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是和莎士比亚齐名的、同属英国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作家。他出身贫寒,16岁便应征参加了一场集宗教和政治于一体的双重战争,后来又经历了历时多年的生活和信仰危机。
在多重的矛盾之中,班扬从1656年开始先后完成了《福音真理基要》和《律法和恩典的原则》等书。1660年查理复辟后,班扬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遭到逮捕,开始了12年的监狱生涯。
在漫长的监禁中,他写出了《圣城》和自传体小说《丰盛的恩典》,并在1667年—1672年问完成了《天路历程》的第一部。 班扬的这部寓言体作品被称为“具有永恒意义的百科全书”,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篇章。本书中的许多修辞造句也成了英语世界中广泛引用的谚语、俗语、成语和经典表达手法。
许多文学史家将他和莎士比亚、米尔顿相提并论,把《天路历程》与但丁的《神曲》、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体文学杰作,班扬也被公认为英国通俗文学的鼻祖。 作为一部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英语文学作品,三百多年来,《天路历程》突破了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界限,风靡全球,被奉为“人生追寻的指南”,“心路历程的向导”。即便在非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它也是学术界最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迄今为止,这部作品在全世界各地已有多达二百余种译本,是除了《圣经》之外流传最广、翻译文字最多的书籍。
一百年以前,如果有个人说到揭丑人(muckraker),或者市井圣人(worldly-wise man),或者(Vanity Fair),或者失望泥沼(the slough of despond)及耻辱山谷(the valley of humiliation),他一定知道自己是在引用《天路历程》中的话。
自从这一作品第一部发表于1678年以后,两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国家这本书恐怕是除去《圣经》以外阅读人数最多的书籍。当然,现在对于我们当今读者来说,它不会象对班扬时代那些淳朴的非国教信徒影响那么大,那些人对于原罪深信不移,害怕地狱的火焰,虔诚地期待救赎。然而,尽管该书有些复古主义信仰,其主要读者是非国教信徒,但它仍然值得一读,不仅因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因为它是一部几乎没有故意使用技巧的书。
基督教仅由寥寥数人创立,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默默无闻,未曾见于文字记载,对此我们惊叹不已。但如果我们想象这些人有可能像约翰·班扬一样,这样这一奇迹就没那么令人困惑了。我们来回忆一下班扬的一生:一个穷补锅匠,当过兵,几乎完全没上过学--他确实说过他一度忘记了如何读书写字,后来转信清教,于1660年因“支持参与几次非法集会”而被捕,此后十二年,除去几个星期以外,一直在本特沃特(Bedford)监狱中度过,拒绝有条件开释,声称,“你今天放我出去,我明天还要祈祷。”入狱后留下妻子和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双目失明,在狱中依靠写作和背诵《》及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殉教者书》(Book of Martyrs)度日。1675年再度入狱六个月,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天路历程》的第一部分,后来再度被释放,却成为了他所在时代最著名的牧师。
《天路历程》用今天看来怪异的英语写成,是一部写给一般人看的简单的讽喻体小说,用异常简单的答案回答了那个令人生畏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救赎?”这一作品从整体文化上与奥古斯汀[22]和但丁[30]相去甚远,但这该书与这两个人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该书只奉那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呼吁强烈的虔诚(尽管班扬本人善良而宽容),而这种虔诚今天只能在我们知识未能触及的蛮荒地带才能发现。作为本书的作者,他的梦想,口吻,幻想,和赤裸裸的良知,简直就是个疯子,无疑为弗洛伊德[98]提供了完美的实习机会。
但《天路历程》依旧是本优秀的书。它不仅影响了上百万对于上帝心存恐惧的普通人,而且同样能感动知识分子,例如肖伯纳[99]。它的散文风格是天生而非人为的,强劲,坚硬如钉,有力,甚至是睿智的。对于商人道德的描述,还有比那个安逸舒服的“私心先生”描述利得更简明吗?“可我的曾祖父不过是个水手,眼睛看一边,船划向另一边,我绝大多数财产也是靠同样手段获得的。”如果我们对于神学无动于衷,那么作品达到胜利的高潮时的节奏和不加掩饰的真诚也很难打动我们,“当他走的那天到来之时,很多人伴着他来到河边,他走下河去,说道,‘死亡,你的尖刺在哪里?’他越走越深,说道,‘坟墓,你的胜利在何处?’然后他就死了,所有的小号都在河的另一边为他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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