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与.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学校。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创立了，萧子升还担任过学会的总干事。
在1921年夏新民学会解散前，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青年团组织。结果，他们从此分道扬镳了。
萧子升与毛泽东分手后，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终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1959年，萧子升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出版），之中，详细描写了他与毛泽东俩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传奇经历。
这就要说到萧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了
我看，萧先生是要 用老毛自己的经历来驳斥老毛的思想。那时人人觉的中国有问题，但怎么解决中 国的问题？“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老毛《西江月·秋收起义》）， 宰了地主分田地？商鞅以后，分过多少回土地了？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靠这稳 定下来的嘛，这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费正清到邓力群，洋人国人对共产党搞的 土地改革的称赞，都是不懂历史的狗屁。萧先生的看法，接近梁漱溟那样的植根 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乡村改革派。《行乞记》里，对当时湖南农村的描写（想 一想何叔衡的家！），应该是真的。他俩路上的对话，大意也应该是真的。老毛 亲眼见到，这基本上是一个自耕农的社会，可是他的革命，把人人都弄成了贫农 。这才是《行乞记》背后的谠言大论。书里是有不少自吹的话，但是写这本书的 初衷，大概并不是想攀着龙尾而升天。这就是萧先生值得学习的地方了。老毛书信集中，五十年代初那一段，有多 少是回那些八杆子打不到的同学亲友的讨官讨赏的信函！以两人当年的交情，萧 先生至少可以像章士钊那样，做个天子脚下的清客吧，“搞得好，说不定也能把女 儿送进宫去”(这里抱有个人想法，不贴实际)。中国读书人中，不缺少拍马屁的人。就连只有半茬子中国血统的韩 素英那杂种，跟着江清坐了一回长江轮，也屁颠屁颠地高唱文化大革命好。你以 为做个萧先生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容易的。
青年毛泽东与好友萧瑜曾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谈话。
毛认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作家庭的私产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的，夸大国家的观念和夸大家庭的观念一样是有害的。
毛认为萧对子女的观念有些奇怪，并认为国家应高于一切。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儿童将由国家扶养和教育。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说明这里已经对文化革命和10年贫困的生活埋下了伏笔）。
有趣的是两个风华正茂，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年青人，谁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未为此而翻脸。两人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的理念。
毛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了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崭新社会，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让内受军阀涂炭，外受异族凌辱的中华民族好生扬眉吐气了一回。
萧也贸然走上了一条自选的无政府主义的荒郊小道，既反对国民党，也未因好友的辉煌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一生流落于欧洲、美洲。让人感叹不已。
30年代萧子升盗卖文物案，源于国民政府当时内部权力斗争的构谄，此案当时影响很大，见诸各报刊，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误信了报道。后来的调查证明，所谓盗卖文物纯属诬陷，80年代，《光明日报》对此还刊出过专门的考证文章，为萧洗清了冤屈。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他的弟弟萧子暲（又名植藩，就是诗人萧三）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的同学。萧家就是湖南湘乡人，距韶山不过30公里，可说是小同乡了。萧子升年纪跟毛泽东相若，但入学较早，为第一师范第三班学生，比第八班的毛泽东要高三个年级，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言行学理学家的主敬，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与陈昌、熊光楚同级，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3人常去杨寓聆教；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比毛泽东还要早些。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出众，是杨昌济第一个得意门生，老师还曾经有意将爱女许之，由于他早已成婚未果。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被推举为总干事，后来，学会会员成批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在校时，毛常常看到萧子升被展出的作文，很愿意同他结识。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相遇了，毛面带笑容地在萧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萧回答说：“当然，欢迎你来。”由于毛泽东常常一清早到教室中大声朗读古文，已引起萧的注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外散步去了，教室里就只有这两个约会的同学。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关于彼此家乡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谈论的主要是学校的课程、教员等等，说得都很坦率。比如，他们都不喜欢体育教员，因为这几位教员常常打牌到深夜，早晨起不来，因而就缺课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写出了他对体育教员的不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运动而已。”
这以后，这两位同学时有接触，看作文本，一起散步交谈，作诗唱和联句。萧回忆说：“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得了我的文章。”“我把写着二十多篇的作文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互看作文的时候，也不时因为不同意见而争论。萧写的一篇《评〈 严先生祠堂记 〉》，对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文章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不论光武或者严光都没有范仲淹笔下写的这么好：光武贤君爱才，严光安于淡泊。毛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也不赞成严光的态度，他以为，刘秀做了皇帝，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如同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就为了这篇文章，两个同学争论了一个晚上。
1915年6月，萧子升在第一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先在修业学校教了一个学期，又转到楚怡学校，教高年级。楚怡是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小学，校长陈润霖是留日的有名的教育家，所聘教员都是第一流的，刚毕业的师范生很不容易去那里任教。何叔衡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毛是经过萧介绍才认识何的。原先的同学不能朝夕相见了，只得借助于书信联系。现在保存下来的1915和1916两年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竟还有12封之多。这些信中多讨论有关读书求学自省的事，有论述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长信，也有畅谈时局和国家大事的长信。从这些信里，人们对于青年毛泽东求学的勤奋以及讲求治学的方法，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封写于1915年7月，现已残缺不全的信中，毛泽东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从上下文看去，看来这是针对萧子升来信说今后要慎言而发的，但只就所引的这几句看，关于读书和质疑问难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单是读书，而没有友朋之间的切磋讨论质疑问难，所得不免浅陋；而质疑问难，不但可以益智解惑，而且通过不同观点的反复论难，有助于思想的深入。毛泽东一贯重视自修，以及喜欢组织读书会、学会，都与这一想法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9月6日写的那封长信（约2300字）。信中，他把黎锦熙指导读书门径的意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萧子升。
黎锦熙原在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9月1日，赴北京任职。毛泽东经常向他质疑问难，很重视他的意见。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毛是这样谈到黎的：“闻黎君郡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告诉萧子升，自己阅读斯宾塞《群学肄言》书中“缮性”篇的心得，这是黎锦熙推荐他看的。读过之后，他大为赞赏，“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群学肄言》是严复译《社会学研究法》的书名。作者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
图:http://www.bookschina.com/cover1/small/90/29/2139290.jpg(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