建县，公元1996年撤县设市，历时1200余年。其间人文勃兴，代有英才。唐宋两代的曹松、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曹松著有《曹梦征诗集》，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明清时期中进士者就达240余人。其中，明末大思想家、科学家方以智堪称“十七世纪罕无伦比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特别是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雄霸文坛200余年，拥有作家1200余人，创作传世作品2000余种，是中国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作家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享有“天下文章，归于桐城”之美誉。
近现代桐城名人有美学宗师朱光潜，一代大哲方东美，革命家、外交家黄镇，农工民主党创建人章伯钧，计算机之父慈云桂。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中学已是百年名校，目前全市每年向高校输送新生2000多人，高考达线率保持全省领先水平。桐城是黄梅戏之乡，孕育了以严凤英为代表的一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桐城也因此而成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享有“文都”盛誉。自古桐城文化是皖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桐城派作家群桐城人文精神有善于敢于创造革新的传统，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时说：“桐城出了六尺巷,让他三尺又何妨。”宽阔的襟怀开放的视野，是江淮长廊文化为江河湖海文化造就的结果。“八山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家园”典型山区的桐城，成为文化大省安徽的重要文化版图。桐城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桐城是“桐城派”的发祥地和大本营。该地明清两朝读书风气极盛,整个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人科举应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年间,中进士者80人，中举人者165人；清代中进士者154人，中举人者628人。可谓人才荟萃。桐城文庙是桐城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重视读书进阶的象征。
一般认为，曾经因“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而名动天下的桐城小龙山是桐城文化勃兴的发源地。至于桐城文化勃兴的原因，有人提出，是因为桐城距当时的京畿（南京）较近，近水楼台，流风所及；同时兼有枞阳水陆码头为当时商旅云集之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云云。也许这些是文化勃兴的成因（或曰条件）之一，但据此立论则似乎缺少应有的说服力。须知当时的南京周围、沿江两岸，条件优于桐城的当有许多（比如扬州），为什么都没有出现桐城现象？我认为要分析桐城文化兴起的原因，应首先从所谓的“桐城文化”本身入手。需要是存在的理由，更是发展的基础。桐城文化真正兆起，与明末的复社有一定的渊源。方以智、钱澄之辈或以其学识或以其“骨气”为时人崇仰，多少与当时的民族情绪有关，包括清初的戴南山。它反映了明末特别是清初大部分汉人的一种民族（种族）情怀，这从“南山案”中可以看出端倪。桐城的民间传说中，南山（戴名世）的声望比灵皋（方苞）的声望要高出许多，这多少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桐城文派的真正立宗是从姚鼐始，始祖推至灵皋，并不包括成就很高的方密之（以智）和戴南山（名世），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治学的路径和成就的方面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需要的思想内容有了改变。梁任公（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戴南山的史识和文章的组织力大加赞赏，称“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照理说，谈桐城文章不说戴南山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在同一书中，梁启超对方密之也是赞赏有加，并用惋惜的语气称后来的桐城学风不循密之的路走而循灵皋的路走是很可惜的事。后来的桐城派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直至被推为天下文宗，固然与桐城诸杰的成就有关，也与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而着力提携有密切的关系。张英、张廷玉父子分据文华殿大学士，前后掌礼部、户部等多年，张廷玉更是历仕三朝（康、雍、乾），生前爵至侯伯，死后得配享太庙，开清朝立国入关以来诸多的先例，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很令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看，桐城文化应该是在官僚文化与读书传统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文化特色。
另外，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群落，若要兴盛还要有相当的群众文化基础。老百姓最需要的是是生计，是活路。桐城西部是大别山的余脉，土地贫瘠，物产困乏；东部滨临长江，水灾频仍，人口稠密，仅从有限的土地里刨食，显然难以自给。因此，桐城的乡间从古以来手艺人特多，民间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一说。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使士子一夜成名，张英父子、程芳朝、汪志伊等成功的典型，读书致仕，给乡人提供了一条摆脱贫困的的希望之路。于是乡校、私塾大兴，向学求功名者日众，渐渐演变为地方乡风。读书人多了，文化的积淀自然也就厚了，知书识礼便被乡民们奉为雅事，所谓“桐城文化”一脉便慢慢地被承继下来。“桐城文化”让乡间后人受益的也许就是这些。桐城有这样一个传统，家里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即使是封建时代桐城乡间的男人，很少有不能识文断字的文盲，老师在桐城也一直享有较高的地望。
二、起步桐中的方东美
有百年历史的桐城中学真可谓是桐城近代文化教育与人才成长的摇篮，近代以来桐城籍的文化名流大多出自这所晚清名士吴汝伦创办的中学。朱光潜、方东美、舒芜等都曾在桐城中学读书。这所龙眠山南麓的不大校园，于今仍然学子如流，古色古香。
吴汝伦为桐城中学题有一联曰：“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批是“勉成国器”。上联是时间上的目标展望，下联是空间上的中西贯通。百年树人，中西贯通，在朱光潜、方东美等是师身上得到最显著的体现，后来的人才实绩不断印证了这个教育理念。
与庄子、尼采一样，方东美也被称为“诗人哲学家”，诗意的语言与哲学的体系，形上的理境与形下的灿烂，华美的章法与宏阔的构思，是那样完美的统一在他的讲演、著作中。这与他的先天气质有关，也与从小受到严格的文章学与艺术思维训练有关。1902年，3岁的方东美开始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1913年14岁的方东美进入桐城中学读书，直到1917年考入金陵大学预科，他在桐城中学度过了四载的少年时光。方东美在桐中时与后来在美学、文学批评方面卓然成家的朱光潜先生同学。方东美童年即酷嗜庄子等典籍，在中学时对桐城古文也有深究，大他遗憾于桐城文章长于叙事言事，短于谈玄说理。因此他后来没有象朱光潜那样走向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而是走向了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一途。庄子的诗意境界深深影响了方东美以后的致思路径，而传统文化、国学根基以及桐城古文的训练也形成了他华美丰赡的哲学著述风格。
1916年，方东美从桐城中学毕业，考入金陵大学攻读哲学，在校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主编该会机关刊物《少年世界》，发起成立“中国哲学社”，并任社长。1921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写出《柏格森人生哲学述评》硕士论文，获好评。后转入俄亥俄州大学师事莱森，研究黑格尔哲学，完成博士论文《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1924年学成归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到重庆，任该校哲学研究所导师，教学之余从事佛学研究，写出《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等著作。1934年，被推为中国哲学会第四后理事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1948年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教授，继续致力于哲学教学和研究。1961年应邀访问美国，先后任南达柯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密执安大学访问教授。1964年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其论文《中国形而上学中之世界与个人》受到极高评价。1973年6月退休。1977年逝世，根据他生前遗嘱，将其骨灰沉入台湾靠大陆一侧的海湾中。
方东美从事哲学研究与哲学教学50余年，熔铸东西、古今文化于一炉，在海外有“一代大哲“之称。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他主要讲授《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魏晋三玄及隋唐大乘佛学》、《科学哲学与宗教》、《中国大乘佛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传统有四大主潮：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宋明理学。四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三大通性：其一，旁通统贯或叫做‘一以贯之”；其二，不拘于知识而重由知识成智慧；其三，人格的超升。他把佛洛依德以前重在揭示人的理性行为的心理学称为“浅层心理学”；把佛洛依德重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学称为“深层心理学”；而把他自己不断提高生命价值的学说称为“高度心理学”。1987年，方东美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台北市召开“国际方东美哲学研讨会”。中国大陆曾将“研究方东美哲学思想”列为国家七五计划中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项目，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亦相继成立了研究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学术机构。其主要著作有《科学哲学与人生》、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生生之德》、《新儒家哲学18讲》、《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及创作》、《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坚白精舍诗集》等。
一代诗哲方东美殁后，他的不少弟子或后学如成中英、刘述先、陈鼓应等都接连撰文、演讲，由衷地赞叹其师的人格、德行和哲学思想，并表示绍传其学。当代著名思想家，新儒学的巨擘杜维明推许其为“哲学家的风骨”。台湾学者沈清松更称其在真正贯通中西学术的现代学人中，“唯方先生一人”，可见推崇备至。而在九十年代两次由大陆学者编纂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辑要中(分别由方克立、黄克剑主编)，方东美的名字都赫然列入其中。对于一位终生究心于中华学术文化的学人来说，他的身后殊遇，足以说明其平生志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理解和接纳。哲人泉下有知，或可含笑于九泉矣。
1974年元宵节，75岁的方东美先生作咏梅诗一首，诗云：
浩渺晶莹造化新，无云无霞亦无尘。
一心璀璨花千树，六合飘香天地春。
在方东美看来，宇宙大化，生生不已。天地间万物各张其性，一草一木，生香活意，均秉造化之至理,出妙然之天真。就梅花而言，一种平淡无奇的花，并无峥嵘之气象，却几乎集天地之美于一身。她在严寒的世界中孕结生命，在冰雪的天地里商兑姿容，待其千数璀璨，暗香飘溢，寒冬过后，春意无边,似乎能将整个世界过滤。因为宇宙间充满盎然的春意、创造的精神、精进的魄力，哲人诗家，若能禀承天地造化之理，奉持一颗璀璨的心灵，便能化枯朽为生机，达到境界的超越。晚年的方东美，可谓达到了这样的人生境界。
五、东方诗哲方东美与南大情缘
方东美是一代哲学宗师，也是位杰出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在他的人生经历中， 从求学金陵大学，到就职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上台代讲崭露头角
方东美是清初古文大师方苞的十六世嫡孙，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小便熟读国学经典。1917年，十八岁的方东美考入今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哲学系预科第一部。金陵大学成立于1910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素有“江东之雄”的美誉。
在金大，中国经史典籍的课程虽是必修课程，但因为当时教国文的教师大多没有出过洋，在金大的地位和待遇不高，而校方又难以聘到有名的学者，国学教学质量并不高。方东美因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师生中威望颇高。有一次，一位国文教授在课堂上讲授《诗经》，方东美觉得老师有些地方讲得不妥，便提出疑问。老师听他说得有道理，就请他上台代讲。方东美自五岁起便熟读《诗经》，上台后他毫不紧张，从注释、分析到评点讲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从此方东美名声大振。
金陵大学一向重视英语教学,各系科除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采用中文课本外，其余课程一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用英语讲授。因此，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方东美英语造诣也很高。当时哲学系“宗教哲学”这门课的主讲是位曾留学英伦的博士，但这位老师上课刻板，没有新意，台下这群年少气盛又聪明好学的青年学生常常窃窃私语，甚至会有小小骚动出现，让老师十分生气。他不禁质问学生，“你们觉得哪里讲得不好，就上讲台来说。”结果，学生们又一致推举出英文阅读听写能力都不错的方东美。没有任何准备的方东美走上三尺讲台，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赢得了全班同学由衷的赞叹。
方东美在大学里以富正义感闻名，被同学戏称为“方怒美”。在金大期间，能力极强的方东美同时担任了学生团体“中国哲学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学报《金陵光》总编辑。作为金陵大学首份学术刊物，《金陵光》秉承保存国粹，灌输学术的思想，刊登学术论文、时评文章和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重要刊物。而其博采中西之长的办刊宗旨也深刻影响了方东美以后的治学道路。
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后的第二天，北方学生代表段锡朋、陈宝锷、周柄林、刘仁静等纷纷来到南方。而川鄂青年如王光祁、陈愚生、恽代英、余家菊，留日学生田汉、郑伯奇等人也来到南京、上海。这批青年学生计划在宁沪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方东美很自然地成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南下的北方学生代表段锡朋、周炳琳、陈宝锷接洽，参与发动南京的五四运动。当时南方的政界、新闻界和教育界关系良好，要发动学生运动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如果南京不发动，上海、广州和武汉就更难激发响应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方东美等“少中”会员计划，要把有着外国背景的金陵大学当作运动的大本营。
此时，金陵大学的校方也觉察到这一情况。在几个有着留洋背景、但思想狭隘的教授鼓动下，学校宣布，因时局不稳，从即日起开始放假。如果是这样，方东美等人就只能四散回家。在这一关键时刻，方东美带着一大批同学来到一位只懂洋文的教授家里，要他向校长处要求取消放假决定，否则就要打人。方东美的“怒美”把这位教授吓得不轻，连忙答应。由此，南京“五四”运动的大本营稳定了下来。随后，方东美找到数学系的一位同学负责纠察大队，农学院的一位同学负责宣传大队，把学生组织起来，控制了南京鼓楼到下关的交通。第二日运动发动后，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也纷纷加入，于是五四的风潮在南京激烈地鼓荡起来。
和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样,方东美受到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巨大冲击，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到南京讲学，方东美代表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向杜威博士致欢迎词。杜威的演讲给方东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杜威博士在金陵大学教授《西洋哲学史—上古部分》，方东美也正式成为杜威的入室弟子。
金陵大学的求学经历不仅夯实了方东美的哲学基础,也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1921年8月，方东美获金陵大学推荐，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求学，师从该校研究柏格森和怀德海的权威学者、同时也对黑格尔哲学有着深刻研究的知名教授麦奇威，后又追随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雷敦教授，专修黑格尔哲学。1924年夏，方东美以论文《英国与美国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获得博士学位。
自称“毛头小教授”
1924年夏，方东美学成归国。1925年，方东美来到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与李证刚、宗白华、何兆清等人共事。与方东美一起在东南大学授课的有罗家伦、张歆海、韩香梅、余上沅、梁实秋等人。方东美任东南大学教授时，只有二十几岁，年轻气盛，自嘲为“我这毛头小教授”。此后，方东美的二十年少壮岁月都在这所大学度过。
1929年，方东美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兼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教授西方哲学，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哲学与人生”、“西洋哲学史”等课程。据中大哲学系的学生回忆，方东美上课时从不带讲稿提纲，但每次讲完都是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方东美上课从来都面目森严、不苟言笑，不讲半句题外话，因而课上也无什么幽默笑话可以放松，但每堂课上下来都让人感到受益匪浅。解放后整理原中大藏书的时候，还发现哲学系资料室所藏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亚理士多德全集的空白处都有方东美留下的铅笔眉批，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但方东美也并非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他喜作旧体诗，常和当时中大的文科教授们唱和调侃：徐悲鸿、胡小石、宗白华诸人都是方东美诗间好友。
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国立中央大学，方东美逐步确立自己的哲学中心，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富有原创性的哲学慧解渐次发露。1931年到1937年间，方东美发表一系列重要哲学论著。在这些著述中，诗意的抒发与哲学的沉思彼此融合，显示了方东美对中西文化的体验与妙悟，标志着方东美以比较文化学、比较哲学为视角的“方氏”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诞生 。
八次演讲纵论人生哲学
1937年4月，日本侵华势急。七七全面抗战前夕，方东美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通过南京首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大中学生“倾心谈论中国人生哲学”，希望以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来鼓舞全国青年，与日寇作生死搏斗。方东美一共做了八次演讲，每次二十分钟，连续一个多礼拜。讲稿随即由中央广播月刊刊布，并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题名《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免费分赠全国中学生。在方东美的八次讲演中，他追怀中国先哲，疾呼：“他们（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博沈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为我们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方东美的慷慨呼声，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振奋民心，鼓舞青年热爱国家、民族和中华文化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
1937年9月，日寇攻陷南京，侵占了方东美的寓所。方东美的藏书和他的博士论文原稿毁于战火，残存典籍被日寇以斤两论，贱卖于人。在这之前，他在《生命情调与美感》基础上写成的书稿也在寄往上海书局刊印时，因沪淞会战爆发而尽成灰烬。多年积潜用功的文字，一朝灰飞烟灭，方东美欲哭无泪，唯有唏嘘而已。
1937年10月，方东美随中央大学迁居四川重庆沙坪坝嘉陵江畔，居住在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乐家院。“方圆人自为规矩,坚白谁能辨异同”，方东美为“泥墙陋屋”的新家取名曰“坚白精舍”，以表其国难当头、不改初衷的心愿。
抗战八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方东美饱尝忧患，备历艰苦，与国家共危难。方东美的幼女天煦在迁往重庆的途中病故，他在《蜀中梦亡女天煦》中沉痛写到：“笔架山前春寂寞，娇痴稚女独眠愔。花间应有鹃声乱，为报愁亲惨淡新。”日寇侵华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方东美可谓感同身受。本着“此心安处即成家”的泰然，方东美平日除上课外，多隐居重庆乡间农舍，在附近破庙中借读佛经，入夜则写诗抒愤。可谓生活越苦，研读愈勤，诗情愈浓。
八年的重庆生活，在方东美的学术生涯中，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当时中央大学的哲学系物质条件简陋，只有一间小办公室和一间地板经常晃的教室，另外还有一个长廊用来摆放各种藏书，算是资料室。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方东美陶养了自己研究中西哲学的博大心境。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方东美返回南京，仍在中央大学任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直至迁居台北。回到南京后，方东美再次让中大的师生见识到什么叫“怒美”。那时许多人都有 “以胜利者回到沦陷区”的心理，纷纷指责留在南京和上海的伪中央大学的学生是日本的顺民。方东美先生听了极其愤慨，怒斥道：“当撤退时，你无飞机、无轮船可坐、无火车可乘，所以才留下来，在沦陷区便深受日本人的蹂躏。我们在后方每逢遇到日本飞机来空袭，我们并不悬念自己的安全。因为我们在后方，不管贵州也好，云南也好，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轰炸。表面看来好像很危险，其实我们却很安全。但是我们在防空洞里面所悬念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以后，连带了在各沦陷区里面留下来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伪民’!他们在沦陷区里面为民族苦撑而忍受这一种灾难。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
方东美返回南京，寓于宁海路第宅。其时，新进诸人如许永璋、陈孝候、卞孝萱多以论著求教，每与论学忘倦。直至1948年方东美赴台，接长台大哲学系及研究所，方东美才离开了于他有近30年情缘的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