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益州牧】
刘璋(?—220)字季玉，（今西北）人。末年时代割据军阀之一。 继父亲担任牧，后为所败。后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病逝于。刘璋为益州牧刘焉之子，父亲死后，继承父亲的地位，成为益州牧。刘璋为人懦弱多疑，汉中张鲁骄纵，不听刘璋号令，于是刘璋杀张鲁母弟，双方成为仇敌，刘璋派庞羲攻击张鲁，战败。
后益州内乱，平定后，又有曹操将前来袭击的消息。在内外交逼之下，刘璋听信手下张松、法正之言，迎接刘备入益州，想藉刘备之力，抵抗张鲁、曹操。不料此举乃引狼入室，刘备反手攻击刘璋，法正又为刘备内应，刘璋不得已于214年投降，被流放至荆州。
后来孙权杀关羽，得荆州，以刘璋为益州牧，驻于秭归，但是很快就病死。刘璋死后，其子刘阐曾于蜀汉南方雍闿等作乱之时，再被东吴任命为益州刺史，诸葛亮平南蛮后归吴，为东吴之御史中丞。
三国演义当中的刘璋
蜀振威将军。汉益州刺史刘焉四子，焉卒，州大吏赵韪等，共保璋为益州牧。璋曾杀张鲁母及弟，因此有仇。璋使庞羲为巴西太守，以拒张鲁。时庞羲探知张鲁欲兴兵取川，急报知刘璋。璋遣别驾杨松结好曹操，松因操轻而恨之，劝璋引先主入蜀。众臣苦谏不可，璋不从。后众将劝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以防先主兵变。璋初时不从，后因众人苦劝，乃令白水都督杨怀、高沛二人，守把涪水关。后先主遣人往成都求兵粮。璋给甚少，先主怒，骂使者，杀其将杨、高二将，与璋反目。建安十九年，马超进围成都。璋以百姓苦，降。先主请璋收拾财物，佩领振威将军印绶，令将妻子良贱，尽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人物生平
刘璋，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其父刘焉，东汉末任益州，刘焉死，刘璋继领益州。他性宽乐而无威略，仅知保境，没有远略。建安十六年(211年)伐汉中，刘璋惧怕操威胁自己，遂迎刘备入蜀以拒曹。后被刘备取代。迁，以为奉车都尉，奉使谕，留不遗。兴平元年，袭焉位为监军使者、振武将军，领。建安十九年，降于刘备，迁。克荆州，以为益州牧，驻。《》作者评价刘璋：“璋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致乘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刘璋的确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与野心，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其父刘焉病死，他的手下知道刘璋秉性温和、仁慈，共同推选他为继承人，后刘璋领益州牧，张鲁对他多次挑衅，刘璋怒而杀其母及其弟，二人便成为仇敌。
曹操征荆州，更想接着攻打。刘璋想与曹操交好，可是因为曹操怠慢了他，就鼓动刘璋与刘备交好，同心抗拒曹操。然后又挑拨刘璋与有功武将的关系，企图使西蜀内外皆乱，让刘备乘虚而入。益州主簿官知道张松的用心，苦谏于刘璋，可惜刘璋并未采信，反而对刘备以诚相待。给他兵、粮、财、物，助其攻打张鲁。张松、又劝刘备反过来攻打刘璋。
刘备的军队转向，可怜刘璋根本阻止不了，一直让刘备围困住了成都。其实当时成都尚有三万精兵，粮草足够吃用一年，而且官兵都愿死战。但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以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投降，群下莫不流涕。刘备尽取其财物及震威将军印绶。
虽然刘璋为人懦弱，少主见，但也有一颗之心。他任益州牧时，使蜀地富有，百姓，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施行的是标准的仁政。怎么能说是“无恩德加以百姓”呢？从开城投降这一点就可以足以看出他的仁慈之心。
而且刘璋并非贪图享乐，荒淫无道之人。若生在太平年间，定为造福一方的良臣。蜀中之治历来没有定数，陈寿的评价未免有失偏颇。其实一开始刘备就有杀死刘璋之心，只怕会失去天下人之心。后诸葛亮进言刘备，应该对蜀地进行严治，也有些压制民愤之意。乱世出英雄，也埋没了许多人才，只能是说刘璋生错了时代，是在乱世众多英雄的光辉下黯然失色的一个人物。
他行仁政，了解百姓的痛苦，是古代许多领主比不上的。刘璋的失败在于听信他人之言，而少主见。但真正对他有用的话却没有采纳。也是他成就了刘备的霸业。他的性格注定了他在乱世中无法成为人雄，只能偏安于一方，实在令人惋惜！
刘璋失益州
刘璋，字季玉，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继其父刘焉任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所治益州被刘备夺取，统治益州凡二十年，其活动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末三国政治。迄今为止，学界尚无讨论刘璋的专文。人们对刘璋的评价，基本定于《》所云：“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璋遂庶几成为昏庸无能的象征。一、刘璋失益州失于“人谋”：东汉末年，天下纷乱。刘璋所处益州，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刘璋在保守益州的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在外来的刘备面前反主为客，处处被动，处处被欺，最终将益州拱手让人。其原因何在？
与汉末群雄相较，刘璋“暗弱”、“不武”〔1〕（卷32《先主传》注引《》）。主要表现在：（一）不识益州兵要地理形势，不能努力修好汉中的张鲁，丧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处于外敌威胁之下。（二）缺乏重大军事斗争的心理素质。尽管拥有益州这块“风水宝地”，刘璋却极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抗并不比其强大的张鲁，要拉曹操作为援手；当曹操对自己产生威胁时，又拉刘备来帮忙，使得刘备顺利入川。（三）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刘璋在认识到刘备入川的险恶用心、怒斩张松之后，虽迅速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对抗刘备，却均以失败告终。《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争夺益州之初，“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郑度之计可谓是抵御刘备的良策，但刘璋不能用，反而把郑度罢黜。郑度的遭遇，除了表明刘璋听不进忠言外，更主要的是表明刘璋“才非人雄”，缺乏军事头脑，不是枭雄刘备的对手。
其实，刘璋并非毫无军事才能，在他统治益州的时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数次大规模的叛乱，即是明证。导致时人视刘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刘璋为人“宽柔”“温仁”性格懦弱外〔1〕（卷31《刘二牧传》及注引《英雄纪》），更与其身处推崇“人谋”的乱世之秋却不努力“人谋”有密切关系。突出表现是，刘璋立志不远，只图自保一州。
保据益州，坐观天下，是刘璋之父刘焉定下的方针。《三国志·刘二牧传》载：“焉睹（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恰好益州动荡，朝廷以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焉入益州后，以南阳三辅流人数万家为主组成东州兵，平定益州动乱，诛杀益州豪强，建立割据政权，便不复顾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势。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这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卷9中评论曰：“焉虽受命作牧，而汉之危亡，风波百沸，焉勿问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的刘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纷争之中作无谓的消耗。然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满足于“自保”，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最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公孙瓒、刘表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则有曹操统一北方、孙权鼎立江东等。刘璋的“坐保”，导致了他行动的保守和落后，黯于天下大势。当刘备处心竭虑谋夺益州时，刘璋还茫然不知，反而开门揖盗，最终葬送基业。可以说，刘璋失益州在一定意义上是失于“人谋”。
《后汉书·刘焉传》论曰：“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的确，天下大势不容刘璋闭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如发挥“人谋”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无此可能。可是，刘璋暗于天下大势，不知权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称：“论者曰：‘刘璋暗弱’，弱者弱于强争、暗者暗于变诈。”处在汉末这样一个推崇“人谋”的时代，刘璋明显是落伍了，失益州诚为“自然之理”〔1〕（卷31《刘二牧传》）。
二、刘璋治益州有成就：对于刘璋治益州，诸葛亮说：“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1〕（卷35《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时人一般也认为：刘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1〕（卷31《刘二牧传》）。因为益州在刘璋统治时期，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2〕、〔3〕（P78－79）。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毕竟刘璋治益州并不象诸葛亮所说明那样无能、无功，如从经济发展角度言，其成就即不逊于刘备、诸葛亮治蜀。
如所周知，诸葛亮治蜀，益州连边远地区都得到开发，但蜀汉的经济整个说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以人口为例，刘备章武元年（221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炎兴元年（263年）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可信，蜀汉四十余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还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后部族，所以可以说蜀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这足以反映出在蜀汉统治之下，益州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又，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上《》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1〕（卷35《诸葛亮传》）。诸葛亮这样说，诚然有警醒后主刘禅要努力振作之意，但也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之局面。在一条教令中，诸葛亮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耳。”〔4〕（卷'815《布帛部》）要注意的是，此时正是蜀汉国力比较强的时期。“益州疲惫”、“唯仰蜀锦耳”，此种经济状况，显然比刘璋治蜀时期有所倒退。诸葛亮在襄阳献“隆中对策”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1〕（卷35《诸葛亮传》）。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1〕（卷37《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也就是说，刘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当世公认的。这除了与汉末益州少遭遇战乱的破坏有关外，更是与刘璋治蜀分不开。且以刘璋用人论，《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在夺得益州后，大用益州俊才，“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刘备所用的益州人才，其实基本上是原刘璋人才集团中的成员。特别是，刘璋所摈弃的彭羕，后来也被刘备所摈弃乃至诛杀。这说明刘璋在治蜀之时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识人、用人的，对益州土著也曾努力的拉拢与团结。这应是刘璋统治时，益州政治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籍中虽没有直接的史实来说明刘璋治蜀的业绩，但刘璋能稳定益州，发展益州，不能谓无能、无功。退一步言，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虽然也有一些内乱，但政局尚稳，国富民殷，说明刘璋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干的。
刘璋还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考察刘璋的言行，时时都可窥测到他以民为念的思想。撇开其它原因讲，（一）迎刘备入川是基于保境安民。（二）当郑度提出坚壁清野以抵御刘备军时，刘璋认为：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也。”〔1〕（卷37《法正传》）可见，刘璋不纳郑度之策有不愿劳民的缘故。（三）刘璋举成都而降刘备是基于不愿伤民。当成都尚兵精粮足、臣民表示愿坚守城池时，“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1〕（卷31《刘二牧传》）就此而言，说刘璋“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是不符合刘璋统治益州的实际。
人叶适云：“刘璋虽暗懦，然国富民盛，守之以恩，无所得罪也。”〔5〕（卷28《蜀志·刘璋》）清人王夫之直言，刘璋非“昏孱”〔6〕（卷9）。的确，刘璋诚然算不得明君，但也不能归于昏君之类，更算不上暴君，故刘备比拟夺益州为伐纣时，当即遭到其属下庞统的反驳〔1〕（卷37《庞统传》）。《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张璠言亦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其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回顾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其作《隆中对》时说“刘璋暗弱”，为的是树立刘备进攻益州的信心；在占领益州后，全面贬低刘璋治益州，则更多是为自己的严刑立威辩护。
三、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作《隆中对》称：刘璋所治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后来，在刘备图谋益州的过程中，刘璋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果然积极策划迎接刘备入蜀；在刘备攻占益州的战斗中因抵抗不利投降或欲降的李严、费诗、许靖等人，他们或就是诸葛亮所谓的“思得明君”的“智能之士”。但另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智能之士”在支持拥护刘璋。
对于刘璋迎刘备入川，就有黄权、刘巴等一批“智能之士”表示反对。《三国志·黄权传》云：主簿黄权陈其厉害，“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又，《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璋遣法正迎刘备，（刘）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更有甚者，王累自悬于城门死谏刘璋拒纳刘备。此外，在刘备夺益州的军事进攻中，也有不少忠勇之士为刘璋而战。《三国志·王连传》载：“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王）连闭城不降。”刘璋巴郡太守严颜，抵抗失败被俘后，愿作断头将军〔1〕（36(《张飞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刘璋遣张任、刘!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桥，战复败。禽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惜焉”。即使是到了成都被围，刘璋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全城军民也纷纷表示坚决抵抗。刘璋举成都投降之时，军民咸流泪。这些都足以说明刘璋在益州有深厚民众基础，深得民众拥护，决不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蜀人心目中，刘璋未必不是“明君”。正因为如此，尽管刘备处心积虑，竭尽全力，占领益州还是费了不少周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雒城之役，耗时一年，折损军师中郎将庞统，才艰难取胜。另外，据史籍记载，建安十六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后，积极争取蜀地民心。《三国志·庞统传》称：“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从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此后，刘备“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卷32《先主传》）。刘备不敢也不能遽取刘璋，反而需花费较长时间来“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这除了说明刘备的“帝室之胄”的旗号在真正的“帝室之胄”刘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刘备的处事谨慎之外，更足以说明刘璋并未失去蜀地民众的支持。总之，诸葛亮所谓“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并不符合刘璋所治益州人情实际，毕竟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
刘璋治理益州并不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而是有一定的“民本”的思想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刘璋失益州，也不是因为他昏庸无道，益州人民反对他的统治，而主要是处在东汉末年群雄相竞的时代，刘璋军事才能一般，拙于“人谋”，不识天下形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刘璋可谓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凡人”。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甚至是不公正的。
【清代小说家】
刘璋（1667—？），字于堂，号介符，又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等，（今山西省）人。他一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在清初的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刘璋出身清寒，但因，因而。他于书法绘画、琴韵棋艺都有很高的造诣，雅致高标，为当时的奇才。青年时代时，刘璋就开始从事一般封建世人所不屑为的小说创作，并在二十多岁时写出了他一生的代表作—讽刺小说《》。《斩鬼传》又名《说唐平鬼传》、《平鬼传》、《钟馗传》、《钟馗捉鬼传》等，流布极广，影响很大。因为刘璋社会地位不高，使得他很了解下层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对劳苦大众深为同情。但同时对于那些不学无术、花天酒地而又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又极为蔑视。因此在书中他以鬼喻人，对人间百态予以刻画，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它是我国古代讽刺小说中时代较早而又具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作品，在浪漫主义色彩的讽刺小说中，则堪称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它用夸张的手法，将诸鬼形态予以夸显，使得各种形象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褒贬自然寓于其中。览书则有呼之欲出之感。这部书对社会丑恶的大胆揭露和辛辣犀利的冷嘲热讽，在当时确属艺术和思想的精品。
除此之外，刘璋作为一个才华出众，却又不被任用的奇才，他的生活便以登高作赋、花间饮酒、月下漫步的文人雅事为主，并致力于创作才子佳人之类的小说。如《幻中真》、《》、《》、《飞花艳想》等。他的这些小说都以为主角，情节结局相似，虽想象奇特、构思巧妙、情节曲折、文字华美，但却充满了浓重的忠君、礼教、宣扬善善恶恶的封建主张，而且其中的才子无一不是狂热的科举功名的信奉者，这大概与他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有关。他的小说中将儒家思想视为天经地义，并将之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皇帝寄予了无限遐想，认为皇帝的力量足以破除一切弊政，从而达到社会大治，对封建统治者大加褒扬，并自觉宣扬善善恶恶、因果报应的封建观念。其可取之处在于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以及妇女的地位颇多肯定。
刘璋小说中的艺术形象正是他个人的理想。他曾将很多的精力投入科举，但科场却并不如意。尽管刘璋表面上给人以风流倜傥、不拘礼法的印象，但他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讲求“学而优则仕”。他在创作小说、浪迹江湖、耽情风月的同时，汲汲于功名。三十五年(1696年)，刘璋考中，此时年已而立。元年（1723年）在考中举人二十八年、屡次参加会试受挫之后，刘璋以五十八岁之年得以选授深泽县令。四年之后，他因前任县令亏空甚多，无法在短期内补齐亏欠而受到解任处分。自此以后，再未任职。
刘璋初任深泽县令时，勤政爱民。适逢当地灾荒，面对哀鸿便野、民变日生、狱囚将满、仓廪全空的棘手局势，刘璋严厉整饬属下，不许扰民，宽法轻刑，并从实际出发，切实地为百姓减轻负担，防止徇私舞弊。他勤于职守，能自任过失，使得地方基本安定。在就任四年时间里，刘璋得到了百姓的真心拥护。后他因故被解任，然非常清贫，经历三任新县令后，仍然滞留当地。后任县令的福建永安人刘元晖也因事解任，亦留居于此，因二人均贤，顾而当地百姓呼之以“山西刘公”与“福建刘公”，并常以薪米供给。及至二人同时返乡，百姓“拜而送者踵相接，有泣下者”。他离开深泽后，行踪目前难以考定，很可能返回了阳曲老家，并终老于此。其妻室后裔史无记载，只在徐昆的《柳崖外编》中提到有子名玉郎，少年弃世。
刘璋是一个坚守操节，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贫穷才子，在仅任数年的知县中，为官自律，体恤民情。在大部分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从事着大量的创作活动。他以他的才情为自己在清代的小说界争得了很重要的一席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