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张东荪（1886年—1973年），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五四时期依附北洋军阀，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主编其机关报《时事新报》。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不久，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为名，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大革命后，张君励组织国家社会党，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编辑《自由评论》，参与蒋介石的文化/'围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任华北支部委员、主任委员。1944年9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民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前后，著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扬走/'中间道路/'。1948年曾参予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民盟常务委员等职。后因其在解放战争后期充当美国特务机关情报人员，于1951年6月被破获后，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逝世与北京“秦城”监狱。
往事略集
●留学东洋觅新知在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1886年， 张东荪出生于一个县官家庭。父亲张上騄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张上騄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并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1952年，他在一份检讨中写道：“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加上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出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
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买舟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滋生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以死抗日的爱国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给小渔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张东荪爱护青年，又为祖国而不惜以死抗日的爱国主义行为符合他的文化信念所贯穿的道德精神。
●抵制伪国大，与张君劢绝交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统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常委。
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但政协会议中达成的五项协定并没有起到束缚当政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极力破坏协定的实施，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的非法国大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另外一些中间党派是否参加便成为一大焦点，如果仅中共不参加，而其他党派都如期参会，国民党一方显然就获得了道义优势，因此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图孤立中共。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已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当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张东荪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
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张东荪提倡的脱离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所谓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叛国案”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当时他提供给王志奇的一些资料将有可能被人利用？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绝对是不允许的？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
学术理念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准备写张的传记，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
40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张自己也多次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俞颂华文集》1991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40 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
张东荪后来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10期210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214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日甚。1960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同年7月党的30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 65页，1987年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60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察》在40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
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发展。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50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 /'，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匕火页，已先后自杀。 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70多首旧体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1886年生人，1973年该是87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 岁。
文化论战
张东荪从来就没有脱离哲学，他一直是那个时代中国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因为这是和他文化救国的信念息息相关的事业。191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张东荪曾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在五四时期，张东荪就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张东荪就开始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认识论。当时的中国学人要么是彻底地崇拜西洋科学；要么是固守中国文化优越的论调。和这些人不同，张东荪却做到了对中西方思想的融会贯通，他看到了单纯的科学崇拜对拯救中国无济于事，科学观念一定要结合中国传统的重视人的思想，这是迄今都非常先进的思想。时人张青元对张东荪哲学造诣的评价是：“张先生之可钦，因为他的学风纯是中国的；他虽浸淫于欧洲思想，而绝不盲从欧洲思想，他不曾到过欧美，然而他读的西洋典籍，据我所知，却比任何一个留学生都多。”张东荪这种学术上的功力充分地展现在了他当时参与的两次探讨中国走向的文化大讨论上。第一次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其时，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寻求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那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阶层很容易地就发现，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接受中国文化所缺少的科学精神。这一观念之所以流行，显见的原因就在于时人认识到，西方列强的确是依靠他们运用科学发明的坚船利炮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的凌辱，中国要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必须依靠科学强壮自身。这一认识由于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的来华讲演而得到了加强。杜威在中国讲学时指出，“科学”游离于社会主体文化之外，是中国文化的短处所在。有鉴于此，杜威因此强烈地主张中国知识界把移植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的观念扩大成为整个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思想革命，从个人道德、人生观直到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一大批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追随者为此欢欣鼓舞。
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列强由于争夺世界殖民地而产生矛盾时，最终把他们自己的科学成就用于了自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这种悲剧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反思，他们开始反思凡是科学的就是美好的迷梦，英国哲学家罗素是这一思潮的代表。1920年来中国的罗素极力赞赏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人生观与伦理观与西方的大异之处，是不求个人神化或来世的解脱，而求达到现世的和平繁荣的生活。相比之下，西方最突出的优点是科学方法和实践效率。他希望两者在未来能够得以结合，以生发出一种既尊重人的价值又能肯定科学技术功能的新的文明价值体系。在罗素讲学的过程中，张东荪是陪同者，罗素的转向仿佛印证了张东荪的先见之明。
杜威和罗素的态度体现了对科学功能的信任和怀疑的两种不同态度，由于它直接关涉到还未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前途和方向，因此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刻反思。1923年2月14日，张君在清华作“人生观”演讲。他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有其自身之界限，力陈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并强调指出，唯其有此区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的演讲激起了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地质学家丁文江的猛烈反击。丁文江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识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从这一核心理论出发，丁文江认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欧洲文化“破产”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科玄论战”由是展开，张东荪站在了玄学家的一边。1923年6月9日张东荪发表《劳而无功》一文，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他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
这里我们不评论科玄论战的功过得失，只需指出，这一次论战虽然的确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当时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他以这个思想体系为武器，对流布于当时的各种思潮展开了批评。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挑起了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这一论战持续了两年多，期间，张东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唯物辩证法，1934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在该书“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同样，这里我们不便评论这场论战的得失，但没有疑问的是，这场争论为张东荪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最终接受和她的合作准备了思想条件。
政治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阶级观念
张东荪于1932年8月20日，发表在《再生》杂志第一卷4期上一篇《阶级问题》的文章，集中批判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理论。《张东荪传》的作者左玉河先生评论说：“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见解，总体上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歪曲。这些批评和攻击，是张东荪五四时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不过我知道，如今有不少学者为了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出版自由”，常常采取“歪打正着”战术，我不知左先生是否也采取此类战术，不过他对张东荪的《阶级问题》引述得还比较详尽，在拿不到张东荪原作的情况下，我们也只好借用这里的引述。张东荪首先指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基本概念模糊，“阶级”这个词，“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即照马克斯派来说阶级，在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平常是为马克斯派所蒙蔽。”张认为，社会学上阶级概念只是“社会的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它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而是随着“社会的机能（Social function）”发生分化而形成，故，“社会学上的阶级是广义的，而马克斯派的阶级是狭义的。”社会学里的阶级多种多样，而马克思派的阶级只能是“对分的（dichotomous）”。对于马克思“一部人类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论断，张东荪批驳道：“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马克思派的惯技只在玩弄名辞：务使一个名辞在这里涵义如此。到那里涵义如彼。一班不学无知之徒遂为其蒙混。”“他对于一名辞始终不肯有严格的界说。我们倘使不许其搭题，则我们便可知一部人类史又何尝尽是阶级斗争史呢！”按照张的论述，马克思故意不给阶级一个明确的定义，于是有利于“用偷关偷税之法来作搭题文章”，所以，“马克思的议论是经不起细分析细研究的”。
第二点，张东荪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指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史”）根本不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这种把历史划成一定的公式来，硬要向一个一个的民族头上嵌去，实在是一件拙笨到万分的事。”对于《共 产党宣言》里关于社会将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论断，张老认为：“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内，要使其形成对垒的两大势力是不免于太理想了。”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乃是先有一个目的，然后再以说明来勉强证明之。”“他的阶级说，其命意是在于立在一个阶级上，把这个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来夺取政权。”“马克斯派的历史定命论并不是真有见于历史是有固定的历程，乃只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起信心起见而硬说如此。”“马克斯派的一切理论大部分是为战略而设。只可理论而屈就战略，决不会为了真理而牺牲策术。亦可以说在他们，理论与战略是一个，真理与策略是一个。”即使这个阶级理论是“有鉴于欧美民主政治情形”，它更不合中国国情。他认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其基础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只是“军阀的散股与土匪的化身”，因为中国农民完全没有阶级意识，而工人不能形成一股左右政治的力量，故，这个革命其实不算是“无产者革命”，“依然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揭竿而起的老套子。”
第三点，张东荪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断定中国远未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共 产党的历史阶段，倘若有，那就是冒牌货。他认为中国社会只具有东方色彩，历代以来，阶级只能以职业划分，即“行”。它固定于三个行业：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做生意。三大阶级之外，称“余剩阶级”，或“游离分子”，其实就是“流氓”。历代“流氓”出路有二：其一是做官，其二是为匪。即“只有政治与盗匪是他们的尾闾。”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由乱而治又由治而乱：治是因为这些余剩者大部分找到了出路；乱则是由于制造这类余剩者过多，他们越多天下越乱。鉴于这种情况，极易发生“劳农专政”，“我们对于那伪共产派却得害怕。因为他们的把戏依然在那些余剩者身上演出来。”
最后一点，张东荪认为，阶级意识完全不同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是一个阶级普遍而共同的利害，阶级自觉则比较复杂，决不是有了阶级利益就一定有阶级意识或阶级自觉：“我承认中国的各阶级有阶级利害，因为这是事实。但事实迫我无法承认中国各阶级已有了阶级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也罢，小资产阶级也罢，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没有到造成阶级意识的程度，至于我所说的余剩者乃是人自为战之徒，不成为一个阶级，更谈不到阶级自觉了！”他断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不必建立在任何阶级上。这是第一点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注重于所有的各阶级。这句话的涵义就是说：我们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剩余者（流氓）之上。”倘不，“想实行生产计划，必定感着极大的困难。因为他所率领的这些人们只能抢饭吃，却不能造产业。”左玉河评价道：“这显然是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误解和诬蔑。”
我们另取张东荪与阶级理论有关的文字，他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中，以哲学论述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里面也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张东荪说：“马克思之道德论止可谓一种推翻道德论，吾书既主张道德之确立，势不能不对于此种破坏论加以迎头痛击。”他分析说马克思把人类偏见改为阶级偏见，把人因各种地位与性格等因素产生的偏见改成因为生产关系导致的偏见。“马克思如此改窜事实纯为达到其劳动一元论之目的。欲从一点而包括全局，此固德国思想家之常态。惟马克思之雄心乃较其他人尤大。所惜者其手腕则较其他人更拙。盍彼所改窜者一经分析便无成立余地也。”张东荪的结论是：“吾人谓各人皆有偏见，而不限于阶级。即在同一阶级中因性格不同与习尚不同亦得有相反之见地。”不过，书生毕竟是书生，把所有“相反之见地”都打成“混进我们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又可以自圆其说了。这是张东荪之类做梦也想不出来的办法。
著述目录
《新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
《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0年7月15日。
《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0日。
《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
《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2页。
《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46页。
《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
诗歌作品
张东荪咏万物虽殊倘一源，同从水出可复还
斯人翻到诸行底，引得千夫更汲泉。
无限方能万化成，悬空未解后人症
地如圆柱今谁信，人出于鱼或可徵
气凝成水气为根，生灭只当聚散论。
地亦如球何计早，就中轻者是灵魂。
万物皆从数量诠，四为公正二婚联。
生轮可转休飨豆，论者疑曰天竺传
火是根元变不休，形成天地共迁流
多因善恶言同一，相反相成漫效尤
矢飞不动证难分，同证非多四喻存。
何事俗真成二谛，一元论者库相因。
天道翻从医术明，成由于爱毁于憎。
必然法则能兼偶，四大同存不互生
宇宙安排出匠心，一中一切尽堪寻。
重轻两极尤旋动，却是疑团直到今。
修辞引出析名来，诡辩能资从政才。
多少是非颠倒后，人生疑问亦重开。
德由智辨便可教，饮鸩狴犴不肯逃
自认无知谁可比，知人何啻九方皋。;
以理为型万物模，智人执柄世方苏。
公妻共产何堪问，岛上稚君未可扶
纯形纳质递相知，博学何妨籍帝师。
师徒学趣不相侔，天性分传有两流。
我信心惟追幻影，正如阴影洞中求。
生宜寻乐死休忧，动乐终差静乐优。
解缚便能除俗苦，临危残札幸遗留。
惟应修德与天通，家国财名一扫空。
习苦过严前后异，帝王奴仆共开宗。
悬而不断却非慵，万有存疑不启蒙。
非数非名非各派，可怜从此起颓风。
惟一混元不易猜，灵居魂上反身谐。
不知多少玄冥感，只作他年景教材。
共名殊相本穷争，谠论纷然抗教廷。
琐屑成家难餍后，割刀一式独堪矜。
何劳五证漫云云，上帝无言苦问津。
岂料今能作新解，从教衰世祖斯人
须知智凿是戡天，人力终能改自然
治学新创归纳法，剧场偶像最应捐
人求自保各如狼，力敌方知互让强。
公约维持归共主，纵横留得巨灵狂
知如非确尽堪疑，惟有兹疑不我欺。
真理自明徒费辩，此君毕竟是晨鸡
天分能所化身全，能即为神所世间。
智有参天第三量，资生磨镜乐终鳏。
譬如一室万灯光，大小单元不有窗。
幸是谐和能预立，微分难辨属谁创。
心如白板印痕留，有产方能有自由
法定人权出天赋，泰西奉此似传邮。
方圆诸相不离心，而况香和色及音
莫讶言神非得已，块然外物确难寻。
相由印入总鲜新，留影重生自不清
因果相联依屡见，内睹无我义尤精。
虚式时空限感官，便知外物异其源
自家立法成通则，学派重开一纪元。
有我还须非我兼，我与非我演为三。
但能讲坛伸民气，一式包罗毋乃贪。
两辞相悖岂成争，纯有生无只异名
正反合皆儱侗语，助谁胸中造佳兵。
意欲驱人总是盲，贩来寂灭小乘方。
明知厌世违西俗，翻谓窥真可继康。
求强惟力乃成权，懦弱群黎不值钱。
争奈超人超不得，长留病榻作狂言。
自乐及人最可崇，利人愈广便为公。
勿因近利抛长利，准此方成立法功。
可知不可知两分，治学艰难莫若群。
一语重劳严氏译，万班由简入繁均
本无物我后才分，性有刚柔各立论。
亦说知行原合一，同工异曲比王门。
范畴一一讲难通，分析皆归矛盾终。
真际只余当下感，若衡佛法近空宗。
如霰生源化不穷，含藏过去总前冲。
纵升横落分心物，脑作机关却自封
心中自视万如如，晚岁重阐笛氏书。
现象一辞异通解，吾与此派独粗疏。
逻辑只应作探求，心由群造旧争休。
育才留得遗风在，此土何人视若仇。
时空生物层层起，心上增雾节节高。
条理万端由底出，一层突创一层包
尝说构思取自东，扩充相对并时空。
万缘周遍如波起，钦倒白头我亦翁。
谈玄概出语言浑，物理成辞始判真。
形上问题无意谓，趋途一转起缤纷。
乾坤虚构事居先，曾向中邦亦进言。
一度北游真巨眼，多年膜拜此君贤。
自在能兼他在乎，翻将存在对虚无。
欲知群集交相化，但用诐辞配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