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简介】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现象学和。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出版，奠定了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二战期间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第二年获释。20世纪40年代，萨特既在战场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1950年代，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19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1967年中东七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地带。1964年，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理由是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和一个研究炸药的人联系在一起。萨特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 1960年代后期，法国多次发生学潮和工潮，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
萨特认为“哲学家应该是一个战斗的人”，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他反对冷战，1954年曾经怀有很大希望访问，但看到实际情况后又觉得很失望。他先后访问过北欧、美国、中国和古巴，在苏联入侵后，他断绝了和苏联的关系，他的原本暗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剧本《苍蝇》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对苏联占领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热烈的欢呼。1971年以后，他走上街头，亲自兜售左翼书刊，参加革命活动，提出“用行动来承担义务而不是言词”。
萨特于1955年9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月29日在出席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分别接见了他。
1980年萨特去世时，巴黎有5万多人自动参加了他的葬礼。
【生平】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父亲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母亲是安-玛丽 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萨特父亲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法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而据说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学校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0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0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10岁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祖父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的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1929年，萨特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La Havre)，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
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
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萨特将它定名为《忧郁》，起初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绝。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社终于又重新接受了这份作品。但名字建议改为《恶心》（Nausea）。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特别畅销，但评论界反应不错。有人把萨特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称他为法国的卡夫卡。萨特认为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书。
在小说《恶心》出版之前，萨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几个短篇的约稿，于是《墙》、《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继发表。而《房间》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玛出版社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墙》等其他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这本小说集非常受欢迎。萨特也真正的开始有名气起来。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萨特在波尔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点集合。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成了气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观测到的风向通知炮兵连。其他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1940年6月21日，萨特随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那天是萨特35岁的生日。在萨特被俘几个小时后，法德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这种偶然性和荒诞戏剧般的在萨特身上重演。萨特开始被关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的巴卡拉。8月中旬时，他们被运到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战俘营期间，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组织了话剧《巴理奥纳》。最终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为理由，使德军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并逃出战俘营。萨特回到巴黎后创办了一个抵抗组织。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萨特想和其他抵抗组织联合起来，但却被当作是是德国奸而拒绝。1941年萨特解散了这个组织。但在这两年后萨特又获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组织，为《法国信使报》和《法兰西文学》做工作。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L''Ecirc;tre et le Néant)（Being and Nothingness）。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叫弗洛的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职业哲学家都关注着这本书。但《存在与虚无》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学术界正统权威所接受。他们觉得这本书过于离经叛道，不能入哲学的殿堂。这本书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得存在主义成为五十年代最具影响的思潮。而这本书也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
战争期间，萨特还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第一、二卷。书名最初定为《魔鬼》，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 并在“二战”结束前陆续成了这书的第一卷《理性时代》(又译《懂事的年龄》)和第二卷《延缓》。小说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精神状态，但重点却描绘主人公他的情妇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 小说的前两部于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灵之死》则于1949年发表。第三部中明显的政治和哲学色彩变得重起来。使这小说的续集不是很成功。
萨特对创造戏剧也充满兴趣,在这之前他只在战俘营写过《巴里奥纳》。1943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苍蝇》(Les Mouches)的剧本。本个剧本是为了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也是为了萨特当时一个叫奥尔加的情人。奥尔加当时在学演戏，希望萨特能为她写一本剧本。《苍蝇》取材于古代传说，但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改造。剧本通过了德国的审查后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评，并让奥尔加开始出名。但德国很快查觉了这
部戏的含义，不久后便停止了演出。这次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并开始构思新的剧本。1944年,萨特的新戏《间隔》(Huis-clos NO EXIT)( 又译《密室》)公演。这部戏只有三个演员，同时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大致情节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次演出大获成功。戏剧中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 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之一。萨特甚至被邀请作了一个关于《间隔》的演讲。而后萨特又创造了一些戏剧。包括1946年《死无葬身之地》(Mort san sépulture 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 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1948年《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 1951年《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1955年《涅克拉索夫》1959年 《阿尔托纳的死囚》(Les Séquestrés d'Altona)
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 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特主编了评论杂志《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编辑部成员有波伏娃、雷蒙. 阿隆(Raymond Aron)。 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而后萨特开始被人称为存在主义者(萨特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后来则开始接受)。并开始越来越出名，1945年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讲。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我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宣称如果世上没有上帝，至少还有一个存在，一个先於本质的存在，一个在它可被任何观念定义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这个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萨特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称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而这时期，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并提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的口号。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试图论证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文学。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
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工人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文章分成三个部分，而到最后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萨特新的政治立场虽然得到编辑部大部分人的赞同。但仍导致一些人离开了《现代》杂志，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1952年，阿尔贝.加缪的《反叛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是《现代》杂志的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叛者》的评论文章惹怒了加缪。而加缪却把这篇文章归罪到萨特身上)
1954年5月，萨特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发表了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1955年
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在中国，除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萨特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
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政治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现代》杂志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1954年萨特公开反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支持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并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因为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又被称为“121人宣言”)上签名。同时又发表“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的讲话。因此被当局指控为“有害于国家安全”。1960年2月下旬，在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主编的邀请下萨特和波伏瓦访问了古巴，称赞共产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并感叹“这是革命的蜜月。”1960年8月，萨特和波尔伏应邀访问巴西，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受到了巨大的欢迎。但也同时使得萨特被视为叛徒和法国之敌。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萨特回法国后不久就遭到了起诉。但因为其影响力而不了了之。之后萨特不断受到暗杀的威胁,但仍然坚持自己立场，并亲自上街参加游行和静坐示威。
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萨特认为这本书讨论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后又抛弃了的地方。有人认为这是萨特试图使用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阐述其可行性。因此萨特被视为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萨特晚年时，他又否认他这本书属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只是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Les mots)，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标志着萨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上来，萨特在这本书里描述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欠出版社一笔钱。1964年萨特因为《词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最终获奖。但萨特拒绝领奖，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领奖是因为它把作家和文学分为等级。
196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萨特坚决支持越南的战争。并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誉主席是伯兰特.罗素。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表示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他的原本暗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剧本《苍蝇》《肮脏的手》
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对苏联占领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热烈的欢呼。 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学校的规则。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演讲。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出办的报纸，并上街散发。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Libération 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
70年代初，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此时他正写《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973年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波尔娃和他的养女来照顾。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他的“终生伴侣”波伏娃（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在萨特去世后，以萨特最后10年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和萨特的书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海狸是萨特对波伏娃的爱称)
日常生活中萨特喜欢看电影、听爵士乐，他还经常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里写作，他一生保持着这个习惯。他平时的生活放荡不羁。尝试过迷幻剂和安非他明。他常常住在朋友家里并与很多女性有过暧昧关系，其中很多女性一直接受他在生活上的支助直到萨特去世。但同时萨特从未断绝同爱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关系,他们互相订立著名的〝两年契约〞经常被扩期。波伏娃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萨特是“左岸”知识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后来却跟他许多昔日的老友发生争执，如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亚瑟·凯斯特莱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 而五十年代积极的政治活动，又使他赢得了'世界良心'的声誉。同时萨特最终也没有得到学院派的承认，他是法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声名如此显赫而除了在中学执过教却从未进入高等学府正式任教的哲学家。
萨特的作品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但，其自己并不是很乐意得到这个“标签”）。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有索伦·克尔凯郭尔（也有翻译“祈克果”，S'Oslash;ren Kierkegaard，1813－55），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但海德格尔本人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阿尔贝·加缪。虽然祈克果是有神论者、神学家而尼采和萨特都是无神论者，存在主义者在诸如个体的自由，选择的重要性，承担作为真实的人类存在的义务，人类生命除人类所赋予的以外没有其他意义等观点上观点都基本相同。
【个人生活】
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萨特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钱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 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在爱德加·基内大街２９号，第１０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套房，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家具，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
终生伴侣：（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
萨特一直和波伏娃同居，他俩结识于。两人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爱好上。萨特去世后物，波伏娃为他写过一部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主要思想】
萨特是二战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事业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作为《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他信仰人的基本自由，思考着他所看到难以忍受的自由的本性；他事业的第二阶段是作为一个政治贤人而闻名，他信奉，但并未正式加入任何共产党组织。萨特毕生花费大量精力试图使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他所思想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统一。【主要作品】
* 《恶心》(Nausea，1938年，中篇小说)* 《墙》(The Wall，1939年，短篇小说)
* 《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年，哲学)
* 《反犹分子》(Anti-Semite and Jew，1943年)
*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亦译为“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1946年，哲学)
* 《自由之路》(The Roads to Freedom，长篇小说)
【后世评价】
后人对让·保罗·萨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基本上依然是褒者多贬者少，贬者多褒者少。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２５周年祭日来临时，关于他的评论是五光十色的：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但即便有争议也无法抹去萨特在各个方面做出的贡献。2005年是萨特诞辰100周年，从３月至６月，法国和世界各地有许多纪念活动。其中６月２１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有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３月起举办为期半年的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还专门发行了一枚１．１１欧元的萨特纪念邮票。在法国，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电台、电视台则不断有专题节目播出。时值春季，有此风气，以至有“萨特之春”的说法。
【让-保罗·萨特：拒领诺贝尔奖声明】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 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