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周西成字继斌，号世杰，富家子也。光绪十九年（1893）生，少入明德学堂，荒于嬉，起从戎。辛亥起事，充杨荩诚卫队，随征常德。荩诚赴京，常德军解散，西成入贵州讲武学堂。居一年，入陆军第六团。护国军兴，随戴戡征川，取成都。明年川军杀戴戡，西成率一营人马突围回黔，始闻名。移驻湘西。民国九年（1920），卢焘逐刘显世，擢西成为营长，隶窦居仁旅。翌年，调随谷正伦援桂。正伦欲改西成营为警卫，西成怒，率部返铜仁，复归窦旅。翌年，袁祖铭刺死王文华，居仁感愤，欲拥王伯群主黔，王天培、彭汉章、张行玮则拥祖铭，窦部毛以宽、聂凤岗亦率部归袁。居仁愤而出走，交兵权与徐朝光。西成值此隙，以军饷逼营，逐朝光。时居仁弟居康尚在军中，惧而走，西成致电宣抚之。居康返营，竟为西成所杀。西成乃自称旅长，依川军石青阳部，入国民党。
民国十二年（1923），唐继虞挟刘显世入黔，袁祖铭败入川境。西成乃并绿林，横略黔北。已而绿林罗成三密通滇军，反戈击西成，为西成擒杀。遂取遵义。继虞遣张汝骥夺遵义，西成退至綦江，输诚于袁祖铭。祖铭知其有旧于川军，颇疑之，西成乃投熊克武，擢川军师长。未几川军阋墙，西成乘乱攻重庆，掠铜元局，满载而归。已而祖铭与杨森破克武，逐西成入黔，驻赤水。适继虞去职，黔省空虚，西成乃复取遵义，据桐梓，此西成故里也。稍定，复取毕节，自是黔之三四归西成矣。世呼之为桐梓系。袁祖铭见而惧之，与结姻亲，委西成军务会办，兼第三师师长。
民国十五年（1926），中央委西成贵州省长。时北伐军兴，西成以北洋必不能久，乃通洽于蒋公，得贵州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黔事稍平，西成多用桐梓故人，广积钱粮，整顿吏治，清除匪患，逐日坐大。有洋人献雪佛莱轿车，西成乃通公路于贵阳、桐梓之间，乡民称利，此即故古盐道也。
袁祖铭虽驻川，实贵州共主也。五月，祖铭遇袭于杨森、刘湘，退至黔北。西成恐祖铭回贵阳，乃广出说客，言黔省税收之薄，祖铭信然，遂转战湘西，旋为唐生智所杀。时王伯群、何应钦颇得宠于蒋公，西成恐其返黔主政，遂密结李济深。蒋公遣张道藩、李益之赴贵阳佐西成，西成不悦，竟杀益之。
翌年，蒋公下野，西成忖知其诈，乃说李济深曰：“彼此次下野，或不久复职。蒋之为人，有仇必报。故须趁早布置。自中央党部起以至有关各省，使其倾向公等，不能不共存亡。使蒋即复职，亦已无可奈何矣。”济深然之，会各派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乃携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出走武汉，另立中央。宁汉旋交兵，唐生智败绩。张发奎迎精卫于广州，济深恐失广东，竟与精卫、发奎通洽，共反南京。西成蹈济深后，订黔桂之盟，互驻使节，如两国然。
胡若愚、张汝骥交恶于龙云，西成以滇省可乘，故密结胡、张，委毛光翔为司令，兴兵犯滇。黔军连战不捷，有营长名顾万武者投敌，西成戮其家小二十七口。
蒋公复职，委西成第九路军总指挥，欲争取之。又使李仲公说西南三省，皆不得其果。蒋公乃使驻鄂黔军之李燊部反攻贵州，西成击却之，李燊投龙云。蒋公不豫，遂扣押李济深，挟此以令诸侯也。西成乃致电曰：“李任公追随钧座，历有年所，不无微劳。今因到京开会，即被拘留，纵使钧天沉醉，冤雪纷飞；而公道在人，防川匪易，将何以杜天下攸攸之口。”或以其辞过激，以缓发为宜，西成慷慨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何能首鼠两端？何况李任公遇祸，举国同情，我辈若不仗义执言，则意气何在哉？”
未几，蒋公伐桂，令龙云、李燊陈兵滇黔之边，且致电西成曰：“十万火急。现中央决心讨桂，势在必行。望继斌兄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勿稍犹豫，立盼电复。”西成哂曰：“此持刀威吓耳，吾偏不惧。况滇军两师无多，吾意与胡、张并力，同他一战，斩此孽龙。然后联合粤、桂、滇、黔，组织联军，东下讨贼，以纾国难。”
民国十八年（1929）孟春，西成执锐与滇军战，指挥颇混乱。李燊轻取盘县，普安，袭西成于镇宁，西成死于流弹，年三十六。中央委李燊为贵州省主席。
周西成故去后，极备哀荣，全省民众合请公葬。1930年元月20日，各县民众代表会于桐梓，公葬周于虎峰南麓，并公祭之。国民政府暨国民党中央最高层领袖如蒋介石、、何应钦、宋子文、王正廷、王宠惠、孔祥熙等均亲笔题赠像赞、挽联，对周赞誉有加。蒋介石并拨专款银洋30万元作周之丧葬及家属抚恤费用，蒋介石为周西成墓撰书华表中联为：“屈指数英雄使君是边陲健者；此间留祠墓父老思阃外将军”。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军政部长何应钦亲为其题书篆盖墓志铭，閤省官吏以全省民众及所属各部分名义致祭并题赠挽联。全省公祭后，于桐梓县城荣德山修建规模恢宏的陵墓、陵园。于其战殁地修建衣冠冢。民众乐输募捐为其修专祠、设祭奠，祠内竖立全省81县及省直机关几乎所有官吏题赠之石碑，致成碑林，蔚为壮观。遵义、平坝等县亦建专祠。黔民相与醵金，在城北（今喷水池处）铸立周全身铜像。其丧葬奠排场之铺张，为贵州历史上罕见。
『贵州汽车银币』
在中国近代机制币史上是颇有名气的“贵州汽车银币”。这枚银币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贵州主政的军阀周西成的得意之作，它在上世纪早期的中国金融货币史上确属一件别具一格的“作品”。周西成于1926年至1929年当政期间，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加上交通闭塞，贵州贫穷凋敝。全省每年的财政收入仅700万银元。军费开支以外，早已是捉襟见肘了。周因此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尤为严厉，同时，他在整肃治安，整顿金融，创办实业，发展交通等方面也作了努力：修建了贵州第一条公路；创办了贵州第一家机器工厂；购买了贵州第一辆汽车…1929年，周西成购进铸币机器，在贵阳市南郊虹桥，建立了贵州省造币厂，仿铸四川军政府银币和铜币，以此摆脱战乱造成的财政困难。1928年，贵阳至桐梓省道竣工通车，周西成特命贵州造币厂铸造发行贵州汽车银币以示纪念。该银币直径39毫米，重26.2克左右，齿边，成色在78％-79％之间，铸量5万枚。正面上书“中华民国十七年”字样，正中为“贵州银币”四字，中心为“芙蓉花”，下为“壹圆”；背面上为“贵州省政府造”，中间为在草地上行驶的汽车图案，下边为“七钱二分”字样。草地由28片草叶构成，寓示银币是1928年铸造发行的；汽车前轮12根辐条，寓示一年12个月平安吉祥、如意发达。
贵州汽车银币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与当时流通使用的银币，有四个不同点：一是有暗记。银币绝大多数没有暗记，而汽车银币在图案的草地中隐藏着由草叶构成的“西成”两字暗记。这是周西成的高明之处，既作了暗记，又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名留后世”。作为黔地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周西成，没有发行自己的人像币，这比同期的唐继尧、陆荣廷、张作霖等军阀当仁不让地发行自己的人像币，显得“谦虚”多了。二是它的汽车图案。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周西成从香港购来的美国福特牌敞篷汽车。由于贵州没有公路，这辆汽车是拆散后，*人挑马驮运入的。银币上的汽车图案即以此车为原形。用汽车作银币图案，是近代银币中绝无仅有的，它与光绪龙、大清龙以及以人物为图案的近代银币相比，确是独出新裁而很受时人喜欢。三是使用了两种货币单位。即采用货币“元”单位，又使用已经废止了的清末货币单位“七钱二分”，这在民国银币中也是仅见的现象。这种不伦不类也反映了周西成虽颇有进取心，但其封建烙印依然十分深刻。四是银币成色不足。民国时期流通的光绪元宝、大清银币、孙中山开国纪念币、“袁大头”及外国的鹰洋、坐洋、站洋等壹圆形开型银币，含银量都在九成左右，而贵州汽车银币则不到八成，显是铸造时有偷工减料之嫌。
〖桐梓系军阀〗
周西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从投军起，他便十分注意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建立和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在升任营长不久，他便利用同乡、同学或亲属等关系，分别委任、刘楷森、江国璠、等人为连长。这样，便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亲信，而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桐梓系军阀集团的骨干分子。一九二一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命黔军援桂，周西成营亦开赴柳州，归属第一混成旅。不久该旅内部意见发生分歧，旅长离职。周西成乘机以全旅伙饷无着逼走参谋长，随即将第一混成旅控制在手，自称旅长，并将毛光翔擢升团长，王家烈、江国璠、犹国财等皆委以营长之职。
一九二二年四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北伐，命石青阳在四川组织讨逆军。周西成率队入川，投靠石青阳，受委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长，并‘由石青阳、王叔度介绍全部官佐加入中华革命党（即中国国民党）’。在此期间，又收编了四川军阀杨森的一部分军队，得步枪一千多枝，实力更大为增强。
川战结束以后，贵州省主席袁祖铭曾派人对周西成进行笼络。周西成虽然拥有黔北、黔西北地区，但对兵多势大的袁祖铭始终心存恐惧，不敢长期结怨与他，同时又想借助他的支持来帮助自己夺取贵州军政大权。所以，当袁祖铭委托赖心辉向周致意的时候，周西成不但满口答应，而且对过去的种种磨擦‘慨然自承其咎’，还与袁祖铭结为儿女亲家，博得了袁祖铭的信任和器重。因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滇军退出贵州后，袁祖铭遂通过北洋政府委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周西成为贵州军务会办。后因彭汉章未如袁所望，袁又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明令委任周西成为贵州省长。这样，周西成终于爬上了贵州省长的宝座。后又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并第九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周西成将贵州军政大权夺到自己手中。桐梓系军阀集团在贵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一九二三年，周西成已当上了川军边防军第二师师长，毛、王等人皆已升为旅长。这时，以周西成为首的这个军阀小集团，除毛光翔、王家烈、江国璠等早已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外，又纠集了如犹国财、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一九二三年底以后，桐梓系盘踞黔北一带，由于一面在当地大力整顿交通，发展商务，设立兵工厂；一面从四川泸县等地按月得到‘军饷若干元，军米若干石’的补给，实力迅速增强，终于形成虎踞黔北、黔西北与盘踞省城的滇军相抗衡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周西成始终牢牢抓住同乡、戚族这根封建纽带，竭力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死硬愚忠的集团。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要让桐梓系的大小官佐乃至每个士兵都懂得：‘本军 前途，即是大家的前途’，从而死心塌地地为桐梓系打天下。
在桐梓系内部，地域观念十分浓厚，整个集团如同一个封建大家族。从周西成开始，军事方面，三个师长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参谋长何知重，旅长车鸣翼，军官教育团团长江国璠以及王家烈任军长时的副军长侯之担等主要军事骨干，无一不是桐梓县人。政治方面，这个集团内凡手握实权，能对时局产生影响的政客或军人兼政客，如熊兆、黄道彬等也都籍隶桐梓。到取得全省军政大权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为了防止已经到手的权柄丢失，周西成更加注意排除异己和在各级军政部门中任用桐梓县人，以至发展到“有官皆桐梓”的地步。
周西成对军队和官吏控制得很严。对军队：他规定各营部队都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护卫一个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则临时调拨队伍交其指挥。企图以这种方法来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防止下级军官尾大不掉。对官吏：规定县、局长以上行政官员的任命，必须由 他亲自审定，只有经他目测认可的人才能授给职衔。至于高级文武官员，则非桐梓人不用。自周西成上台以后，把桐梓县能识字的人都拉出来做了官。所有当时有人戏称“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形象的描述了当时贵州政界、军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