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王元化，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研究学者。1920年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後，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1949年初《展望》被反动派查封，后又负责编辑《地下文萃》。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海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应的批判活动。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上海的王元化、贾植芳和彭柏山等人受到株连。至1981年乎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分会会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筹备组）领导小组成员，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上海师大兼职教授。生前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2001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书法作品。2008年22时40分王元化在去世，享年88岁。与王元化两位学界泰斗素有“北钱南王”的称号。妻子是余秋雨先生的老师张可。
往事略集
王元化生于乱世。1922年秋季，年幼的他随母亲入清华园与教授英文的父亲王芳荃相聚，住在清华南园。这个孩子小时玩耍的地方，正是、、等人伏案的所在。後转入孔德小学和育英中学。青少年时代即投身於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任上海地下党“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後，在上海先後担任过《奔流》、《奔流新集》、《展望》、《地下文萃》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建国初期，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并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因胡风案件受株连，工作中辍。1960年被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文革”後，於1979年11月平反，不久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继而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後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1939年发表了《鲁迅与尼采》。1941年写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在“孤岛”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这一时期的论文结集为《文艺漫谈》(1945)等。解放後，於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系列短评，提倡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理想，反对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1952年出版论文集，题名《向着真实》，作为从1939到1954这一历史阶段所写论文的选集。此书於1982年重版时，作者在後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後，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还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此稿於“文革”中被毁。他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後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於《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为郭绍虞所推重。
“文革”以後，王元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中仍笔耕不懈，发表了很多论文。；从1979到1990十年内初版和重版的著译有：《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83年增补版)，《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年)、《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年)，《文学沉思录》(1983年)、《传统与反传统》(1990年)、《思辨短简》（1990年)。其中《文学沉思录》一书收入了他在1979到1982年所写的大部份文字，他旗帜鲜明地抨击文艺理论中以引证代替论证的反科学倾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的高度，对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把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明确指出知性的局限性，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真体”即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又把黑格尔《小逻辑》中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理论应用於文学，从而深化了对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的认识。(《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以为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应区分两种不同的表象：以思想形式出现的表象(科学的)和以感觉形式出现的表象(艺术的)，科学家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艺术家则是通过个别去体现一般。在艺术思维中，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这两个认识过程不是并列的，而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的(《形象思维杂记集录》)。这些论文与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许多创见写入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
学术领域
●《文心雕龙》研究及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由三篇专论组成，提出刘勰前后期思想有较大变化，汉晋学术思想系统中刘勰的原道观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以及刘勰'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等观点，尤其是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突破意义，后为学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下篇研讨《文心》创作论内容,作者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采，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作者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极富创意的研究方法，第一是古今结合的研究视角。作者强调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原则，站在文艺理论家，而不是古代文论注释者的立场，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高度着眼，以今衡古，古今互为体用，使古代明而未融的理论光采，得以现代意义上的阐扬。第二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文心》中重点的名论，皆以西学理论为参照系，细加审析，一方面凸显出中国文论的精彩创见，另一方面也在本土资源与外来观念之间，创造出一种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这实际上遥承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材料相互释证'的传统。北京大学王瑶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旨在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人物的排列，正是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这一计划，恰可表现王元化学术创新的意义所在。
九十年代王元化对中国文艺思想的研究仍有发展，其代表作是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收入《清园近思录》，中国社科，1998)。这篇作品从美学角度对中西方戏剧、西方美学传统进行比较，作者从文化和美学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既在艺术经验上有深透的说解，又在文化和理论上有广泛的意义。
《文心雕龙创作》一书，曾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新一版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1992)。作者又增添四篇新论。
●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美学与哲学研究
王元化三十年代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曾发表《文艺漫谈》（1947）、《向着真实》（1952）、《文学沉思录》(1983)等一系列作品，其中《文学沉思录》是新时期最富创发力的重要理论成果。涉及诸如形象思维、真实性、人性问题等，作者显示了长期思考之后，以强大的思辨力量发而为深刻的识见。其中如'文艺学综合研究法'、'风格学'、'知性方法'等，则属于作者开拓的新论域。尤其是其中《论知论分析方法》一文，是作者长期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厚积薄发的结晶。作者疏理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条思想方法线索，清理出一个由三范畴认识论(普遍、特殊、个别)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辨证思维系统。《文学沉思录》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曾获上海市优秀著作一等奖(1985)。
王元化从被隔离时期开始潜心研读黑格尔。认识论方面，如知性、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美学方面，如思想与情感融合的'情志'命题、风格问题、艺术表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等，都有独到的阐发与建树，在当代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为可贵的是，他九十年代后从反思黑格尔到反思思想史、反思对逻辑的人为权力和对规律性的迷信，更是当代中国黑格尔研究中独树一帜的。
●思想史、学术史和当代文化研究
早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王元化就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等长篇史论，以犀利的分析和透辟的史识见长。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后》、《无梦楼随笔序》等文，是反思现代思想的最早文章，作者十分敏锐地抉发知识人思想与命运的痛苦根源，引发了当代思想界的反思活动。《谈社约论三书》是晚年长期沉潜读书思考、系统探究问题的典范之作，所思考的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卢梭的'契约论'及其实践意义。作者指出'卢梭的公意正如黑格尔的总念的普遍性一样，是用普遍性将特殊性与个性体统摄于自身之内，从而消融了特殊性和个性的存在。'此文在当代学界重新疏理民主化理念的讨论中，有很大影响。《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是重新发现思想史遗产的名篇。作者不仅对现代思想史补缺纠偏，而且直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大症结即意图伦理、功利主义等。《关于近年代反思答问》和《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清园近思录后记》等，则是将他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关于现代思想人物、关于哲学与学术等思考，一齐融注于一个焦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化心启蒙心态。作者认为五四有四种流行观念，即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对后来的思想建设有不良影响。五四值得大力表彰的思想遗产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作者的这一思考是长期观察反思的一个结晶。以上各篇被海外学者译成英、日两种文字。近来日本学者以冈村繁为首，准备在日本翻译出版《王元化文集》（约一百余万字，日本汲古阁出版社）。
除上述几个领域之外，王元化在翻译上亦有作品如《文学风格论》(198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王维舟合译)，《莎剧解读》(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曾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瑞典、芬兰、黑西哥等国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曾多次在上海图和男孩与女孩说'性别小秘密'书馆等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报告，举办座谈会；在国内多次主持、举办学术会议；组织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古文字诂林》和主编《学术集林》丛刊等，是当代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媒介人物和组织人物。
教育思想
王元化曾深刻指出，1952年院系调整是教育界的一次大折腾，“当时砍掉了许多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使所有大学向专业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丧失殆尽，至今无法恢复。……我引为深忧的是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折腾？”王先生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前后两次的政治安排，使中国大学经受了两次耻辱，我们现在远不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重建大学精神。王元化连续两届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1990年先生出席第二届学科评议会议，感觉每况愈下。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作风也非常不正派。种种说情请托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博士生导师人选劣进优退，品学优异者往往落选，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我们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学术生态圈，学术共同体还有待建立，包容学术激励机制、学术约束机制的学术竞争机制还无从谈起。关键是依自不依它的学术理念远未成为学者的共识，学术根本没有摆脱对政治、经济的依附，思想的闪电还没有照耀这片大地，中国的学者没有解放成为人。一句话，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中国五十年来的教育制度培养了畸形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古今不贯通、中西不搭界，更不要说文理会通了。王元化先生其实在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后，开始进行学术积累的。先生经过异常艰难的探求才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的，当代学术研究者视野之狭窄，先生是有很深的感触的。思想家的视野总是较常人宽广的，先生认为造成这一怪状的是教育制度，并把眼光投向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
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王元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像现在这样，许多人知道古代的不知道现代的，知道中国的不知道海外的，知道文学的，对历史、哲学也都不清楚，研究不仅狭窄，而且很难发展。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循苏联的大学制度，完全向专业化发展。……我常讲，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做分工的奴隶。分工必须在整体、综合、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畸形发展，牛角尖越钻越细，其实是不应该有的。”全能主义政治制度中，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范式是三位一体的，懂得古代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三科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挤在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现代哲学史的小路上。还有历史文化资源流失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也不是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正是“鄙弃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先生语）的斗争哲学，妄图使我们丧失中国文化的血脉，它成功的使中国学人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观察苏联，斯大林推行野蛮的文化专制主义，但斯大林并没有消灭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托尔斯泰、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伟大先驱，俄罗斯文化是不存在断裂的。
反思五四
一九九六年，王元化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郑州三联越秀讲坛，作了有关五四方面的演讲，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评价。第一，他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
第二，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但是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比较深入地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渊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研究。
第三，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向轻个性。五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上大书特书的。
第四，他认为，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庸俗的进化观点，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书过程中，观点流为毫无例外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喜走极端，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以后学术为政冶服务的先声；四是意图伦理，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的考虑放在首位。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点，在互相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它们的踪迹。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影响。
第五，他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五四时期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没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城，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六，他认为，五四时期在国学研究方面成就值得重现。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融化西学做得较有成就的是在中国通史、哲学史、小说史等几个方面。
王元化认为，在回顾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发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对它们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评价的时候了。
王氏书目
●著作书目《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线出版社
《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1985再版，上海书店
《向着真实》（论文集）1953，新文艺；1982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创作论》（论文集）1979，古籍出版社；增订版，1983
《脚踪》（小说集）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沉思录》（论文集）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
《文化发展八议》（论文集）1988，湖南文艺出版社
《传统与反传统》1990，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讲疏》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园夜读》1993，海天出版社
《思辨随笔》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
《清园论学集》1994，上海古籍出版社
《读黑格尔》1997，百花洲出版社
《清园近思录》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谈文短简》1998，辽宁教育出版社
《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2000年版）
●翻译书目
《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译文出版社
《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合译）
《莎剧解读》 （1998，与夫人合译），
王氏语录
●名言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评价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谈民主，对民主的复杂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
他对学术以外的东西，往往分辨不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好的，看人则有时难免有误。（）
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
作品摘录
《宦术》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
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
《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
……势危急。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确要高明多了。
《京师乐籍说》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瑕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
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除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
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寓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反三，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
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