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文②

　　男，1955年6月生于西安，现任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著名文学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译联誉为“the most productive literary transla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当代最多产的文学翻译家）Babel.54:2,2008,145-158。发表的著、译作品达一千余万字，其中包括专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国美丽的园林》、《中国的各个民族》、《中国文坛的名人》、《中国秀丽的名山名水》、《千姿百态的中国历史名城》和《阅读经典体味人生》等，计二百余万字；译著《雾都孤儿》、《无名的裘德》、《傲慢与偏见》、《蝴蝶梦》、《魂断英伦》、《儿子与情人》、《少年维特之烦恼》、《红字》、《从巅峰到低谷》、《马丁'伊登》、《套向月亮的绳索》、《君主论》、《社会契约论》以及改写本的《飘》、《汤姆叔叔的小屋》、《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大卫'科波菲尔》、《苔丝》、《高老头》、《三个火枪手》、《悲惨世界》等；主编的译作包括《基督山伯爵》、《红与黑》、《简'爱》、《汤姆.'索耶历险记》、《茶花女》、《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精神分析引论》、《论法的精神》、《国富论》、《50 1部最应该读的巨著》、《50 1个需要问医生的问题》、《50 1名千古流芳的体坛明星》、《50 1位当代英豪》、《50 1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50 1个引人入胜的神话及传说》等；并主编了《读遍最新英美报刊》、《感动你一生的101个电影瞬间》、《感动你一生的101个童话片断》、《感动你一生的101首金曲片断》和《感动你一生的101封信笺》等六部英汉对照读物。
　　特别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出版，无论在国内译坛还是国际译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005年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Cao，2005：155)提到：“《20世纪中国翻译史》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活动。它追溯了中国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的百年历史，并且展现了翻译家们对这项伟大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此书广泛介绍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他们的作品、思想，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由此概括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国际译联权威杂志Babel(He Aijun, Yu Yingji, 2006：1)也刊登了数千言的文章，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及其作者方华文的翻译思想进行了介绍，盛赞此书“填补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翻译史的一段空白”。在国内，《中国科技翻译》（2006，2）、《博览群书》（2005,10）、《文艺报》(2006,8,17)等报刊杂志都撰文给予高度的评价。
　　除了《20世纪中国翻译史》这一力作，方华文已出版的一千余万字的译作也是中国翻译界一笔难得的财富。从事翻译工作二十多年来，方华文孜孜不倦追求着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兢兢业业，笔耕不辍，结下了累累硕果，那一部部散发着书香的译作便是最好的见证。
　　要追寻方华文走上翻译道路的缘由，得从他的儿童时代说起。方教授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曾为彭德怀元帅做过俄文翻译。文革时期，彭德怀司令受到迫害，方教授的父亲也随之遭受厄运。方教授在孩提时代便饱尝了生活的酸辛，每天都要忍受饥饿和政治迫害。作为一个“黑五类家庭”的孩子，他没有任何财富，连吃饭都成了天大的问题。家中的书籍，特别是那些他一个字都看不懂的俄语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安慰。儿时的他便梦想成为一名翻译家，成为在社会中受人尊敬的人物。怀着这样的念头，他开始学习俄语。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他的俄语知识帮助他考入了西安外国语学院。他服从安排，进入英语系学习，在那儿完成了本科学业。由于成绩优异，他连续四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大学时代，他广泛涉猎外国文学，阅读了大量原文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都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文学翻译事业起始于《魂断英伦》（合译），也就是从这儿他开始啜吮成功的甘甜，也体味到了跋涉于译路的艰辛。此后，一部部饱浸着他的汗水的译著，如《套向月亮的绳索》、《从巅峰到低谷》、《红字》、《无名的裘德》、《雾都孤儿》、《蝴蝶梦》、《儿子与情人》、《君主论》、《圣经故事》、《社会契约论》、《傲慢与偏见》、《马丁.伊登》、《少年维特的烦恼》、《雾都孤儿》、《飘》、《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苔丝》、《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火枪手》和《高老头》等，陆续展现在读者的面前。除此之外，他还主编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其中包括《论法的精神》、《国富论》、《精神分析引论》、《简爱》、《莎士比亚故事集》、《巴黎圣母院》，《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茶花女》、《红与黑》、《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基督山伯爵》等。正是这一部部作品练就了方教授精练的文笔以及隽永的译风。每次开始着手翻译之前，他总是先研究一下作者和作品的背景。这样他才能够传神地表达人物的活动和内心世界。翻译时，他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因此，在他的笔下，书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深受读者喜爱。
　　一、 方华文教授的翻译思想
　　历经多年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教学及研究，方华文教授对翻译所起的社会效应以及它的政治功能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这些在他的“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翻译观中可见一斑。
　　在方教授看来，翻译是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各个国家的政治中，翻译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在中国尤为如此。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开始，各个朝代的当权者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利用翻译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翻译总是为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所利用，成为它们的政治工具。它可以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效力，也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丧钟。翻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亦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总是围绕着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而展开的。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以及《文学翻译概论》里，方教授详细地阐释了翻译在中国如何影响政治，而政治又是如何操纵翻译。现代中国的政坛风云变幻，其中翻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革命以红色作为标志性的颜色，中国的翻译活动便自然而然蒙上了红的色彩。红色象征着这个国家主流政治的性质，具体来说就是红色的“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一词代表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代表了中国进步力量几十年来的追求、梦想以及选择。作为这个潮流的一个分支，翻译也总是不断经历着潮起潮落，它的角色或者是引导或者是受控制，但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虽然中国执政党的地位已“固若金汤”，近年来政治对翻译的影响大大减弱，但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仍似一只隐形的手操纵着它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政治对翻译的影响总是比其他国家要大呢？方教授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提出了以下四个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
　　1．历史和社会原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内战频仍，并且遭受外来侵略。统治阶级却无视人民大众的疾苦，过着奢华的生活。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给当时的国家和爱国学者当头一棒。学者们认为低我们一等的日本通过西化而变得强大，这是日本胜利的原因。为了使国家富强起来，中国学者们翻译了各类书籍，涵盖科学、文学、政治和学术等门类。国家的安危与富强成为他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如果国将不国，他们将成为亡国奴。于是他们大量地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任何与西方文化相关的东西，将它们引进中国。政治家和作家，几乎所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把目光转向了翻译。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在中国引起了强烈震动。他向国人介绍了弱肉强食的道理，指明被西人讥为“东亚病夫”的黄种中国人如果麻木不仁，失去独立性，那么他们也会像美洲的红人和非洲的黑人一样被奴役。
　　那个年代的翻译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主要宣扬“强国”、“富民”的思想，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强”意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思想界空前活跃，西方的各种“主义”及五花八门的思想流派纷纷登场。中国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图找到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思想作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本质看，马列主义是一门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从此，这就成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潜心翻译带有马列主义性质的政治书籍；在文学方面，则致力于介绍“普罗”文学（Proletarian Literature)作品，即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多产的翻译家，如鲁迅、曹靖华、郭沫若、茅盾、陈独秀、瞿秋白、刘半农和郑振铎等，他们把大量无产阶级的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从海外引入中国。
　　在这一历史阶段，他们最为青睐的是来自于“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普罗文化”。于是，对苏联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的译介成为中国翻译界的主流。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国家的文化虽代表着高层次的人类文明，但是它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旧中国的劳苦大众正遭受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剥削及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方“高谈阔论”的政治以及“温文尔雅”的文学，与他们的情调和现状格格不入。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最对他们的胃口。虽然有无数英国、法国、美国或德国的政治、科学及文学作品也被引入中国，但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化的介绍在翻译界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学习俄文者人数众多，给翻译界增添了有生力量，就连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译界的这种状况基本没变，因为无产阶级文化是新中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翻译工作者们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对外国无产阶级作品的译介规模也更为宏大。
　　2．译者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由共产党执政，他们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大众创造，而无产阶级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后，每一样东西---艺术、文学、政治和哲学等，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翻译也是如此，必须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新中国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基础是相同的，这就是中国的翻译工作者热衷于译介苏联文化的原因。这一支翻译队伍是受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具有很高的政治素养，他们热爱和忠诚于中国共产党，所以在选材时考虑最多的是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如著名文学翻译家李俍民就是一例，他的译作均为“无产阶级”题材的作品，即他所说的“英烈”题材的作品，如《伊格纳托尔游击队》、《游击老英雄》、《红海军和小黑熊》、《苏联少年英雄柯季克》、《近卫军战士马托洛索夫》、《卓娅》和《牛虻》等。其中《牛虻》被团中央推荐为优秀读物，一下子就发行了百余万册，以后又数次再版。他在概括自己的翻译观时说：“我的文学翻译选题的原则与信念就是：英——烈——传，也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中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推动社会与历史前进的英烈人物形象的优秀作品，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推动社会与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解放后读书界的实际情况中，一些写英雄人物的翻译作品，在党、团组织及出版界的推荐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读书高潮，对青少年道德品质教育，爱国主义精神及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培养，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像李俍民这样倾心于无产阶级事业的译者还有不少，如巴金、成仿吾、师哲、陈昌浩、张仲实、郭大力、梅益、楼适夷、周立波、高植、金人、艾思奇、焦菊隐、飞白和丰一吟等，其数量之多，已无法统计。就连举世闻名的中国大元帅刘伯承也积极投身于翻译事业。他的第一部译作《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完成于1930年，以后又翻译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虽身兼要职，日理万机，仍抽出时间从事翻译。这样的一大批翻译家被称为“红色翻译家”，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红色”的事业具有献身精神。如刘伯承校译苏联的《合同战术》，是在1946年，值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交战正酣之际。刘伯承白天在枪林弹雨中指挥作战，晚上则借着煤油灯奋笔翻译。同年12月6日，中央机关报在报道此书出版的消息时说：“100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20天作战一次，加之20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左目，写作甚为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无可旁贷，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到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种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学习。”
　　3．政治体系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新中国第一位主席毛泽东在他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人民”这个概念做了解释：“什么是‘人民’？在中国，‘人民’指的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选举等自由权，但是反动分子没有……”所以“人民”有权统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操纵着一切事务，当然包括翻译。关于翻译，共产党认为人民大众需要了解的是外国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所以译者应把目光瞄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帮凶”。这是共产党为中国翻译工作者设定的目标。在“红色作品”中，马列著作被放在最前列。1953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四年后，国家设置了中央编译局，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著作，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一大批人力都投入到了这个领域的翻译中。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副局长陈昌浩、姜椿芳和张仲实身先士卒，都翻译了不少“红色”政治书籍。
　　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翻译和出版，并建立了审查制度。凡黄色的、对人民造成精神污染的译作，以及反动的、不利于共产党统治的译作，都不准出版。翻译者必须选择符合人民及党的利益的外国作品，如果不然，他们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译品无法面世。因此大部分翻译只能是“红色”的。如今，西方的政治、艺术、文学和科学文献通过翻译不断地涌入中国，但它们是受限制的，其作用必须无损于我国的国家利益，无损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无损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这三者都是以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所以中国的翻译事业只能以“红色”为主色调。
　　4．公众意愿原因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瓦解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混战时期，经历了第一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以及第二次国内战争。知识分子们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人人都想找到救国之路。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思想纷纷出现。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等等，都冲击着人们的思维。当然，每种理论都有它的闪光点。但是哪一种是最佳的，最适合中国呢？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会变得越来越弱，中国的民众只能变得越来越穷苦，受资产阶级，军阀和地主的欺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军阀和地主的压迫，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使工人农民的意愿得到满足。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者变成了统治者。统治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曾经通过向红色苏联学习获取了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们喜欢外国无产阶级的(红色)作品，他们的意愿在指导翻译的取向时表达得很清楚。
　　几乎每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根据文化部提供的数据，从1949年至1985年，总共有五千位俄国作家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几百位是俄罗斯的经典作家，其余均为苏联作家。班台耶夫、盖达尔、伦支、法捷耶夫、伊连柯夫、富曼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绥拉菲摩维之、普列汉诺夫，以及许多其他苏联作家都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在苏联作家中，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是高尔基，因为他笔下反映的是劳苦大众的生活，最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差不多他的所有作品，其中含《母亲》、《童年》、《在人间》及《我的大学》等，都被翻译成了中文。
　　除苏联外，西方国家的各类作品，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以文学为例：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斯威夫特、哈代和萧伯纳等英国作家的作品，雨果、司汤达、拉伯雷、左拉、福楼拜、莫里哀、莫泊桑及纪德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还有歌德、施托姆、海涅、凯特与格拉斯等德国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另外还有许多美国、日本的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也被译成中文。但是它们的数量没有苏联作品那么多，它们的影响也要弱一些。大众更喜欢符合他们兴趣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因为它更贴近他们的生活。
　　三、结论
　　在西方，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翻译的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才真正开始。美国学者韦尔纳'温特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一文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1971)一书，玛西娅'尼特'多伦和玛里琳'嘉迪斯'罗斯发表的《翻译的经济和政治性》(1981)，美国学者马丁'杰伊发表的《永远的流放者》(1985)，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Sherry Simon)撰写的《翻译理论中的性别》(1996)，这些著作和文章都旨在讨论翻译的政治性问题。
　　西方的理论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理论根据来自于西方的实际情况，他们所讨论的翻译的政治性和红色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翻译的政治性更明显更强烈，但是这一点长期为翻译理论家所忽视。方华文教授的“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是对中国翻译发展历程的回顾及总结，对我们研究翻译以及把握翻译的方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有些人可能会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已经把重心转向经济，对政治的关注相对减弱，翻译的政治性也不那么强了。但是他们觉察不到执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翻译，为翻译掌舵，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红色”中国只能接受“红色”翻译。在我国，也许还存在“蓝色”或“灰色”翻译，但是“红色”无疑是主色调。
　　方华文教授的翻译观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国际译联的学术刊物Babel在2008年第二期刊登了万言论文，专门介绍他的翻译思想，使全世界了解到了我国的翻译概况以及翻译事业的特色，也了解到了他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