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②

　　娜拉
　　原名，人。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辽宁日报社、北京出版社及外文出版社文艺记者、编辑，《新观察》半月刊编委、编辑部主任、副编审，《中国有色金属报》副总编、副编审，《中国妇女》月刊副总编，编审。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北京杂文学会理事。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文学作品中的娜拉形象：
　　娜拉是个觉醒中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形象。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她热爱生活，她热爱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她为了偿还给丈夫治病的债务而又不让丈夫发觉，费尽心机节省家用，甚至夜晚偷偷领些抄写工作来干。她同情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她相信海尔茂所说的为了爱她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诺言。可是，事实最终使她醒悟过来，海尔茂原来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虚伪的人，她幻想出现的所谓奇迹并没有出现。当海尔茂用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来约束她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还有别的同样的责任”，那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她看穿了丈夫的伪善和自己的处境，她的心又平静了，毅然出走。有人说这是一篇“妇女独立宣言”。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叛逆的女性。
　　易卜生曾对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作者路德维希'帕萨尔格说：“我所创作的一切，即 使不是我亲自体验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一切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玩偶之家》不是随意虚构的，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易卜生有个名叫芳拉'基勒的朋友。她 爱好文学，重感情，初期婚姻生活十分美满。她丈夫基勒得了肺结核，医生劝劳拉让她 丈夫去南部欧洲疗养，否则病情不但会加重，且有性命危险。劳拉瞒了丈夫向友人借了一笔钱，为了推迟债期又伪造了保人签字，丈夫病治好后，知道真相，大发雷霆，谴责劳拉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他的名誉，毁了他的前途。劳拉一片深情却得到如此报应，她受不了这无情的打击，精神失常。基勒同她离了婚，一度被亲友们羡慕的家庭就此完结，易卜生根据劳拉这个原型，用深刻尖锐的批判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塑造了娜拉这个形象。她不仅仅是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而且是升华了的艺术形象。她善良却很坚强，不甘心从属于他人，要做一个同男子平等的人。她认清了丈夫真面目后并没有发疯，而是冲出牢笼去寻求自由。
　　《玩偶之家》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和家庭关系上的假象，揭露了在“幸福”、“美满”等表面现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本质，并提出了妇 女解放这样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是一篇抨击资产阶级男权中心思想的控诉书，是一篇妇女解放的宣言书。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通过层层剥笋的手法展开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心理，展示 人物性格。第一幕开始时，娜拉给观众的印象是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她对女友林丹太太谈到她为拯救丈夫而自我牺牲的往事，使观众立即感到娜拉是个善良而坚强的女性，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随着同海尔茂、柯洛克斯泰的谈话，娜拉的性格和思想层层揭示出来，一个头脑清醒、渴望独立自由、愿为真理而奋斗的高尚的女性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观众面前。剧中的次要人物林丹太太同娜拉一样高尚。她自食其力，富有牺牲精神。为了维护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但她不喜欢的男人。丈夫死后，她开小铺，办小学，为母亲养老送终，抚养几个弟弟自立，最后剩下她孤单一人仍在为寻找工作到处奔波。易卜生笔下的这两位妇女形象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分显示出易卜生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丑恶现实，把改造丑恶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反叛精神的少数人身上。娜拉出走就是反叛。他在作品中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指出正确的斗争道路。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的社会环境来看，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 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鲁迅也曾指出：“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娜拉要真正取得独立光凭一点反叛精神是不行的。只有首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争取独立的人格。不管怎么说，易卜生不愧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恩格斯给保'恩斯特的信里说：“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
　　娜拉本是个备受丈夫呵护的娇美妻子，不仅有中产阶级稳定优裕的生活，也具备做母亲和妻子的幸福，却因着多年前一次背着丈夫冒名签字的举动(为的还是借钱好让丈夫出国疗养身体)，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暴。刚得到晋升的丈夫受到下属(债权人)的威胁而惶恐，更因此怒斥娜拉。这个举动彻底暴露出男主人公的软弱和毫无做丈夫的担当。他只看见自身与眼前的名誉地位，也只允许娜拉在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却无视娜拉的个人和她的意愿。说穿了，他爱的并不是娜拉，只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妻子，一旦这个妻子出了错(哪怕是为了他)而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名誉和地位时，他便会马上全盘否定她的意义和价值。
　　娜拉为此出走——即使丈夫在风暴平息后又回头欲与她重修旧好。至于娜拉出走到哪里，剧作没有交代。基本上她是走出了家庭，走进一个乌托邦。现实中她没有任何财产，在法律上也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她出走的地方在现实里是不存在的，易卜生只是指出了一个象征理想的方向而已——一扇门，一条有别于家庭桎梏的通路。
　　即使如此，其关门之声的砰然回响，却强烈地震动了当时的家庭社会，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鲁迅曾撰文《娜拉走后怎样》，好像不相信一个弱女子能够敢于对抗整个父权社会似的。在当时，这种对抗的下场看来也只能是悲剧。不想，六十多年之后，中国妇女纷纷以走出婚姻作为另寻出路的手段。前不久，《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上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离婚——中国女性找寻幸福的另一个选项”。
　　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是资本主义生活中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
　　1、剧中的主人公娜拉本是个善良、天真、纯洁而多情的少妇。戏剧里不是表现娜拉的贤妻良母形象，他着力表现的是娜拉的精神觉醒即精神反叛。
　　2、娜拉的精神觉醒有个过程。
　　第一阶段：丈夫生病，她为救丈夫，伪造父亲签字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柯洛克斯泰以娜拉“冒名借债”之事要挟娜拉的丈夫海尔茂不要辞退他。这使娜拉的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平静的心中起了波澜。
　　第二阶段：由烦乱到幻想。她准备自己承担责任，牺牲自己，来保全丈夫的名誉。同时她天真地认为，到时候丈夫会来“挑起那副担子”。娜拉的幻想，表现出她的单纯和对丈夫的深情。
　　第三阶段：当海尔茂看到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信时，对她破口大骂。娜拉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她完全醒悟过来，往日的欢乐都是假的，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她看穿了丈夫的伪善和自己的处境，她的心又平静了，毅然出走。
　　3、娜拉对资本主义法律、宗教、道德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如娜拉说：“法律我要想想是不是正确，难道法律不允许女儿爱父亲，妻子救丈夫”。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了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后，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也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娜拉”被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谈及、议论、分析，并逐渐成为了他们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的角色符号。
　　胡适：“易卜生主义”，我的人生观
　　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中国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热潮。他们以报刊为最重要的阵地，进行民主思想的传播，并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在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头阵，加上胡适与学生罗家伦翻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即《国民公敌》)等，排出了雄壮的阵势，刊出了“易卜生专号”。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中甚至称娜拉“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 一个来自挪威勇于寻找自我的娇小女子被当作了“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
　　易卜生研究专家石琴娥告诉本刊，“易卜生专号”的发表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起易卜生，此后的30年间，仅《玩偶之家》的中文译本就有9种之多，同时这出话剧在剧院和学校剧团也经演不衰。娜拉一举风行全国，成为妇女解放、思想解放的楷模。
　　胡适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评论易卜生的学者。据《胡适留学日记》载，他在 “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早在其留学期间即用英文撰写成，并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上宣读过。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通过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作品内容的介绍和运用，宣扬了他所阐释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曾坦言，“‘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当时的胡适，一心想去除国民的奴性、使人们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甚至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开展。
　　第二年，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部中国“娜拉剧”《终身大事》。虽然此剧带有简单幼稚的模仿痕迹，连胡适自己都称该剧为“游戏的喜剧”，但在当时，由北大学生排演后，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随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娜拉出走”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弃妇》、郭沫若的《卓文君》、张闻天的《青春的梦》、余上沅的《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朱文华说，胡适之所以这么做，是认为，“易卜生所宣传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可以在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的一个思想武器，可以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解放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参考”。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社会问题剧的繁荣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早期问题小说的勃兴。茅盾的小说《虹》中，主人公梅行素无疑带着娜拉的影子，她为挣脱不合理的婚姻和家庭的枷锁，奋而出走。巴金的《家》中，男主人公觉慧则是第一个离家出走的男性娜拉形象。
　　与此同时，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也渐渐崛起，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五四”新女性的个性解放要求，这也是对“易卜生主义”所激起的个性主义浪潮的一个有力回应。领军人物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不再是爱情生活的奴仆，而是始终处于可以主动取舍的地位，显示了面对男权世界、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娜拉离家出走前的名言，这句话曾激发过许多普通女性效法娜拉出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讲师赵东梅告诉记者，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周璇，她公开宣称，“立志要做娜拉那样的人”，她因此离开了一起生活9年的丈夫，踏上了演员的道路。胡适的《李超传》中所描写的四川女子李超，反抗包办婚姻，逃出家庭的控制也是现实中的真实描写。
　　就在所有人在效仿、在呼吁“像娜拉那样出走”时，鲁迅却站出来给这股热潮泼了冷水。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同时警醒大家，“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认为，妇女只有获得了与男人相等的经济权和社会势力才能真正得解放的结论，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青年指出了一条需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道路。
　　其实，鲁迅早于1907年就作为第一人在《河南》杂志上对易卜生及其作品颇进行了一番评论和褒奖。只不过当时得到的响应远不及11年后《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认为，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主要在于个性主义：人的个性、妇女解放、社会批判者，这都是鲁迅考虑到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缺少的东西。正因为此，鲁迅的创作也是向社会发出一种声音，向社会主流说不，告诉人们怎么从这种主流生活方式和态度中解脱出来，活出自己的意义。
　　鲁迅还在随后创作的《伤逝》中，形象地展示了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决定作用，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如当头棒喝。而郭沫若在为纪念秋瑾烈士而写的《娜拉的答案》《“秋瑾史迹”序》中也阐示了他的态度，“我认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
　　1928年3月20日，易卜生百年诞辰。《大公报·文学》为此发表《易卜生诞生百周年纪念》的长文，对易卜生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极其局限性，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此时，易卜生的作品尤其是娜拉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曹禺：娜拉启蒙中国现代戏剧
　　如果说《新青年》使娜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惊涛骇浪”，那么娜拉在社会上被更广大的青年认识则是通过戏剧演出。
　　易卜生研究专家石琴娥介绍说，最早在中国上演《玩偶之家》的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春柳社。其成员都是男性，包括陆镜若、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1914年，春柳社的这次首演反应冷淡，那个时候关于“解放思想”的过于大胆的剧情吓退了不少观众，很多习惯了当时流行的低俗戏剧的人也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发表之后情形有了变化，各个剧社开始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地演出，娜拉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被越来越多的青年所知道和喜爱了。
　　这些演出也在无意中完成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启蒙，易卜生甚至在后来被称作“中国话剧之父”。而一代戏剧大师曹禺则引导中国现代话剧逐渐从启蒙走向了成熟。
　　曹禺正是伴着易卜生的强大影响成长并走向成功的。石琴娥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曹禺就是一个戏剧表演迷，当时南开新剧团演剧成风，曹禺的导师张彭春对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继《国民公敌》之后，他又把《娜拉》搬上了舞台。两部戏的演出曹禺都参加了，尤其在《娜拉》中，由于那时女性还不能上台演戏，于是个子不高，面容清秀，两眼有神的曹禺反串扮演娜拉，这不仅为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也从此改变了曹禺之后的命运。
　　此后指导老师张彭春把一部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了曹禺，曹禺视若珍宝，借助字典一口气啃了下来，这对他掌握现代戏剧的语言和技巧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后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曹禺再一次扮演娜拉，据当时清华大学的老师李建武回忆，那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后一次男扮女装的演出。
　　毕业前夕，曹禺一边写以易卜生为主题的论文，一边进行已经构思五年的《雷雨》的写作。1934年，《雷雨》发表于《文季月刊》，并于日本首演。随之一发而不可收，《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接踵而来。
　　曹禺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 不过，当有人列举他的戏剧与易卜生的相似性时，他又不高兴，“我是我自己，我追忆不出我是模仿了谁”。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研究员宋宝珍认为，事实上，易卜生对曹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很接近易卜生，他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也的确承自“五四”以来的“易卜生主义”。但曹禺在其中更加入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融入了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这也是《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原因。
　　1935年，娜拉在中国的戏剧舞台的火热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石琴娥告诉记者，当年1月时，南京磨风剧社的小学教员王苹还因连续三天扮演娜拉，被警方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开除教职。同年6月，上海左翼剧社的演员赵丹和蓝苹却因出演娜拉，一炮走红，从此，“娜拉剧”蔓延到全国，盛况空前。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娜拉年”。
　　此后，中国进入到抗战时期，国内的注意焦点很快从易卜生和娜拉身上转移到拯救自己的战争中。易卜生竟从此在中国几乎消失了。一场由知识分子燃起的，关于易卜生甚至就是关于一个角色 娜拉，在中国长达二十余年的涉及文学、戏剧、政治的激战与纷争，就这样突然偃旗息鼓了。可是这些流传的文字或戏剧理念，却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仍悄然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