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男，汉族，中国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原名焦承志，笔名居颖、居尹、亮俦，艺名菊影，后自改为菊隐。生于天津，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曾任北平第二中学校长，北平中华戏剧曲艺学校校长，1937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广西教育研究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重庆社会教育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总导演。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生平
五四运动前后，他行将小学毕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学生组织的新剧社，直到大学毕业，他一直从事校园文学、戏剧活动。他早年热衷于散文诗的写作，组织绿波社等文学团体。1928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前夕，他和熊佛西组织了多幕话剧《蟋蟀》（熊佛西编剧）的演出，因讽刺军阀祸国殃民，而被通缉。大学毕业后，任北平市立二中校长。
1930年就任北平立研究院出版部秘书，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小说作品讲师。
1931年9月，参加筹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此校后改名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焦菊隐担任第一届校长。在校4年中，他对戏曲教育进行了改革，如实行男女合校体制；在戏曲和音乐传统专业课程以外，设置中文、中外史地、中国戏剧史及西洋音乐原理等课程，并对原有的传统课程提出了革新的要求。戏校为京剧界培养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
1935年留学法国并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祖国，在广西、四川一带参加救亡戏剧活动，并翻译了大量的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以及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北平创办北平艺术馆，这期间他导演了话剧《夜店》和《上海屋檐下》。
1938年初被授予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
1941年，他一直在广西桂林工作，任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其间曾应'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邀请，担任《三兄弟》的导演顾问，还曾为国防艺术社导演曹禺剧作《雷雨》和阿英剧作《明末遗恨》等。这时他还和欧阳予倩参加桂剧的改革工作，为著名桂剧演员尹羲改编了《雁门关》，同时，写作了一系列关于旧剧改革的文章。
1942年初到四川江安，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话剧科教授兼主任，在国内第一个把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台。年底离校到重庆。曾在重庆中央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未完成的三部曲》、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聂米诺维奇-丹钦柯的《文艺.戏剧.生活》、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还撰写了《装置设计的基本认识》、《论灯光》、《论戏剧批评》等专论。
抗战胜利后，焦菊隐返回北平任北平师落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并为演剧二队导演《夜店》，获得成功。这是焦菊隐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导演艺术的光彩。1947年底，他创办了北平艺术馆，导演了话剧《上海屋檐下》（夏衍编剧）、京剧《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剧）。1948年北平艺术馆被迫解散。焦菊隐又筹建校友剧团，并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京剧《铸情记》，由翁偶虹导演。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作了《聂米洛维奇-丹钦柯的戏剧生活》、《莫斯科艺术剧院五十周年》、《戏剧运动在今天》、《怎样‘革新'旧剧》等论文。
1950年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以完美的舞台艺术形象、鲜明的人物性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展示出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魅力。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组成为专业话剧院，曹禺任院长，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和艺术委员会主任。他前后导演了《龙须沟》、《虎符》、《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胆剑篇》、《武则天》、《关汉卿》、《明朗的天》（曹禺编剧）等名剧，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是一位永无止境的探索者。他善于把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手法，融会贯通地运用到话剧艺术当中，从而创立了自己的导演学派。他强调以导演为核心的共同创造思想，主张演出集体必须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二度创造'，表演创作中不能忽视'心象'孕育过程，并以深入开掘和鲜明体现人物性格形象为创作目标。
1956年他通过《虎符》（郭沫若编剧）的排练，进一步探索话剧向戏曲学习和舞台艺术民族化的道路。
1958年他导演了老舍的名剧《茶馆》和话剧《智取威虎山》。以后，他'一戏一格'地导演了《蔡文姬》、《三块钱国币》、《星火燎原》、《胆剑篇》、《武则天》、《关汉卿》。在这些剧目的排演中，焦菊隐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思想与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原则融汇于自己的导演创造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导演学派。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性剧目是《茶馆》和《蔡文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曾担任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全国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兼艺术委员会主任，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焦菊隐生前导演的话剧《茶馆》于1980年应邀到联邦德国、法国、瑞士三国1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历时50天。这是新话剧历史上第一次出国演出。1983年《茶馆》又应邀赴日本演出，都获得巨大成功。
焦菊隐的戏剧论著已经编辑出版的有：《焦菊隐戏剧论文集》、《焦菊隐戏剧散论》。做为剧院的艺术研究专集已出版的有：《〈茶馆〉的舞台艺术》、《〈蔡文姬〉的舞台艺术》、《〈龙须沟〉的舞台艺术》等。
“文革”中的焦菊隐
1966年“文革”初期，焦菊隐先生一夜之间被打倒，被扣上“反动权威”的大帽子，被无休止的批斗，家被多次查抄，多年保存的书籍文物大量流失，而批斗也不断升级。被囚禁在人艺北四楼排演场“大牛棚”。后来，赵起扬同志被“解放”，出来工作，我就很快地联想到焦先生。一次，我在图书馆门前正好碰见扫院子的焦先生。我大着胆子问焦先生，您什么时候出来工作？导戏呀！焦先生跟我说，我的问题和起扬同志不一样。我说您和起扬不是一起工作过来的吗？焦先生又重复一遍说，我的问题和起扬不一样！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指'中央'有他的专案组。几天后，焦先生就在南口农场受到“正规化”的批判。一次，我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生词去请教焦先生。我问“居心叵测”怎么解释？先生说，就是和你谈话时不怀好意。我们有意回避运动，以避免是非，不去自找麻烦，所以就不再往下说了。又一次，我问焦先生，您对有一段时间天天在毛主席像面前“请罪”，怎么想的？先生长叹一口气说，我认为这种做法和基督教徒念经一样，当时我是这么想却不敢说；现在大家唾弃我，将来总有一天会想起我焦菊隐的。说完他又抱起扫帚扫厕所去了。起扬同志根据曲波同志的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于1958年上演，在总导演焦菊隐的排演下，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连演几十场，场场爆满。1964年文化部在首都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特意安排北京人艺的话剧和上海京剧院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两台戏同时演出，互相观摩。在演出之前，焦先生就知道人艺的这台戏是作为被批判演出。果然，人艺的《智取威虎山》在“文革”期间被打成毒草受到批判。一次，我与焦先生在地下室碰到了，我们相互问候。我对焦先生说，给您两张票，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位子比较靠前……焦先生说，谢谢，我不看，为什么呢？我的学生在样板团，是主演，演参谋长的沈金波就是我的学生，给我送了几次票，我都没去。如果我看了，让我讲讲话，我说什么呢？索性不看。此时，我也听到来首都剧场演出的上海京剧院中议论，说老校长，（指焦先生）在人艺搞卫生呢！焦先生没看过“样板戏”，但也难逃“攻击样板戏”的罪名。粉碎“四人帮”后，在声讨“四人帮”的罪行时我才知道，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吸取了人艺这部戏中的许多长处的。
通过改革，焦先生把戏曲程式运用在话剧舞台上已取得很大成功，但仍不断地进行探索。他曾想把京剧《白毛女》改成话剧，用没有文武场的戏剧形式，大胆尝试。可惜，焦先生的构思还没来得及得到实践，江青便毫无根据地说焦菊隐这个人很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照”下，焦先生受辱骂，挨皮带抽打，人格与身心受到玷污有摧残，托着腿肿的病身，忍受极不公平的对待，默默地在院内打扫厕所。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导演，没有见到'四人帮'的垮台就含冤离开了他的文化艺术土壤和心爱的剧院。
活动年表
1948年1月，农历丁亥年：北平艺术馆首演《桃花扇》北平艺术馆在焦菊隐领导下，演出欧阳予倩编的新平剧《桃花扇》，受到古城观众的欢迎，同时遭到戏曲界顽固保守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攻击艺术馆的《桃花扇》是“摧残平剧”，且威胁参加演出的平剧演员。马彦祥积极支持新平剧《桃花扇》的演出。并在“天桥”组织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自己也写了《勉艺术馆平剧组诸君》一文，勉励他们不要畏艰险，在新平剧运动中作出贡献。
1949年7月28日，农历己丑年七月初三日，9时：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大会举行
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大会在北京饭店举行。
会场悬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题词：“推陈出新”、“开展平剧改革运动”，指示了戏曲界当前的任务。到会者发起人百余人。由欧阳予倩主席，他说明召开这个大会是接受了文代大会的指示，来完成改革戏曲的任务。接着由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说：在中国，旧戏曲的改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戏曲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它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形式，一种综合的艺术，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工具之一。在今天这个崭新的人民自己的时代，不仅旧戏曲要改进，一切旧文艺都要改进，连同我们自己也要改造，应该坚决走向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改进戏曲，不仅是改进戏曲本身，而是为了改进社会，改造人民的旧思想。戏曲工作者首先要努力进行自我教育，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才能帮助教育别人，完成戏曲改革的任务。最后，他并就《霸王别姬》、《三岔口》两戏提出改进的意见。
接着有前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杨绍萱、全国剧协主席田汉、全国曲艺改进筹委会主任委员赵树理、华北文委会旧剧处主任马彦祥、北平国剧工会负责人叶盛章等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今后戏曲的改进要在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下，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并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组织、有计划、群众性、全国性的进行改革”以及“培养新干部”等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
阿英同志报告筹备经过后，推选：王聪文、田汉、白云峰、沙梅、阿英、阿甲、李一氓、李纶、李少春、吴天宝、周扬、周信芳、袁雪芬、夏衍、马少波、马彦祥、马健翎、张庚、高步云、梅兰芳、程砚秋、焦菊隐、杨绍萱、叶盛章、董天民、赵树理、赵子岳、刘芝明、韩世昌、齐燕铭、欧阳予倩等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随后，周信芳、焦菊隐等多人发言，一致认为解放后旧艺人翻了身，今后应加强团结努力学习，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最后并推出欧阳予倩、杨绍萱、田汉、阿英、马少波五人负责起草宣言。
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丁聪、丁国岑、丁涛、于山、于伶、于宗昆、方华、王一达、王聪文、王学民、王颉竹、王瑶卿、王亚平、王谕、王铁夫、王元和、王若愚、王金璐、王少芳、王瑞林、王敏、六岁红、尤金圭、石小英、尹月樵、仇戴天、田汉、白云峰、白家麟、巴南冈、史曼尼、史若虚、江新熔、伍月华、沙可夫、沙梅、任桂林、任均、任开民、阿英、阿甲、何海生、何迟、李伯钊、李一氓、李和曾、李桂云、李金鸿、李紫贵、李云、李纶、李长山、李瑞来、李少春、李碧岩、李仲英、李永华、李桐森、李铁英、李实、宋之的、邱玉成、吕君樵、杜云振、沈金波、沈云陔、沈知白、沈傅斤、吴天宝、吴宝华、吴幻荪、郭沫若、郭兰英、郭砚芳、柯仲平、茅盾、林岩、林秋雯、林鹏程、金素雯、金素琴、孟丽君、武帼英、周扬、周巍峙、周亚川、周玑璋、周正、周奇之、周信芳、周达仁、周天栋、周啸天、洪深、哈鸿滨、南铁生、侯相林、荒煤、梁一鸣、栗金池、梁小鸾、唐远之、孙盛武、翁偶虹、范季高、范瑞娟、徐平羽、徐继声、徐特、徐玉兰、徐菊华、徐一鸣、袁世海、袁雪芬、袁灵云、袁广和、秦友梅、夏衍、夏青、马义兰、马少波、马龄童、马茂岭、马健翎、马彦祥、张致祥、许万恒、张凌霄、张国础、张春山、张青、张一然、张文俊、张梦庚、张庚、张和元、张东川、张僖、张革非、张忠民、张鲁、高玉倩、高连荣、高维廉、高步云、陶钝、陆定一、崔嵬、崔炳玉、崔东升、崔克、陈伯达、陈山、陈绮霞、陈其通、陈梅森、陈德明、曹禺、曹克英、曹慕髡、阳翰笙、云燕铭、汤增桐、康生、康农、程砚秋、梅兰芳、焦菊隐、杨绍萱、杨韵甫、杨菊萍、姜椿芳、景孤血、喜彩莲、董大民、郭玉昆、黄松龄、黄韦、冯玉昆、叶盛兰、叶盛章、虞棘、赵树理、赵子岳、赵毅敏、赵更生、赵光、赵奎英、筱文艳、熊佛西、管韵华、管韵声、鲁诰、刘芝明、刘沛、刘子西、刘小云、刘乃崇、刘念渠、齐燕铭、齐济民、盖玉亭、苏恩厚、潘之汀、潘喜云、郑振铎、裴东篱、魏静生、魏晨旭、关凤奎、邓泽、欧阳予倩、应云卫、韩世昌、罗合如、苏堃、苏世明、萧长华、萧盛萱、萧慎、严朴、萧三、栾少山、顾仲彝
1950年8月29日，农历庚寅年七月十六日：《新戏曲》月刊编委会召开“如何建立新的导演制度”座谈会
田汉代表《新戏曲》月刊编委会，主持召开了“如何建立新的导演制度”的座谈会，被邀请的王瑶卿、欧阳予倩、焦菊隐、洪深、阿甲、李少春、李紫贵、郑亦秋等都围绕着戏曲剧团如何建立导演制度各抒己见。
马彦祥在这次会上也发表个人意见，特别强调了：
1、为了提高戏曲舞台艺术水平，必须建立新的导演制度
2、导演工作是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工作，因此新旧戏剧工作者，必须相互合作
3、首先要提高演员特别是主要演员对导演的认识，使其明白导演工作在整个演出中的重要性
4、在导演方法上，可以突破旧形式，但必须从原有的规律中去突破
身世
焦菊隐的祖父焦佑瀛，是清咸丰年间的军机大臣、咸丰皇帝的托孤重臣、中国近代史上祺祥政变中被罢官的赞襄八大臣之一。焦佑瀛，字桂樵。道光十九年（1839年）举人，因才干超群，深得清宗室肃顺的赏识。祺祥政变也称北京政变、辛酉政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在这场争斗中，肃顺等顾命大臣，作为慈禧太后一伙的对立面，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为慈禧、奕欣所击垮，焦佑瀛则与肃顺等一同败下阵来，这实在是一个刹那间的变故，说明了政治斗争的残酷。
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焦佑瀛在天津静海县负责团练时，经肃顺推荐，召至热河，命其在军机处行走，迁太仆寺卿，成为咸丰皇帝身边的要人。翌年八月，咸丰皇帝病重，临终前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无知的同治小皇帝。咸丰皇帝刚死，慈禧太后便企图垂帘听政。她与觊觎政权的恭亲王奕欣相勾结，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弼。肃顺等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为由，拟旨痛斥。不久，慈禧与奕欣发动突然袭击，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景寿、焦佑瀛等五人分别革职。事实上，八大臣反对两宫垂帘听政的“皇帝谕旨”，就是焦佑瀛拟的。
焦佑瀛被革职后回到天津故里，以“逋播臣”自命，过起隐逸的生活。他在今天津市河北区锦衣卫桥附近修筑园林一座，取名“逋园”。这一带地处河湾港汊，小桥流水，渔舟往来，焦佑瀛在园中筑亭建房，亲植花木，喂养鱼虫。时逢花晨月夕，每每开筵延宾，饮酒赋诗，悠然自得，其闲情逸致，颇为乡贤倾慕。
关于焦佑瀛的才华，民国年间戴愚庵的《沽水旧闻》作过如下记述：“天津进士焦佑瀛，文章道德，一时无双。”言及逋园及其周边景物，该书说道：“焦遂归隐津门，小居河东锦衣卫桥之畔。地当海河（实为金钟河）港岔，船只往来，帆樯如林，捕鱼虾者，皆集于斯，每当夜午，渔灯蟹火，两岸喧呶，胜地也。焦于桥西，购地百亩，修拓一园，命名逋园（俗称焦家园）。其间极亭台花木之盛，饶虫鱼鸟兽之欢。豆棚瓜架，菜圃蔬畦，躬亲种之，每于花晨月夕，开筵延宾，诗酒之盛，脍炙人口。”
焦佑瀛晚年，家境日蹙，后来几乎到了吃穿难保的地步。焦家与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鼓楼东姚家、粮店后街李家（李叔同家）等均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至焦佑瀛的儿子焦曾宪时，只得在姚家帮账求得生计。焦佑瀛卒于何年已不得而知，其孙焦菊隐则出生于1905年，幼时曾在王家家馆寄读，因家贫，受到老师的歧视和富家子弟的欺负。父亲不得不托人将他送进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焦菊隐是靠着自己的奋斗最终走向了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