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春绮②

　　我眼中的钱春绮先生：
　　钱春绮（1921-）江苏泰州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后长期行医，60年代转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历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名誉理事和上海文史馆名誉研究员。翻译出版有席勒、海涅、歌德、尼采诗集及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派诗人诗集多种。
　　钱春绮先生今年83岁了，和体弱多病的老伴住在上海西北郊的一套3居室内。房间不算小，但堆了很多东西，感觉气氛有点凌乱。钱先生育有两女一子，儿子远在美国，小女儿定居香港，都不在身边。大女儿在同城的另一端，平时往来也很寥寥。谈起日常起居，钱先生挺乐观，'我有老伴嘛，老伴身体不好，我自己照顾自己也行。'
　　钱先生是国内不多的在世德语文学翻译前辈之一，译有德法著名诗人作品多种。作为翻译家的钱先生名满天下，但他做翻译却是半路出身。钱先生一生行止以上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分属医生和翻译两个角色，而以翻译达到自己人生成就的顶峰。
　　对于这一人生转折，钱先生自己的解释颇具戏剧性。他说自己是五官科医生，60年代转单位时想转入皮肤科，却因人事纠葛而未能实现。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辞职，挂冠转而做起了专职翻译。其实钱先生搞翻译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据钱先生自己回忆，1952年他翻译出版海涅诗集拿到 8000元稿费，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同时期他还著有医学书籍多种，如《中耳炎》、《小儿脑膜炎》和《组织疗法》等。
　　但文革十年，图书出版业陷入了低潮，钱先生也无书可译，境况颇为困窘。文革结束后，译事复兴，钱先生才得以复出。可时过境迁，90年代后稿费制度和图书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撰稿人的处境越来越难。'我也是靠积蓄生活，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存的啊。'钱先生对此感触良深。钱先生自己也是在 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馆后，情况才稍稍稳定，现在一个月能拿到1600元工资。但被钱先生戏称为'翰林院'的文史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钱先生对翻译用力之勤、体会之深都反映在他书房里堆着的那几十本大大小小的泛黄词典上了。现在他书房中的书远非他藏书的全部，文革中钱先生被抄走的藏书就有十几车之多。钱先生通英法德日俄5门外语，他翻译时经常参照不同语种译本，这为他解决疑难问题提供了很大便利。'比如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基本上参照英译本、日译本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钱先生的外文词典都是他从解放前一直收藏过来的，据他说直到解放初期，因为很多外国人回国前大量抛售原文藏书，外文书还是很好找。后来就少多了，不过改革开放后，心细的他还是在外文书店买到过旧版的席勒全集。
　　钱春绮先生从小喜爱文学，至今写诗不辍，积累有大量未刊诗稿，总计有5到6本，其中长诗2部，十四行诗2部，每部100首。'写诗是自己的事'，除了初中在大公报发表过几首诗作外，其他诗他从未发表。钱先生写诗锻炼文笔是次，主要目的在于排遣胸臆，浇心中之块垒。翻开这些泛黄的笔记本，大部分诗都标有写作日期，从50年代到90年代不一而足。这些诗题材广泛，有对时代风云的感慨，对长逝亲人的追念、对老友的牵挂，也有寓意深远的咏物诗，如一首名为《墨鱼》的短诗：'你有满肚子的墨水/却写不出一首好诗/你只会把清水搅浑/搅得一团乌烟瘴气。'
　　问钱先生喜欢外国哪些诗人，他想了半天肯定地说是拜伦，'因为他有激情'。钱先生说歌德不如海涅有激情，波德莱尔的诗用词简单，马拉美的就不好懂。中国古典文学中他喜欢李后主，近代的喜欢苏曼殊，'他们的作品自然，一看就懂'。对于如何提高翻译水平，钱先生也认为多读多写是唯一途径，'不懂的要多查多问'。说到求知之难，钱先生告诉我上海郊区佘山修道院有个神甫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很好，'上海懂古典文字的人很少了，这样的人难得呀'。
　　如今钱先生年事已高，已很少出门。但他对时事并不隔膜，对文化界、出版界的动态都很了解。钱先生向我打听一些翻译同行的消息，还问起我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情况，说她的作品涉及变态心理学，很不好读。这很是令我吃惊。
　　尽管如此，钱先生还是寂寞的。他有一本经常摩挲手边的书--《上海作家辞典》。书是1994年出版的，10年过去了，许多钱先生的老友相继离世，作家协会也寄来了重新修订此书的通知。书的最后一页上写满了钱先生抄录的这两年文化人士的离世信息，包括名字、去世时间和原由等。远的如'钱钟书，1998年12月 19日，北京，88岁'，近的如'韦宜君，2002年1月26日逝于北京协和医院，84岁，脑溢血'。今年离世的有三位：'杜宣，2004年8月23日，上海，91岁'、'陆星儿，2004年9月4日，胃癌，55岁'、'叶治，2004年5月27日，80岁，癌'。
　　天色将暮，夕阳透过窗户打在钱先生阅读用的放大镜上，折射出一抹最后的亮色。屋里很快暗淡了下来，唯有钱先生的朗朗笑声还在耳边回荡。
　　愿钱先生永远快乐、长寿。
　　专访翻译家钱春绮：冷兵器时代的博学
　　云也退
　　“查拉图斯特拉在长期孤独之后，精神充沛，想下山前往人世间，做个像太阳一样的施予者。”
　　“《路加福音》3，23：‘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
　　“鹰象征高傲，蛇象征智慧。”
　　“智者抛弃他的智者意识，自觉自己的无知，而成为受教者，故能乐其愚。贫者的心感到有受教的必要而豁然开朗，这就是他的富有。换言之，即智者和贫者都乐于接受查拉图斯特拉的教言。”
　　翔实的注解布满了三联书店去年12月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内文。几乎每页都有注，几乎每注皆透出老到的点校笔法和扎实的考据功夫。《查拉》在德国本土拥有不同的注释本积十累百，相关的解读著作更是不计其数，但进入中国以后，不管是徐梵澄译本还是尹溟译本俱失之无注，最新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的译本下了大力气，惜乎也只有寥寥几个注释。
　　钱春绮老先生用了多久加的这些注释，他自己也说不清。重要的是，这部在他83岁时接下的翻译任务终于顺利修成正果了，不到30万字的书，他加了五六万字的注解，天晓得尼采的这部旷世天书是怎么被一位偏居上海市北一隅的老人给译到如此程度的。爱读文学译作尤其是外国诗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钱春绮的大名，但是，有谁能够想象，这位不懂上网、不会电脑打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完全保留着“冷兵器时代”的工作方式的翻译大家，至今还保持着如此旺盛的思想活力，还没有享尽竟日伏案笔耕之乐？
　　钱老的房间乱作一团，百科全书、词典、各种原版诗集和译著五方杂处。老伴去世以后，他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乱的依然乱着，规整有序的依然规整有序——他的头脑，他一辈子不曾改变的心境。
　　▲钱老，您翻译的海涅当年能拿到8000元稿酬，这在五六十年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吧？
　　△呵，是啊，你要知道，我当时从医院辞职（钱老本行是学医的，毕业之后先后在医院的皮肤病科和耳鼻喉科工作过），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国家医院，那是铁饭碗哪。但是我不担心，我喜欢翻译，相信我完全能靠稿费养活自己。
　　▲您选择做您热爱的工作……或者说，选择了自由，但是现在翻译稿费可少多了。
　　△这是个普遍现象，不过，《查拉》的稿费还是不少的，一千字有一百元吧。所以也不要总责怪现在的译者不认真，不肯加注——加注多累啊，辛辛苦苦加了一堆注，字也没多算多少；再说出版社也要控制成本，你的字多了，他们的开支也大。
　　▲所以我们才越发觉得您不容易啊。《查拉》好歹还是近几年翻译的，我读您的《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那书的翻译年头在二三十年前，可是您几乎在《巴黎的忧郁》的每一条散文诗下面都加了注，有关于比较阅读的提示，有关于爱伦·坡等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的提示，有关于波氏作品某个母题的提示，非常专业。您是查了很多资料呢，还是真的如此博学？
　　△当然是要靠多读别人的书啊。其实我引的都是别人的观点，我读了许多国外的研究资料，法文的，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很多很多。像《浮士德》这样的书，德文原版下面的注释比正文要多一倍以上，必须这样，我总是努力往那个方向靠拢。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参考资料呢？您可是从50年代就开始翻译的吧？有家学渊源吗？
　　△倒也说不上。是这样，1949年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待不住，一批一批都回去了，留下大量的书没法带走，那时候我买了许多，都堆在家里。后来文化大革命，工宣队想来抓我的把柄，到我家找了一通，什么都没找到，我本身又没工作，没有罪名可以罗织，怎么办呢，就把我满屋子的外国书抄走许多，那时候损失了有一万多本吧。
　　▲这么多，可是您搜集资料、利用资料的本事着实让人叹为观止，绝对可以给现在的译者树立楷模了。
　　△翻译水平的高低，受制于许多因素。我喜欢诗歌，14岁起就写诗，我后来翻译的绝大多数也是诗歌。译诗，当然一定要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要有辞书，但是我们的辞典编纂水平比国外差得很远。我翻译《查拉》时大量利用了日语辞书，日本人的辞书水准是一流的，比如德日辞典，那里面的解释就是比很多德汉辞典精确。
　　我举个例子，一般“palme”这个德文词，大家都译成“棕榈”。我在翻译的时候觉得有问题，因为尼采把它形容为“会跳舞的女孩”，在你的印象中，那种下粗上细、笔直笔直的棕榈树会有“跳舞”的感觉吗？我查日语的译本，这个单词译作“椰树”，我觉得这是正解：斜着伸向海边，随着海风摇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样。但是，在中文辞典里是没有“椰树”这个意思的，“椰树”的德文叫“kokospalme”。我又参考了其他日语辞书，才知道这个词在使用中经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后半部分“palme”的，在这里，就体现出我们在研究上下的功夫大不如人家了。
　　▲是这样……但是求得这种精确的前提是您得懂许多语言，我们都很佩服您的语言天才。
　　△我在中学里上过德文课——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学，风气极其自由开放，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我能在图书馆里借到批判蒋介石的书。法语我是听广播学的，当时维希政权在上海开有一个“法国呼声”电台，用一个法语音质极为纯正的中国播音员播音。日语也是跟着电台自学的——自学，日语叫“独习”。
　　▲我只能说，太不可思议了。
　　△翻译就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因为西方丰富的文化都在它丰富的语言里蕴含着。我也主张诗人译诗，我自己译诗就受益于从小的写诗训练。但问题就在于中国诗人往往外语能力不好。照我说，要译那些经典的外国诗，应该连拉丁文都得学会，那是进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钥匙。还有圣经，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圣经我都收藏着，一遍一遍地读，还横向比较；即使同样是中文圣经，天主教圣经和新教圣经的译名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一定要钻研，钻得越深越好。
　　▲您的博学完全是古典式的：古典式的培养造就，古典式的运用，古典式的巩固和提升。除了懂这么多外语，您的中文功底又是如何打下的呢？我读您的译诗觉得一般都相当自由，似乎不拘于格律，不像有些翻译家那样讲究音节数量的严格对应，但在您的文字的背后又看得出有深厚的古文基础在支撑。
　　△你对私塾有了解吗？我小时候上的是私塾——不读《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我那时读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左传》，虽然也是死记硬背，但是，背诵确实是很有益处的。我最喜欢《左传》，我觉得左丘明的笔法是最经典的，他不用虚词，但是文句的意思非常畅达。当我把《左传》里的篇目背下来之后，在翻译中那些凝练的词句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到头脑里。
　　▲中西兼修，感觉您这一辈子就在书堆里充实而快乐。我注意到，您挑战的诗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特别需要下大功夫去注释。
　　△我在中学时候就仰慕波德莱尔的大名，后来才去翻译《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浮士德》也是在中学里就读过的。我翻译这些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阅读外国资料。西方人重视翻译，既讲效率又讲精确细致。比如我手头的一个《巴黎圣母院》的英译本，每个地名、每个典故、每个历史事件都有注释。我翻译《查拉》也大量借鉴日语译本里的资料——日本人真的很有一套。
　　钱老的博学完全是古典式的。虽不大出门，却并非闭目塞听之人，他还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尼采笺注集系列里也即将要出版一个《查拉》的笺注本——和那个一本正经的大工程相比，钱老简直就像一个手工作坊里的劬劳野叟，在满屋子发黄的书本和散乱的纸页中摸爬，寻找他想要的答案。他译著早已等身，但从没想过要挑战什么权威或申请一个“钱氏出品”的译著专利，事实上，正是一生近乎固执的无争无求，才成就了“钱春绮”这面略显寂寂的金字招牌。
　　钱老的下一个主攻方向依然是德国的文学大师——我们希望他能在今年、也是他的米寿之年完成荷尔德林诗选的翻译，或可作为一种纪念，尽管他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