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简介
杨朔(1913--1968) 人。原名杨毓瑨，字莹叔，蓬莱城里人。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 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通讯和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时期写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同时写了大量散文。“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自杀。他作品的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品有《》、《蓬莱仙境》、《雪浪花》、《樱花雨》、《香山红叶》、《泰山极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铁骑兵》等。杨朔是当今文坛一再精辟阐述散文诗化理论，并认真实践，卓有成效的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
作品特点
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
杨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杨文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杨朔生平
杨朔的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杨朔幼承家教，7岁入小学读书，四五年级时已写得一手好文章，倍受师生赞赏。1927年去哈尔滨，在太古洋行作练习生、办事员，业余攻读英语，并受业于李仲都门下，研习中国古典诗文，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他清高狂放，纵情诗酒，常与三位好友聚而豪饮，赋诗抒怀，号称“四酒徒”。“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他的诗人梦，“时常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耳边上轰隆轰隆响着敌人的过路坦克”，就象“从胸口碾过”，“心都碾碎了”。于苦闷中，他贪婪地阅读《铁流》、《毁灭》等书籍，接触中共地下党员金伯阳，“春风”“透进精神里了”。他针对日军建立伪满洲国，侵略、分裂中国的阴谋，有计划地选译美国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部分章节，登载于《大同日报》副刊，不久，被日军新闻检查机关勒令停载。1937年初，他被迫离开哈尔滨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间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北伐》等进步书籍。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太古洋行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同年9月去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不为盈利，而为唤起民众”。同年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1938年春，奔赴山西抗战前线。临汾失陷前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八路军转战南北，写下许多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42年春，杨朔奉命回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从冀西出发，7月方至延安，会已开过，遂到延安文艺界协会，继续从事创作，后进中央党校学习。先后发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到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1946年秋，杨朔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随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参加清风店、石家庄和平津战役，于戎马倥偬中写下大量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创作了反映华北解放战争的中篇小说《北线》。建国初，杨朔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先后到东北和华南采访，创作反映解放军战士、铁路工人抢修铁路事迹的中篇小说《北黑线》和《锦绣山河》。1950年12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到大西北及东南沿海等地采访，发表《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通讯。1956年后，先后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外事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创作大量反映亚非国家风貌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优秀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1959年杨朔于百忙中抽暇回故乡访问，应邀在蓬莱阁上为家乡文化界人士作了讲学报告。此后他又写下了描写家乡胜景的《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故乡山水、故乡人民的眷恋、热爱之情。“文化大革命”中，杨朔遭到残酷折磨，于1968年8月3日含冤去世，终年58岁。杨朔一生创作成就巨大，其散文最为突出。他的散文，充满革命激情，结构严谨，语言精练、含蓄，极富诗意，为建国后人们公认的第一流散文作品。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朔散文选》，再版《三千里江山》；翌年出版《杨朔短篇小说集》。杨朔代表作
《荔枝蜜》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总不大喜欢。说起来可笑。孩子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大人告诉我说：蜜蜂轻易不螫人，准是误以为你要伤害它，才螫。一螫，它自己耗尽生命，也活不久了。我听了，觉得那蜜蜂可怜，原谅它了。可是从此以后，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一重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像小山似的。
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在从化温泉吃鲜荔枝了。
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有人也许没听说这稀罕物儿吧?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那蜜蜂忘记早晚，有时趁着月色还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养分大。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滋养精神。热心肠的同志为我也弄到两瓶。一开瓶子塞儿，就是那么一股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味儿。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
荔枝林深处，隐隐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叫“蜜蜂大厦”。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一走进“大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
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叫他老梁，其实是个青年人，举动很精细。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小小心心揭开一个木头蜂箱，箱里隔着一排板，每块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着。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
老梁叹息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小东西，多听话。”
我就问道：“像这样一窝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物件，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它们留一点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我又问道：“这样好蜜，不怕什么东西来糟害么?”
老梁说：“怎么不怕?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还是提防大黄蜂。大黄蜂这贼最恶，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专干坏事。”
我不觉笑道：“噢!自然界也有侵略者。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
老梁说：“赶!赶不走就打死它。要让它待在那儿，会咬死蜜蜂的。”
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可是呢，一只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回答说：“蜂王可以活三年，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
我说：“原来寿命这样短。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扫死蜜蜂么？”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韵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香山红叶》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四十年的向导，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
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坎跟玉泉山顶一样平。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爱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 老向导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阳，也该先有红的了。” 于是用完酒饭，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好清静的去处啊。沿着石砌的山路，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
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工帐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单要这个石槽。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便挖个坑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谁知返回来一看，满山都是松柏树，数也数不清。”谈到这儿，老人又慨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啊。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脉，有脉就有苗，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
这当儿，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里边有两眼泉水。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梦赶泉’。”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翻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梦赶泉”的来历。
老向导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
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
老人说：“你先别急，一上半山亭，什么都看见了。”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莽莽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
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像枫叶？”
老向导说：“本来不是枫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看，就是那种树。”
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所以我们都没注意。我走过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
我不觉叫：“哎呀！还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
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香山。”
老向导也慢慢说：“真是香呢。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导，早先就没闻见过？”
我的老大爷，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你的心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像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不闻见红叶香？
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笏”、“西山晴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
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蓬莱仙境》
夜来落过一场小雨，一早晨，我带着凉爽的清气，坐车往一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蓬莱去。
许多人往往把蓬莱称做仙境。本来难怪，古书上记载的所谓海上三神山不就是蓬莱、方丈、瀛洲？民间流传极广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据白胡子老人家说，也出在这一带。二十多年来，我有时怀念起故乡，却不是为的什么仙乡，而是为的那儿深埋着我童年的幻梦。这种怀念有时会带点苦味儿。记得那还是朝鲜战争的年月，一个深秋的傍晚，敌机空袭刚过去，我到野地去透透气。四野漫着野菊花的药香味，还有带水气的蓼花味儿。河堤旁边，有两个面黄肌瘦的朝鲜放牛小孩把洋芋埋在沙里，下面掏个洞，正用干树枝烧着吃。看见这种情景，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我想起儿时家乡的雪夜，五更天，街头上远远传来的那种怪孤独的更梆子声；也想起深秋破晓，西北风呜呜扑着纸窗，城头上吹起的那种惨烈的军号声音。最难忘记的是我一位叫婀娜的表姐，年岁比我大得多，自小无父无母，常到我家来玩，领着我跳绳、扑蝴蝶，有时也到海沿上去捡贝壳。沙滩上有些小眼，婀娜姐姐会捏一根草棍插进去，顺着草棍扒沙子。扒着扒着，一只小螃蟹露出来，两眼机灵灵地直竖着，跟火柴棍一样，忽然飞也似的横跑起来，惹得我们笑着追赶。后来不知怎的，婀娜姐姐不到我们家来了。我常盼着她，终于有一天盼来，她却羞答答地坐在炕沿上，看见我，只是冷淡淡地一笑。 我心里很纳闷，背后悄悄问母亲道：“婀娜姐姐怎么不跟我玩啦？”
母亲说：“你婀娜姐姐定了亲事，过不几个月就该出阁啦，得学点规矩，还能老疯疯癫癫的，跟你们一起闹。”
婀娜姐姐出嫁时，我正上学，没能去。听说她嫁的丈夫是个商店的学徒，相貌性情都不错，就是婆婆厉害，常给她气受。又过几年，有一回我到外祖母家去，看见炕上坐着个青年妇女，穿着一身白，衣服边是毛的，显然正带着热孝。她脸色焦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先前爱笑爱闹的婀娜姐姐。外祖母眼圈红红的，告诉我说婀娜姐姐的丈夫给商店记账，整年整月伏在桌子上，累得吐血，不能做事，被老板辞掉。他的病原不轻，这一急，就死了。婀娜姐姐把脸埋在孩子的头发里，呜呜咽咽只是哭。外祖母擦着老泪说：“都是命啊！往后可怎么过呢！”
再往后，我离开家乡，一连多少年烽火遍地，又接不到家乡的音信，不知道婀娜姐姐的命运究竟怎样了。
这许多带点苦味的旧事，不知怎的，一看见那两个受着战争折磨的朝鲜小孩，忽然一齐涌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故乡早已解放，婀娜姐姐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她的生活该过得挺不错吧？可是在朝鲜，在世界别的角落，还有多少人生活在眼泪里啊！赶几时，我们才能消灭战争，我可以回到祖国，回到故乡，怀着完全舒畅的心情，重新看看家乡那像朝鲜一样亲切可爱的山水人物呢？一时间，我是那样地想念家乡，想念得心都有点发痛。
而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石榴花开时，我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车子沿着海山飞奔，一路上，我闻见一股极熟悉的海腥气，听见路两边飞进车来的那种极亲切的乡音，我的心激荡得好像要融化似的，又软又热。路两旁的山海田野，处处都觉得十分熟悉，
想不到这就是我的故乡。在我的记忆当中，蓬莱是个古老的小城，街道狭窄，市面冷落，现时竟这样繁华，我怎能认识它呢？它也根本不认识我。我走在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本来嘛，一去二十多年，当年的旧人老了，死了，年轻的一代长起来，哪里会认识我？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只剩一个出嫁的老姐姐，应该去看看她。一路走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我的心情有点发怯：只怕老姐姐不在，又不知道她的命运究竟怎样。
老姐姐竟不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迎出屋来，紧端量我，又盘问我是谁，最后才噢噢两声说：“原来是二舅啊。俺妈到街上买菜去啦，我去找她。”
等了好一阵，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进屋来，轻轻放下篮子，挺温柔地盯着我说：“你是二兄弟么？我才在街上看见你啦，我看了半天，心想：‘这可是个外来人’，就走过去了——想不到是你。”
刚才我也没能认出她来。她的眼窝塌下去，头发有点花白，一点不像年轻时候的模样。性情却没变，还是那么厚道，说话慢言慢语的。她告诉我自己有三个闺女，两个大的在人民公社里参加农业劳动，刚拔完麦子，正忙着在地里种豆子，栽花生；刚才那个是最小的，在民办中学念书，暑假空闲，就在家里给烟台手工艺合作社绣花。我们谈着些家常话，到末尾，老姐姐知道我住在县委机关里，便叫我第二天到她家吃晚饭。我怕她粮食不富裕，不想来。她说：“来嘛！怕什么？”便指一指大笸箩里晾的麦子笑着说：“你看，这都是新分的，还不够你吃的？去年的收成，就不错，今年小麦的收成比往年更强，你还能吃穷我？”
我只得答应。原以为是一顿家常便饭，不想第二天一去，这位老姐姐竟拿我当什么贵客，摆出家乡最讲究的四个盘儿：一盘子红烧加级鱼，一盘子炒鸡蛋，一盘子炒土豆丝，一盘子凉拌粉皮。最后吃面，卤子里还有新晒的大虾干。
我不禁说：“你们的生活不错啊。”
老姐姐漫不经心一笑说：“是不错嘛，你要什么有什么。”
我们一面吃着饭菜，喝着梨酒，一面谈着这些年别后的情况，也谈着旧日的亲戚朋友，谁死了，谁还活着。我忽然想起婀娜姐姐，就问道：“可是啊，咱们那个表姐还好吧？”
老姐姐问道：“哪个表姐？”
我说：“婀娜姐姐呀。年轻轻的就守寡，拉着个孩子，孩子早该长大成人啦。”
老姐姐说：“你问的是她呀。你没见她那孩子，后来长的可壮啦，几棒子也打不倒。那孩子也真孝顺，长到十几岁就去当学徒的，挣钱养活他妈妈。都说：‘这回婀娜姐姐可熬出来了！’——不曾想她孩子又死了。”
我睁大眼问：“怎么又死了？”
老姐姐轻轻叹口气说：“嗐！还用问，反正不会是好死。听说是打日本那时候，汉奸队抓兵，追的那孩子没处跑，叫汉奸队开枪打死，尸首扔到大海里去了。”
我急着问道：“后来婀娜姐姐怎么样啦？”
老姐姐说：“她呀，孩子一死，丢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像痴子似的，一个人坐在大海边上，哭了一天一夜，哭到最后说：‘儿啊，你慢走一步，等着你娘！’就拿袄襟一蒙脸，一头碰到大海里了。”
我听了，心里好惨，半天说不出话。
老姐姐又轻轻叹口气说：“嗐！她从小命苦，一辈子受折磨，死的实在可怜。”
这时候，我那最小的外甥女瞟我一眼说：“妈！你怎么老认命？我才不信呢。要是婀娜表姨能活到今天，你看她会不会落得这样惨？”
说的对，好姑娘。命运并非有什么神灵在冥冥中主宰着，注定难移。命运是可以战胜的。命运要不是捏在各色各样吃人妖精的手心里，拿着人民当泥团搓弄，而是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人民便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新的历史，新的命运。且看看故乡人民是怎样在催动着千军万马，创造自己金光闪闪的事业吧。
他们能在一片荒沙的海滩上到处开辟出碧绿无边的大果园，种着千万棵葡萄和苹果。葡萄当中有玫瑰香，苹果里边有青香蕉、红香蕉，都是极珍贵的品种。杂果也不少：紫樱桃、水蜜桃、大白海棠等，色色俱全。海上风硬，冬天北风一吹，果树苗会冻死半截，到春天又发芽，再一经冬，又会死半截。人民便绕着果园外边的界线造起防风林，栽上最耐寒的片松、黑松和马尾松，以及生长最泼的刺槐和紫穗槐，差不多一直把树栽到海里去。于是公社的社员便叫先前的荒滩是金沙滩，每棵果木树都叫摇钱树。……
他们还能把先前荒山秃岭的穷山沟，变成林木苍翠的花果山。蓬莱城西南莱山脚下的七甲公社便是这样的奇迹之一。原先农民都嫌这里没出息：要山山不好，要地地不好，要道道不好——有什么指望？水又缺，种庄稼也会瘦死。莱山下有个村庄叫郭家村，多年流传着四句歌谣：
有姑娘不给郭家村
抬水抬到莱山根
去时穿着绣花鞋
回来露着脚后跟
可见吃水有多难。不过这都是旧事了。目前你要去看看，漫坡漫岭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杜梨一类山果木。风一摇，绿云一样的树叶翻起来，叶底下露出娇黄新鲜的大水杏，正在大熟。顺着山势，高高低低修了好多座小水库，储存山水，留着浇地，你一定得去看看郭家村，浇地的水渠正穿过那个村庄，家家门前都是流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盘着腿坐在蒲垫子上，就着门前流水洗衣裳，身旁边跑着个小孙女，拿着一棵青蒿子捕蜻蜓。说不定为吃水，这位老大娘当年曾经磨破过自己出嫁的绣花鞋。我拿着一朵红石榴花要给那小女孩。老大娘望着小孙女笑着说：“花！花！”自己却伸手接过去，歪着头斜插到后鬓上，还对水影照了照。也许她又照见自己当年那俊俏的面影了吧。
顶振奋人心的要算去年动工修筑的王屋水库，蓄水量比十三陵水库还要大，却由一个县的力量单独负担着。山地历来缺雨，十年九旱，有一年旱的河床子赤身露体，河两岸的青草都干了。人民便选好离县城西南七十多里一个叫王屋的地方，开凿山岚，拦住来自栖霞县境蚕山的黄水河，造成一片茫茫荡荡的大湖。我去参观时，千千万万农民正在挖溢洪道。水库李政委是个热情能干的军人，领我立在高坡上，左手叉腰，右手指点着远山近水，告诉我将来哪儿修发电站，哪儿开稻田；哪儿栽菱角荷花，哪儿喂鸡子养鱼。说到热烈处，他的话好像流水，滔滔不绝。结尾说：“再住几年你回家来，就可以吃到湖边上栽的苹果，湖里养的鱼和水鸭子蛋，还可以在水库发电站发出的电灯光下写写你的故乡呢——不过顶好是在那湖心的小岛子上写，那时候准有疗养所。”
说着，李政委便指着远处一块翠绿色的高地给我看。原是个村儿，于今围在湖水当中。我问起村名，李政委又像喷泉一样说：“叫常伦庄，为的是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英雄。那英雄叫任常伦，就出在那个村儿。任常伦对党对人民，真是赤胆忠心，毫无保留。后来在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任常伦抱着挺机枪，事先埋伏在栖霞一个山头上堵住敌人，打死许多鬼子，末尾跟鬼子拚了刺刀，自己也牺牲了。人民怀念他的忠烈，还在当地替他铸了座铜像呢。”
我听着这些话，远远望着那山围水绕的常伦庄，心里说不出的激荡。这个人，以及前前后后许多像他同样的人，为着掀掉压在人民头上的险恶大山，实现一个远大的理想，曾经付出多么高贵的代价，战斗到死。他们死了，他们的理想却活着。请看，任常伦家乡的人民不是正抱着跟他同样的信念，大胆创造着自己理想的生活？
而今天，在这个温暖的黄昏里，我和老姐姐经过二十多年的乱离阔别，又能欢欢喜喜聚在一起，难道是容易的么？婀娜姐姐死而有知，也会羡慕老姐姐的生活命运的。
那小外甥女吃完饭，借着天黑前的一点暗亮，又去埋着头绣花。我一时觉得，故乡的人民在不同的劳动建设中，仿佛正在抽针引线，共同绣着一幅五色彩画。不对。其实是全中国人民正用祖国的大地当素绢，精心密意，共同绣着一幅伟大的杰作。绣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千百年梦想着的“蓬莱仙境”。
《茶花赋》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摧生婆似的正在摧动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
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
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枝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儿争奇斗艳，那才美呢。”
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
普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通通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普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名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
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
普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水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
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
普之仁说：“活的可长啦。华庭寺有棵松子鳞，是明朝的，五百多年了，一开花，能开一千多朵。”
我不觉噢了一声：想不到华庭寺见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
普之仁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么？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千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不清数，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
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逝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
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
普之仁愣了愣，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
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
《铁骑兵》
一过雁门关，气候显然不同了，重阳前后，天就飘起大雪来。就在一个落雪的夜晚，一连活动在左云附近的八路军骑兵冒着风雪，朝南转移，想转到比较安定的地区休息些时候。通过一条公路时，不想日本兵得到汉奸的报告，忽然开来几辆装甲车，把队伍切断，打起机关枪来。
隔断在公路北的只有一班人。他们想冲过来，可是敌人火力太紧，只好像一群脱离轨道的流星，离开大队，单独活动去了。
星群脱离轨道，一定要陨落，八路军掉队了，却能自动地打游击。班长是个矮汉子，左脸腮有一条刀伤，弯弯的，像是月牙。他带着这一班人怪巧妙地甩开了追击的敌人，东冲西撞，想再追上大队。不巧敌人这时开始了秋冬“扫荡”，到处出动，他们只好朝北开去，接连十几天，走的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这天晚上，他们跑到二更天，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正想寻个宿营地睡觉，班长忽然听见远远的有一片吵叫声，再仔细一听，才辨出是河水的声音。
他们来到河边，星光底下，看见河面不过半里来宽，隔河有几点火光，像是村落。班长毫不迟疑，第一个鞭着马走下河去，其余的骑兵也跟下去。夜不十分冷，河水没冻，可是很急，而且越走越深，最后没到马肚子。
班长心里想：“这是什么河，好深！”就勒转马头，退到岸上，沿着河朝上走，要找个浅些的地方过河。上流的水更急，总过不去。他们便顺着另一条路，跑到半夜，不见人家，最后爬上一个山头。在山顶上，他们全都惊住了。原来山下模模糊糊地显出一座城，到处亮着电灯，好像星星。
班长的脸颊抽动着，月牙形的刀伤也像活了似的动起来。嘴里骂道：“龟儿子！咱们闯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敌人的地方。他灵机一动，吩咐骑兵朝着城里放了一排马枪。这一下子不要紧，竟惹起城里的骚乱，步枪、机关枪、掷弹筒、过山炮，一时从城里响起来，乱放一顿。骑兵们却悄悄地退下山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鸡叫时，他们终于来到一个村子，敲开庄户人家的门，不弄饭吃，也不要睡觉，开口先问：“老乡，你们这里是什么地界？”
农民热情地招呼他们说：“这是包头啊。围城就在那边山脚下……听听，炮响呢，不知日本鬼子又捣什么鬼？”
骑兵们都不觉呀了一声，紧接着又问：“那么前边是什么河？”老乡说：“是黄河，水才急呢，一根鹅毛掉下去，也会旋到水底下去。”
骑兵们一齐惊得瞪着眼，随后不觉大笑起来。
第二天，包头的百姓纷纷传说八路军有一团人来攻城，差一点把城攻破。城里的日本兵大半调到雁北进行“扫荡”去了，竟以为八路军转到外线，要捣毁他们的老巢，吓得急忙退回包头，“扫荡”便停止了。十天以后，那班骑兵也平平安安地转回根据地，寻到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