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生平
方令孺（1897~1976/09/30） 人。散文作家和女诗人。的后代。1923年留学美国，在和读书。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讲师和重庆国立剧专教授。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审。1943年后在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与被称为“”仅有的两位女诗人。1940年后，诗风由朦胧转向朴实。她的散文文字清新，情感细腻。解放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6年加入。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党的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方令孺著作
《》(散文集)1945年，文生出版社《方令孺散文选集》1982年，
译著文集《》等。
方令孺故居
方令孺故居，它建于40年代，属西式花园别墅，位于灵隐白乐桥3号，文坛泰斗也常在这幽静的庭院里与方令孺交谈。故居依水而建，越涧而人。院外小溪潺潺，院内花木繁茂，右边一棵高大的银杏，左边一颗粗壮的梧桐。小院正中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平房别墅，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有一半圆形房间突出院中，三面通风，采光甚佳。别墅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方令孺在青岛
清代文学中，安徽桐城的学者形成“”，以提倡古文为主，现代著名女作家方令孺就出身在安徽桐城方氏的书香世家，同时也是充满封建伦理观念的家庭里，3岁即遵父母之命许配与人，16岁完婚。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方令孺冲出牢笼，远去美国留学，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深爱新文学，写诗也写散文，她的诗作多发表于《》杂志，被称为新月派代表性女诗人。她的侄儿是一位天才新诗人，少年成名。外甥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俩比方令孺仅小八岁，所以对方令孺以很大影响，多有往来，并对新诗有所探讨，方玮德也是新月派诗人。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建校，校长广聘教师，在邓仲存介绍下，聘方令孺为国文系讲师，她第一次来到了青岛。青岛大学校舍是利用了原德国人建的俾斯麦兵营，其7号楼原是军官营房，学校作为了女生宿舍，楼上住着单身女教工（筹备期间曾住着一家）。住在这里的还有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江青），（沈从文的未婚妻）。李云鹤还是国文系的旁听生，与方令孺是同仁、邻居、又是师生。
国文系主任是，他的助教是。写方令孺道：“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
“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之中，首先是闻一多。1931年闻一多由文登路迁居阴岛路（今红岛路）后，书居中常有方令孺的身影。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自称“酒中八仙”，“八仙”中有一女仙何仙姑，闻一多便每次请上方令孺，“凑上八仙之数”。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别人亦不勉强她。是为了解脱她的“孤独”。
方玮德同陈梦家都是闻一多的学生，1931年来青岛，与“九姑”方令孺，老师闻一多，学兄陈梦家相会，大家兴高采烈，那些天是方令孺罕有的快乐的时光。方玮德称方令孺“九姑”，陈梦家自然也同样称呼，青岛大学的同仁也统称她“九姑”。巴金在《怀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说：“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巴金等都称她“九姑”，梁实秋说：“大家都跟着叫她‘九姑’，这是官称，无关辈数。”
方令孺在青岛，执教之外，从事创作，写诗，也写散文。她写的散文集起名《家》。大学校舍后边是青岛山，昔日这里有汩汩的泉水（今海大的中址）并形成溪流。方令孺在《灵奇》一诗中写到：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在细细的在与山交抱，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
方令孺同闻一多、陈梦家谈起，在《新月》之外，应办一个可发表诗歌的刊物。陈梦家为此去了上海，向谈了九姑的意见，徐志摩很高兴，立即筹办，四处约稿，自己带头写了一首《爱的灵感》，其中写到：“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新月社新出版的杂志就叫《诗刊》，1931年1月出了创刊号，有方令孺的《诗一首》：
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
不要再献给我，
百合花的温柔，
香火的热，
长河一道的泪流。
陈梦家评价说：“这是一个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响，她是有着如此样严肃的神采，这单纯的印象素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方令孺在青岛大学的两年，奠定了她在诗坛的地位。
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失事遇难，方令孺十分悲痛，她写了《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一文：“再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惨烈？这真像是处在迷罔的梦境，不信志摩会这样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带着人类所有的创痛去了！”
几年间，她与徐志摩多次通信，信中多交流对中国新诗的看法，这些信她结集出版，名字就叫《信》。
方令孺的孤独感也在于当时大学国文系的学生，热衷于训诂、音韵、楚辞、唐诗，惟有臧克家一人写新诗，被当作“另类”。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青岛大学的学生在建校两年内爆发了第三次全校性大罢课。“方令孺同许多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之忧愁、愤激，加上为生计而进行的奔波，不久竟至积郁成疾，患上了甲状腺亢进疾病。由于病势十分凶猛，她只得离开青岛。”（邓明以《方令孺传》）
解放后，方令孺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全国唯一的女性省一级文联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文联秘书长，副秘书长，河南省文联主席，安徽省文联主席刘芳松，北京市文联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沈阳市文联主席，30年代都生活在青岛。老舍为山东大学教授，王林、徐中玉、蔡天心都是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学生。
“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后下放“五七”干校，1973年方令孺的入党介绍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对徐常太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教出了不少好人，也教出了大坏蛋，江青是我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许江青因为我掌握过她一些丑事，故而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我个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党和国家遭殃却是大事。”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信》：第五篇
这几天秋的使者来了，绵绵的小雨像是谁的泪？今早云中漏出日光，颜色惨白，街上水车同短笛的声音都呈现颓丧的情调，我心里凄凉。我叹息炎夏的消逝，夏，有时会烧灼我的心忘掉生命的冷寂。漫哉，我不愿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青人受一点病的磨难，我哀怜，如果在这荒漠里能掇得一朵花我愿意献给这受磨难的人。
这几天因为贪看 Flauberts Madame Bovary疏忽了给你写信。这是一本名著，是一个不幸的故事，我所赞美的是作者的艺术，他把全书的情节用一根巧妙的线索连贯着，好像一串珍珠，珠子的形色不一样，但是提起来，有次序也有色彩。我晚上看到眼睛不能睁的时候才把书合上，带着书里的忧愁入梦，早上在鱼白的光里，我坐起读，今天看完了，这一种紧张的心，也像秋蝉一样，带着尾声，在绿叶里消失。但是这松懈的心情使我觉得异常无味。
我发现生活是不能悠闲，要忙，要复杂。小小的园林，养花饲鸟，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所能满足，那里没有创造，没有喜悦，所以 Creatioll and Recreation这两个字，同人的生命是织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为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环境起冲突…… 傍晚，我一个人走上这园后的高台，静默地看那深红的晚霞，横陈在一丛黑树的后面，河里的水平静到一点细纹都没有，树叶在我耳边发生温柔的叹息。在台下，来了人说话的声音，他们说什么，我是不管，只是那声音太笨重，像人在石子路上走，没有韵律，没有变化，我不能忍，就离开。
说也奇，我能忍受极复杂强烈的声音，可是不能忍受一成不变的单调。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城里过年，除夕夜半我走进剧院，人是拥挤得教我不能吐气。他们不管老少就像疯了一样，吹号筒，响口笛，奏各种不同的乐器，他们要使空间充满着喧嚣，好像这喧嚣能把时间抓住，我坐在一个角上，心理同他们完全不同，比平时更清醒，更寂寞，听他们做出的声音，像是在别一个世界上。那些胖的，黑的，长的，短的，戏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们都是绸子做的傀儡，头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那里扯着他们动──可怜，驯服地被动着！我信，他们的心，一定同我一样，冰冷。还有，几年前，我生病睡在医院里，我的房在第六层楼上，窗外正在建造一座新屋，土匠用机器挑土，那一声声尖锐的音挤进我的心灵，我每天一到破晓就哭，我厌恨那恼人的单调。
我对于人生也就有同样的感想。
说起生命，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我们爱它，却又憎恶它，到底为什么爱，又为什么憎？记得 Stevenson说： 我们看戏以种种意义解释生命，直等到厌倦为止；我们可以用所有世界上哲学的名词来讨论，但有一个事实总是真的──就是我们不爱生命，在这意义上我们太操心于生命的保存──再干脆我们不爱生命，只是生存。
是的，我们爱的不是这固有的生命，我们爱的是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于有生命力。有一位哲学家解释生命说：Life is a permam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on.自然，我们爱生命决不是为这肤浅的感观上的愉快，要不是这生命力驱策我们创造，勇敢的跨过艰难的险嶂，就是生，又有什么趣味！迟钝生命，就像一湾浊水，不新鲜，又不光彩。
八月二十三日晚
（选自《信》，文化生活社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