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②

陈西滢

　　陈西滢，江苏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读中学，后入和，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支持下，与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淩叔华结婚，1929年到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著作书目：

　　
　　《西滢闲话》(杂文集)1928，新月
　　《西滢后话》(杂文集)1931，商务

话说陈西滢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
　　更实质性的问题是，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著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但陈西滢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麼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著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
　　曾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和他骂过的人'，感叹曰：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鲁迅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陈西滢'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颇值得关注。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的'闲话'却并非因为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争论，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陈西滢与鲁迅的争论及最终的结局证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作战结果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过于理智的态度显示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不高，很难让人接受。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他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只有不屑的姿态让人难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著'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象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他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陈西滢与鲁迅之战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馀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至少说明，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谈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观点、立场，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参考文章：《狗.猫.鼠》 （鲁迅）
　　《二十四孝图》（鲁迅）
　　《无常》（鲁迅）
　　详情参考《朝花夕拾》

重读《西滢闲话》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他领著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著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下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陈西滢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当成'闲话'来谈，好象站在了一个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却不想这种态度正成为鲁迅反击他的枪靶。他说中国民众'不够程度'还不及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只想取旁观态度的做法，未免过于绅士，直至自己走向革命的反动一面。其实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不过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并无好处，究竟应该如何，连他自己也没药方。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也真的够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却显得过于'理智'甚至反动。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无从实施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等于没有说。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作文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从《现代评论》的'闲话'栏停了以后，陈西滢也就退出了文坛，鲁迅先生'不能带住'，只好他自己失败而终了。用一句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采，到最后一点都没有'酷'的感觉了。他后来应国民党请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又回到伦敦居住，只把他乡认故乡，最后客死英伦。
　　《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