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②

赵家璧

　　

赵家璧简介

　　赵家璧(1908～1997)
　　笔名： 筱延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08
　　民族： 汉族
　　赵家璧，中国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1908年10月27日生於上海松江。在光华大学附中时，即主编《晨曦》季刊。大学时期，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1932年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後，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其间，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闻名。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矗立了一座丰碑。1937年，他在上海《大美晚报》社担任《大美画报》的主编，并复刊《良友画报》。1943年在桂林重建'良友'，续出《良友文学丛书》，後将公司迁往重庆。1947年与老舍合作在上海创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总编辑，出版包括《四世同堂》、《围城》等名著在内的《晨光文学丛书》和《晨光世界文学丛书》。1954年，调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摄影画册编辑室主任，编辑出版了《苏联画库》40种，《新中国画库》60种，很受读者欢迎。1960年，调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分工负责外文编辑室并当选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直到1972年退休。退休後，他还积极地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的编辑组，用集体笔名伍协力翻译了E.斯诺的《漫长的革命》、《艾奇逊回忆录》、《赫鲁雪夫回忆录》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撰写了《编辑生涯忆鲁迅》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历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编辑学会顾问等职。曾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1997年3月12日在上海逝世。著有论文集《新传统》、《编辑忆旧》、《欧美小说之动向》、《月亮下去了》等，回忆录《编辑生涯忆鲁迅》、《书比人长寿》，译著《漫长的革命》、《赫鲁雪夫回忆录》，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晨光文学》丛书、《美国文学》丛书、《老舍全集》等。《编辑忆旧》获全国首届编辑出版理论优秀图书奖。
　　赵家璧与《良友画报》

赵家璧与《良友画报》

　　1932年秋，赵家璧从光华大学毕业,正式成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职工，担任文艺部主任负责文艺类书籍的编辑工作。那时《良友画报》已出版发行六年多，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时，画报的主编是马国亮，编辑室设在四川北路851号，公司二楼中间的大房间裏。画报编辑室外面是一个大洋台，洋台的北端用木板隔成一个小间，这就是赵家璧一个人的文艺部，南端放一只写字台，郑伯奇就在那裏编《电影画报》。虽然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不同，但赵家璧、郑伯奇及画报编辑部的马国亮、丁聪、万籁鸣，都是非常投机的朋友，直至晚年也常相往来。马国亮与赵家璧是1929年同时进入良友工作的一对同龄青年。马国亮能画能写，善写小品文，他写的文章编成册子交给赵家璧编辑出版；《良友画报》的选画、编辑也常得到赵家璧的参谋，两人情同手足。那时《良友画报》每期都刊登一些小说或散文，这些作家便是大家共同的朋友。1934年，老舍第一次从山东到上海良友公司时，就请他坐在大洋台中间那张有黄色布套的大沙法上，大家围在四周快乐交谈，那天画报的摄影记者曾拍下一个镜头。过了四五十年，我还听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回忆这段往事。
　　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良友公司遭日军炮火猛烈袭击，损毁严重。经理余汉生认为恢复良友已不可能，遂向法院宣告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破产，解散上海职工，而把《良友画报》迁至香港继续出版。以赵家璧为首的上海职工不甘心公司就此倒闭，用职工会的名义，向法院受盘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全部资产，招募新股东，收回香港《良友画报》出版权，公司改称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於1938年12月31日开创立业，地址在四川路33号企业大楼五楼，占地只有100多平方米。此时，赵家璧也入了股，是公司的副经理兼总编辑，从此赵家璧对《良友画报》更多了一份责任与义务。
　　赵家璧重视文化历史的继承与传播，已主编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他觉得出版十多年的《良友画报》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而且，是用生动的画片，形象化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所以必须把它保存起来。但《良友画报》开创初期，伍联德先生自认为是冒险出版，初版本只印了2000册，出版後大受欢迎，添印两次，共计七千册，也销售一空。因此早期的版本公司已无存。'八·一三'事变，日军炮火把良友公司的书库几乎全毁，画报也在其中。在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成立後，赵家璧想方设法费尽心机，总算收集齐一套完整的《良友画报》，他精心地把它装订成十五大卷，放在公司玻璃柜中展出。装帧美丽的《良友图画杂志》既是公司业绩的展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广告。每当看到画报，总让赵家璧想起画报的创始人、提携他步入出版界的恩人--伍联德先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12月26日,日寇查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这一套十五卷的《良友图画杂志》合订本，被随同日军查抄的日本同文学院学生发现，下令捆扎起来，准备次日派车一并运去。这十五册画报是公司重要纪念品，此後恐怕再难收齐。赵家璧眼看自己的心血遭此厄运，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同事自告奋勇，夜半乘日寇不防，翻墙入室，冒险偷出，使这十五册画报，免陷敌手，幸得保全。
　　1942年4月24日，不愿屈从日寇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正式宣布停业，赵家璧和时任主编的大学同学张沅恒准备离开上海去桂林复业，出发前他先爬到房顶上，将画报存放天花板与房顶间的空隙处；想想下雨漏水会浸蚀它的，就又搬到壁橱中；但谁都知道壁橱是存放财物之处，所以怎麼也不能放心。最後得到一位苏州友人帮助，将画报隐藏到了苏州乡下的农舍中。1945年日寇投降，赵家璧回沪後，第一件事就是去苏州乡下，把画报领回。那天他是带著我和弟弟一起去的。虽然画报没有遭到意外，但无意间已把第十卷丢失了。此後，画报一直保存在他自己的视线之内。
　　1954年，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赵家璧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晨光出版公司并入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在跨出这一步前，他决定为这套《良友画报》找一个能留存後世的安身之处。他考虑良久後，向《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询问应捐献给哪个单位，如何办理捐献手续。4月3日北京图书馆给他来信，信中说：
　　“接到人民日报社的信，通知我们关於您想要将收藏多年的全套《良友画报》捐献给国家的事，并要我们与您直接联系，我们接到信後十分高兴，因为我们馆正缺这麼一套完整的画刊，现在找这麼一套却不大容易了。您既愿把这一心爱之物捐献与我馆。我们代表广大读者群众向您表示感谢。
　　至於移交手续，是否请晨光出版公司代为装箱寄运给我们。运费可由我馆全部负担，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常有书刊寄运给我们，包装等都还好，必要时可以电话和该店联系。
　　北京图书馆1954.4.3。”
　　4月10日赵家璧就把这套《良友画报》寄送北京图书馆，并写下一份此书的经历，和良友图书公司被日军查封、启封的珍贵照片一并寄去。
　　'文化大革命'中，赵家璧所有藏书都被抄走，进入七十年代後，风暴减弱，他那怀旧的思绪就抬头了，他想念自己主编的《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万有画库》和《良友画报》等书籍。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是顾廷龙先生，顾老体谅他的怀旧之情，把他介绍给图书馆现代文学馆的萧斌如同志。当萧斌如引他走进上海图书馆藏书楼，看到整齐地排列著他三四十年代主编的这些书籍时，他仿佛遇见了久别的亲人，含著泪水，抚摸著已泛黄的旧书，激动地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可惜这些书在'文革'时，全被抄去了！'
　　1977年5月，北京鲁迅研究室叶淑穗等同志到上海访问赵家璧，临行时赵家璧恳请他们回京後与北京图书馆联系，为他捐赠的《良友画报》拍两张照片，使他在思念时，能对著照片，让思念随联想翩躚。8月12日，他们终於寄来了照片及底片。赵家璧有一本精美的照片册，裏面贴著鲁迅给他的46封信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他也收在这本相册中，可见《良友画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1979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後，曾专程去北京图书馆，探望作为特藏品的《良友画报》，就像去探望一位久别的亲人。
　　1980年前後，上海图书公司聘请赵家璧和顾廷龙、周谷城、罗竹风等十二位老人为顾问，此後，公司经理毕青和副经理郭小丹常到赵家访谈，1982年至1986年间，公司属下的上海书店印影出版全套《申报》，为印影的事，郭小丹先生常有事与赵家璧商讨。据郭小丹先生回忆，大约是1983年5月间，赵家璧对他说：'你们实在还有一套书可印。'郭问：'什麼书？'赵家璧答：'《良友画报》'，还说：'一幅历史照片的价值，决不是几千文字所能代替的。因为它更真实、更具体、更形象化、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足以引起无穷的联想。《良友画报》历史悠久，编辑态度较认真，所采用的画片，涉及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育、服装、妇女、儿童等，可以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三万馀幅图片，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图卷。我常想上海书店如把全套旧版本《良友画报》加以重印，化一为万，那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赵家璧还建议他们去问问马国亮。随後，毕青和郭小丹按赵家璧提供的地址到南昌路马国亮家，马国亮也说这套画报值得重印发行，还告诉他们，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王冀博士说过：'《良友画报》是一套很有历史价值的画报，今天看来，仍旧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他也建议把当年的《良友画报》全部重印。但80年代初，当时上海书店的领导还有些顾虑，因为《良友画报》中有大量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要员的照片，怕上级不批准。赵家璧鼓动他们打报告试试，又说：'内部发行也可麼！'不久，市委宣传部批准重印全份旧《良友画报》。上海书店交给郭小丹负责此事，并请赵家璧写一篇重印全份《良友画报》引言，放在首页。
　　重印《良友画报》需要一份完整、清晰的母本，而此时画报因出版期久远，在国内已濒临绝迹，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没有保存完整的全套原版本，幸好上海图书公司所属的上海旧书店，专收旧书刊，自1956年成立以来，经三十多年的收集，总算配齐两套，虽然有的版面已有破损，但在制版、印刷部门的努力下，终於在1985年，《良友画报》创刊六十周年前夕，开始发行，预订。原计划印1000套，实印900套，售价每套2600元，平均每册100元。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贵了些。但问顾者也很多，销售兴旺。
　　画报出版後，上海书店向赵家璧和马国亮各赠送一套。当二十六本包装精美的画册送到家裏时，赵家璧看著桌上地下堆满的画报喜形於色地说道：'今後，我什麼时候想看画报，就能看到了。'画报实在是多，书柜中放不下，房间又小，只能在楼梯口搭了一间阁楼，专门存放。
　　《良友画报》在国内成功发行後，郭小丹通过自己的好朋友，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万雄先生向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建议'台湾是否也印一些'。开始几次没有谈成功，领导对郭小丹说：'你不要花这个心思了，弄不成功的。'1990年，陈万雄请郭小丹到香港去（郭小丹此时已退休），次日张连生也到港。陈万雄请他们一起早茶，席间张问：'郭老，你一再建议台湾影印发行《良友画报》是什麼道理？'郭老说：'《良友画报》1926年出版，蒋介石1927年上台，《良友》每期都有国民党政要的照片，现在这些人都已不在了，他们的子女和百姓都会想瞭解这段历史。《良友画报》极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估计台湾可能不会有全套《良友画报》，你们自己影印也难。如由上海印制，你们来发行，功德无量。'张回去考虑後决定印500套，亲自到上海签订合同，上海方面签字的是上海图书公司经理俞子林，共付美金21万多，画报印出後，通过香港商务印书馆转送至台湾，不久，画报全部售完。台湾发行的《良友画报》的序言是请马国亮先生写的。
　　现在重印的《良友画报》已成为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参考资料。听说最近又有出版机构在策划重印《良友画报》。确实，要想瞭解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概况、世界要事，要寻找那个时代的人物、文化，乃至想瞭解那时的服饰、用品，那麼，《良友画报》确是一种极好的参考。我想这也是赵家璧收藏、捐献并建议重印的初衷吧。

赵家璧与陆小曼编《徐志摩全集》

　　徐志摩遇难後，陆小曼一直想给志摩出个全集。赵家璧因为要出版《秋》一书向陆小曼征求照片时，陆小曼就曾向他透露了编《志摩全集》的打算。後来陆小曼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病好後，她又对赵家璧说了这个想法。赵家璧是徐志摩的学生，他非常赞同这一建议。当赵家璧去征求茅盾先生的意见时，茅盾也鼓励他尽最大努力搜集志摩的信札、日记，为中国出版界编出第一部现代作家全集来。於是，陆小曼和赵家璧分别找寻徐志摩的著作、日记等，并向图书馆和收藏家借阅文学期刊，收集散见各处而未编入文集的零星文章，并写信向有关朋友征求徐志摩的书信。
　　经过多方寻找、索讨，到1935年10月，稿子大致编好，一共有十卷。陆小曼发出的征求信，反应很一般，因为当时徐志摩的朋友们都把他的死怪到陆小曼的头上，认为是小曼害了他，所以她编全集，那些朋友不肯予以支持。当时征得的书信，仅有致刘海粟十九通，致蒋慰堂九通，致郭有守九通，致郭子雄八通。陆小曼很失望，但她不愿再去求人。她对赵家璧说：'即使应当交出信函的许多朋友都不来（她指的是胡适和住在北方的徐志摩其他朋友），我自己收藏的部分为数也不少，凑成一卷没有问题，虽然其中有些信，我实在不愿公开发表。另外有一部分志摩从国外寄回来的英文信，如能译成中文，也可凑出二三十封。'这批英文信，据赵家璧回忆，後来小曼交给他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不知下落了。十卷大致收集好後，议定由赵家璧所在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当时，陆小曼曾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一封信，裏面提到了这个时期的工作和想像著快要印行《志摩全集》时的喜悦心情。信中写道：
　　“志摩日记及书函正在抄写中，只因信件太多，一时乱得无从理起，现在我才将散文、诗集等编好，再有几天就要动手编书信了，那时定会抄就奉上的，好在也没有多少日子了，虽是新产生的，可是其味或美得多，洵美也曾问我要志摩的东西，我也没有送去呢。
　　《志摩全集》大约三月中能出版了，到时一定送一份给先生看，只是我头一次编书，有不对的地方还望你们大家指教才好。”
　　从信中看，可能那时陈从周已经有了想搞《徐志摩年谱》的意思了，所以向小曼要志摩的书信。而那时，陆小曼对出版《全集》充满了希望。
　　胡适插手 节外生枝
　　1935年10月，胡适到上海。赵家璧做东，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作陪。席间，陆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赵家璧已把《徐志摩全集》初稿编就的情况，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後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後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胡适听了以後，没有什麼反应，似乎毫无兴趣。
　　到宴席後的第四天，胡适跟陆小曼讲，他认为《志摩全集》放在'良友'出不合适，他建议改交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也表示同意，并愿立即预支版税两千元。这对经济困难的陆小曼来说，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陆小曼马上找到赵家璧对他做了解释，赵家璧也无可奈何，'良友'是小出版社，斗不过商务，他也拗不过胡适，更兼陆小曼已决定由'商务'出了，他不好再说什麼。於是陆小曼跟商务印书馆签了合同，稿子随即寄了出去。正要校对的时候，'八·一三'战争在上海开始了，而陆小曼又生病好几个月，等病好了再去问，得知商务印书馆预备迁走，一切都处於纷乱状态，根本谈不到出书的事了。他们只是口头答应，等安定了再出书。谁料一年年过去了，小曼却从此与商务失去了联系。
　　陆小曼受到沉重打击。她後来写道：'我怀著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家裏，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运，我的心情也从此浸入了忧愁中。除了与病魔为伴，就是整天在烟云中过著暗灰色的生活。'
　　八年抗战结束後，陆小曼跑到回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去问稿子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才知道他们当时是匆匆忙忙撤退的，先是到了香港，再转到重庆。在抗战时期，忙著出版抗战刊物，根本没有想到去出志摩的书。现在虽然迁回，但几经辗转，连馆内的人也不知道稿子究竟在哪儿了。据说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
　　1946年的一天，赵家璧去看望陆小曼。当时他已在主持晨光图书公司。陆小曼一见到他，就流下了眼泪。她近乎忏悔地对赵家璧说：'那年，胡适逼我把《全集》交给商务印书馆，一方面是利用我急於要钱的心理来破坏我们的合作；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於，不愿让新月派诗人的全集，由你这样一个青年来当编辑。特别是胡适对良友公司出的文艺书中，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等占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兴，因此他千方百计逼我把这套书拿出来。我当时也预料到，进了'商务'这个大书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在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今天後悔也来不及了！'
　　赵家璧对陆小曼劝慰了几句，又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记或遗稿之类，可和《爱眉小扎》等重新合编一册？陆小曼说：'今年正好是志摩诞生五十周年，让我再去找些未发表的日记编一本新书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记，还有几本，都不在我这裏，而是在北平的两个人手裏，我也没有办法去要。'
　　後来，陆小曼就找出了徐志摩写於1918年的《西湖记》，写於1926年至1927年的《眉轩琐语》，连同志摩亲笔题名的《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再加上原来已出的《爱眉小扎》和《小曼日记》，共五个部分，总题为《志摩日记》，於1947年3月由晨光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後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胡适对陆小曼一向有好感，陆小曼也感觉得到。徐志摩死後，胡适便以保护人自居。他向陆小曼提出，要她与同居的翁瑞午断交，以後一切由他负全责。陆小曼委婉地拒绝了。胡适很不高兴。四十年代，胡适还从南京来过一封信，再劝小曼听从他，由他来安排新的生活。这次，陆小曼没有给胡适回复，胡适非常生气，以後就不再和陆小曼来往了。
　　失而复得 喜获新生
　　後来，陆小曼找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志摩的老朋友朱经农，让他帮助查找志摩稿子的下落。朱经农不久回了一封信，说志摩的稿子并没有丢失，还在香港，他一定设法在短时间内找回来。这个肯定的回答给了陆小曼一点希望，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後的第三年了。
　　但是，从此以後，却又没有了任何音信。
　　1954年的春天，陆小曼突然接到北京商务印书馆来的一封信，说志摩全集的稿子找到了，因为不合时代，暂时不能出版，稿子可以退还，预付版税，不再追还。不久，陆小曼收到了北京商务印务馆寄来的书稿清样和全部纸型。陆小曼看到在书稿的末尾由商务编审写了个後记，後面签署的日期为'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1948年7月。这应当是陆小曼请朱经农查找後，由编审重新整理发排的。由于当时正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大战役发动前夕，所以最後未能印刷出版。
　　陆小曼看到稿子清样，欣喜若狂。回想在抗战胜利後的四年内，她奔来奔去，费了多少精力，也没有得到最後答复；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只要稿子还在，慢慢地就一定会有机会出版的！
　　新中国成立，年近半百的陆小曼获得了重生。1956年她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这虽然是个虚职，但每月至少有几十块钱可拿，使她有了生活保障，也给了她鼓舞和信心。她後来还成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这是陆小曼在《哭摩》一文中对徐志摩亡灵的表白。她终於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性--看书、编书、画画、写文章。她除了不遗馀力地编辑出版徐志摩的作品外，还拿起笔写了一些散文、小说、故事等，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还成了上海画院专业画师。目前存世的陆小曼画作估计在百幅以上，分别收藏在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海宁市博物馆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1959年，她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与志摩在世的时候相比，她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
　　一天，友人韩湘眉由美国来华探亲，顺便来看望陆小曼。韩湘眉告诉她，在国外的朋友都很记挂她，以为她生活无著，想给她一点帮助。陆小曼听了很受感动，但是她谢绝了朋友们资助她的钱。她说：'确实，解放前，我过得很苦，但是解放改变了我的一切，像我这样消极悲观的人，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度尽劫运 海外面世
　　1964年春，陆小曼开始用正楷笔录《矛盾论》全书，准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节日献礼。可是从夏天起，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这件事最终未能完成。在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幅长联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而《徐志摩全集》的纸样，後来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
　　关於《徐志摩全集》纸样，以後还有一个故事。陈从周在《含泪中的微笑--记陆小曼山水画卷》中说：'可惜的是那《全集》的纸版，我归还了徐家，已在抄家中丢失了其中一册。虽然事前我已与何其芳同志联系好，要寄北京文学研究所保存，但徐家在时间上拖了一拖，遂遭劫运。'
　　1999年，笔者去上海访问了徐志摩的堂侄徐炎，他对此事做了解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1965年，陆小曼在华东医院过世後，陈从周和我一起去陆小曼家裏，当我去时看到家徒四壁，东西不知给谁拿走了。只有一个箱子，是陆小曼临死时托陆宗麟交给陈从周保存的。看了一下，裏面是《徐志摩全集》的纸样，一共十包。因为上海只有我一家是徐志摩的直系亲人，陈从周就把纸样交给我妈保存。1968年，《全集》纸样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1981年找回来一看还是十包。仔细翻阅，原来其中一包是政治学习材料。据说，陆小曼在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後，曾组织过政治学习，因此有此资料。後来听说当时红卫兵抄去《全集》後，打开一看，凑巧看到这一包政治学习资料，他们就不敢动了，原样封起来，在上面写：'此是学习材料，要保管好。'这样，另外九包真正的纸样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样看来，陆小曼当时过世时给我们的十包中，其中的一包本来就是政治学习材料。1981年拿回《全集》纸样後，我母亲就把它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1983年，这套《全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