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冒险语言犀利，特立独行备受争议
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和“文化奇迹”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法拉奇,在罹患多年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在战争的“对抗”中学会“不哭”
奥丽亚娜·法拉奇于1929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童年时代的佛罗伦萨，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成长时期的经历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气质，她从离开战场始终受着死亡的困扰，最终，她与之拥抱，融为一体。
佛罗伦萨女孩的作家梦
文学偶像、冒险冲动、现世英雄、战争对抗和人文素养这些几乎都是出现在法拉奇童年时期里的关键词，也正因此，这个女孩子的幼年时期就总是呈现着一种和年龄不符的焦虑与早熟。这些要素参与完成了法拉奇在进入社会、进入新闻领域前个体社会化中的自主衍生。二战结束后第一年，16岁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在《意大利中部晨报》5年，从进入该报的的第一篇关于舞场的报道开始，她的文学天性便崭露出了头角，得到了编辑的认可和一份该报的工作。因而法拉奇早期受命采写的作品显示了她作为一名文人记者的初始性技巧。在一次演讲中她曾说过“要想理解我的情况，就必须想一想像吉卜林、伦敦和海明威这样的人，他们职业是记者，但与其说他们是记者，不如说他们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看看吉卜林从印度出发的通讯吧，可怜的吉卜林，他必须完成新闻采写任务。但他却把新闻稿写出了一篇故事。他看到了记者看不到的东西。”经过5年的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受到意大利的全国性志《欧洲人》注意，也不得不说这次机会是法拉奇自己拓展的。由于一个葬礼的报道，具有普遍意义的政党和教派的文化冲突使她意识到《意大利中部晨报》不仅具有政治立场的局限性，而且其读者群也极有限。而这样一篇报道更需要一个像《欧洲人》一样声望颇高的意大利主流杂志提供的平台。《欧洲人》的编辑，反教权主义的阿里戈.贝奈得提非常喜欢她的描述方式，一星期后就登了出来。“她失去了在《意大利中部晨报》的职位后，这篇采访记和报道达非耶索莱地区共产党葬礼的新闻帮了她大忙。”
她历经周折后几年终被该杂志延揽，于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从1961年到1963年，法拉奇为《欧洲人》共撰写了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的访谈录，包括67篇有关演员、制片人和电影节的文章，8篇上层社会和贵族人物、4篇时装设计师的人物专访，以及10多篇对其他名人的访谈记。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在那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印沙安拉》出版以后，法拉奇就不肯再谈论《好莱坞的七宗罪》甚至那部因为“自我失度”而失败的《无用的性别》这些早期作品集。前者由于其“年轻时代的所具有的‘花俏会损害’严肃负责”的形象，后者则被她惯以‘不成熟’。不仅这两本她拒绝再版，还激烈反对记者选取他的文章出版作品集的行为。“我相信今天的书籍有一半都是作品选。我对文学和宝贵的书籍怀有极大的尊重，所以我认为把一篇篇独立的文章合起来出版一本书不严肃。实际上，我觉得这样做太可笑了。”
对抗的文本和打破传统作业的“主观性文本”尝试
在法拉奇的采访记时，她的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呈现了其文本的对抗性。
她采访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尼尔德'衣阿蒂时，不同意后者称“二战中共产党是最重要、而且几乎是惟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伤亡最多”的说法，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与之激烈争论；此时的法拉奇已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异于传统作业的表达主观意见了，而是一种对话式的争论。
在与休'海弗纳的会晤中，她嘲讽地说他死后会进天堂，“呆在圣徒和烈士们中间，与那些俏妞们在一起，讨论天使的性别”；她还用激将法促使希区柯克对自己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可以说，这是她个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后来征服一系列风云人物的秘诀。并在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风云人物之外的这个“神话人物”的诞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进世界新闻舞台的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随后她主动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赢得了人们对她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
1965年法拉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及后来写成的《假如太阳陨落》一书。在这些有关月球的报道中，法拉奇表达个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题纳入个人思想的体系中去，对航天技术、政治、宗教、死亡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保证读者自始至终都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作者的思想与踪影。”例如，当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亲身体验身处密封舱的生理感受时，她想起了二战期间作为抵抗组织成员的父亲遭监禁时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临时搭建的床，同时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当宇航员斯雷顿提到二战中他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时，法拉奇再次把个人回忆插入到叙述中去 ，讲述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她还在报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对空间探索的观点、她与宇航员在海滩散步时的交谈、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观看阿姆斯特朗绕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这里，“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与其他世界作对比，其目的是通过描写个人的感受与判断，使自己的影子在书中无所不在，为了自我表现她不断地改变和歪曲着真实的客观世界，使这个世界经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帮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在报道美国国家宇航局和宇航员的活动时，在越南战场上，在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抗议事件中，她的形象总是醒目地凸现在公众面前。到后来对许多风云人物的采访中，她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新闻学的界限，把这种倾向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风格，如采访计划总是充满了周折；提问往往带有挑衅性；采访者与采访对象常常争论起来，把直截了当的提问变成正面攻击；戏剧化场面的出现等等
70年代初陆续问世的一系列风云人物采访记，使得法拉奇的新闻事业达到了顶峰。至此，法拉奇进入了使她完全进入了对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访阶段。这是法拉奇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她的形象正是从这些采访中浮现出来，成为广大受众的偶像。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而亨利-基辛格甚至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
精英的“审判席”——《风云人物采访记》
在法拉奇的概念里，“精英”代表着“英雄”和“男子汉”。最初在她的意识认知里，她所认同的“男子汉”式的精英就是指像苏格拉底、杰克伦敦、海明威以及她的希腊情人——反专治政府的民主英雄帕那古利斯这样的人。他们在数量上属于“少数”，但却是“神圣的承担”，有着“英雄”的“使命”。而“英雄”在法拉奇的系统里源于对自由命题的阐释和对人本的追求。这些在纪实小说《人》又译《男子汉》里得以突出的体现。在小说中有大量的自白，倡导追索一种回到“人的本位”的冲动和自由。法拉奇认为真正的“自由”内涵应该是自身内部先得以挣脱获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是对外部世界的要求。而事实上物质生活却往往遮蔽了人“原初的本性”，在自身内部就已失去了“自由”。在“自由的命题”里她对“人”也阐释了其理解，她认为“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体男人和女人的之集合。”而最能体现人之本原和自由实质的个体是“英雄”，诸如上面提到了一些历史或现实人物，法拉奇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这些“担负着神圣”的“英雄”由于揭开了内心自由的桎梏，在对抗外部的束缚追逐自由时是注定永远“孤独”的，这无疑犹如给自己的一道暗语。在这个命题上充分体现了法拉奇的“哲学思辨性”,她所要做的在现代社会中这个对话式的“精英审判”，其对象是否是法拉奇价值框架中的“精英'尚且不知，但是这些对象却是一般传统和普遍意识里所谓的“精英人物”，带着一种消解一切的“怀疑论”，法拉奇要试图以“对话”来验证这些精英的“份量”和“真假”。她所做的是一种针对人类还原状态的现实性“解构”，反思“人的处境”，剖析“反人性构成”，她曾经分析认为帕那古利斯.阿莱克斯是“当代的苏格拉底”，而她自己现在所做的也正是一种对人类构成中基本原型的当代记录。
在法拉奇的职业生涯里，在她的各种作品中，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把自己从新闻工作中解放出来的热望。这种愿望如此强烈，以至读者很难在她的新闻报道与其他虚构类作品中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新新闻主义源头
法拉奇的新闻作品深受新新闻主义的影响。新新闻主义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新闻学流派之一，熔新闻与小说与一炉。倡导新闻必须提供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即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使受众在阅读新闻时不仅获得事实，更重要的是获得阅读时的审美愉悦。从法拉奇的新闻实践看，她是一位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实践者，用文学手段代替传统的报道是法拉奇新闻作品的突出特点。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又使得法拉奇在文学创作的同时顾及新闻的权威性事实和小说的虚构范围。所以，她在80年代以前创作的几部小说无一例外又都是写实风格的。她于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战争中的珀涅罗珀》是描写一个名叫吉奥的年轻女性思想感情历程，实际上，吉奥的原型就是法拉奇本人；后来出版的诗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取材于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同样有自传性质；1979年发表的《男子汉》风靡世界，更鲜明地代表了她那种将新闻、小说和自传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方法。直到1990年她的以黎巴嫩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印沙安拉》问世，标志着她已成为她希望世人把她看作的那样，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的文学作家”，一个全新的法拉奇。
法拉奇曾经用作物理习题时的类推法来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在同一时期即写小说又写新闻报道：“文学和新闻就像两种不同的运动，打网球所需用的肌肉和游泳或踢球所需用的肌肉不一样。”此外，新闻工作需占用大量的时间，例如在世界各地奔波采访，收集资料，收据等等，这样作家显然无法专注于写作，而专心则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条件。
法拉奇拥有那种小说作家特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往往为记者所忽略。她的困境并不在于缺乏创造力，而在于无法摆脱做新闻工作时形成的渴求事实准确的习惯：“记者必须尊重事实，结果文学冲动就被束缚在新闻原则的紧身衣里。”作为一名小说家，她可以按照情节发展需要任意安置时间、地点和事件：“记者和小说家的差别之一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作家的任务就是尽情宣泄想象。”
63岁的法拉奇来华时被问起她的记者和作家生涯，她说：“我不是因采访名人而成为名人的，采访名人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那时的采访很令我快乐，通过采访，了解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这是职业的挑战。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我对那样的采访已不感到快乐了，开始厌烦了。我不再喜欢当记者，我开始认真写书了。”
虽死犹生的孩子
《风云人物采访记》出版后，法拉奇开始了生活中的新阶段。她曾成功的打破了新闻学强加给她的界限，采访记出版后它再一次开始追求纯文学作品的理想。因此她暂时退出了新闻界，着手撰写一部诗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首次出版于1975年。它是社会历史、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书一出版便在欧洲大获成功。《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是写实风格与自由创作自然结合的产物。法拉奇自述，这是她酝酿已久的作品，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像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
这部作品的主题不仅仅涉及到文学史上从未接触过的内容：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恋情，而且涉及到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之前的法拉奇总给人一种强大、刚毅、坚韧的形象，《信》之后的法拉奇却无疑展示她性格中的另一面：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种天生的本能。这一点就连被评论家认为20世纪最“强悍”优秀的女性之一的法拉奇也不会例外。
“怀疑”的主题进一步加强了该书的自传性质。她的结论是尽管死亡之后便是虚无，但生存本身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事实，这种认识使人得以对人类的命运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再次体现了法拉奇作为精神世界的“异乡人”，其自始至终对生命的思考和怀疑，以及体现于字里行间的哲学思辨性。
扼守的象征——“男人汉”阿莱克斯
《男子汉》比《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更鲜明的代表了法拉奇那种将新闻、小说和自传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方法。在这部作品中法拉奇自叙了她与希腊民主斗士阿莱克斯.帕那古利斯同居三年的爱情，以及自由和真理和勇敢和牺牲的故事。反对暴政和强权、呼唤正义和公正贯穿于法拉奇的所有作品以至成了她采访工作的倾向性，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使法拉奇的生活、工作凸显于作品内容中成为了一种叙事故事，一种新闻和文学相互交融其中而彼此不失本色反而更上一层楼相得益彰，这几乎是类似于神话的事情法拉奇却做到了。
在三年极其自律的写作中，《男子汉》的形式历经了次数的改变：序幕是后来写的，初稿完成时必定稿300多页。她把初稿比如一套饰物过多的衣物，尽管其中不乏有意味的细节，但是她忠于“小说创作’之本，不因为对材料的偏爱而忘记围绕作品的取舍，仍无视编辑的反对删掉了230页。这本书通过对一位现代英雄的刻画控诉了保证的罪恶，并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艺术与真实的统一。
法拉奇坚称《男子汉》是一部小说，主要原因是她对生活真实和历史事件都进行了改写。法拉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纵观阿莱克斯的一生，从中选取了若干片段加以描述和发挥，这比事实准确无误却拒人千里之外的传记更为准确的捕捉到了他生活的实质。以文学技巧组织和处理这些片段的结果是一部经典的新闻文学作品诞生了。
阿莱克斯死后，法拉奇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撰写,《男子汉》一书，并通过她的生花妙笔，帕那古利斯将免予被人遗忘的命运，无论是作为自由民主战士还是一部新闻体小说的主人公而永生的。而法拉奇作为该小说中反抗军人政权、支持情人斗争的女主角也显得格外夺目。这这部小说中，她与他同等重要。支持她在托斯卡纳入自我监禁般写作不辍的是不让她所爱的人为世人遗忘的决心。“他没有被打败。”
意大利评论家拉涅里。斯基皮西指出书中的“双重取向”并予以评论：“主角不仅是帕那古利斯，而且也是在最后三年陪伴他的那位焦虑、伤心的女人。”
如蒙天佑——《印沙安拉》带来的写作高峰
“印沙安拉”，Inshallah，穆斯林把自己的心愿托付给安拉时的通信，意为“如安拉允许的话”或“如蒙天佑”，作品《印沙安拉》是第一次，小说家法拉奇的形象超过了记者法拉奇形象。她运用自己所知的一切技巧，将一个“永恒的故事,一个在战争中思考人类命运的永恒的故事”封存进了《印沙安拉》里，“如蒙天佑”，这个她奋斗期盼多年的“文学”认同终于如“神旨”般降临。1990年，法拉奇出版了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印沙安拉》，由此达到了他写作生涯的高峰。也是长期以新闻领域的人文记者闻名的法拉奇第一次“反驾驭”如愿成为了作家法拉奇，由于作家这一职业的认同是一种剥夺式思维，是以公众的认可为标志的，而非个人的自我定位。所以尽管法拉奇一直坚持从“出场”就是作家和文学家的姿态，但直到这部作品，才使这种姿态得以真正在公众认同时实现。
法拉奇依旧履行她的“神圣使命”，想探讨人类的永恒主题，想提炼出普遍真理，想让世界上每个人都能从书中找到和认出自己。已完成在《给一个为出生孩子的来信》中就提到的“人虽死，其作品永生”的文本价值。“这个机会我以等待了多年，现在她终于来了。”她通过《印沙安拉》的主人公一位教授之口说出了这句话，这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她渴望写出一部文学巨著的念头终于得以实现。
宗教圣殿里的浸泡——上帝和梅菲斯特二元存在
在基督教者看来，世界一边是天使，一边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恶”。这种认识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极端主义的倾向和偏执的情绪，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生长于基督教环境里的法拉奇曾说：“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 法拉奇一直难于摆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的桎梏，那种“善恶分明”的思维模式导致她的绝对主义思想，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影响了法拉奇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使她时常纠缠于非此即彼的激烈冲突中，从而陷入极端主义的泥潭。
“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我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 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访问时如是说。作为一名世界名女记者，法拉奇曾是比较激进的左派分子，她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强调人权和平等，她曾与希腊反政府左翼领袖帕纳古里斯一见钟情并且共同生活。在，她曾普遍被视为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受到热爱自由、追求民主人士的青睐。
以《愤怒与自豪》而复出的法拉奇，似乎与人们以往的印象大相径庭。她针对伊斯兰教发表激烈的言论，认为穆斯林恐怖分子针对的既是美国，也是整个西方文明。“在我看来，已经发生的一切不像是在移民，更像是一种由神秘的力量导演的入侵。这种神秘的力量令人担忧，因为它除了傲慢，既不温柔也不忧伤，并且还受到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们的保护。这些政治家睁只眼，闭只眼，也许闭上了两只眼。”
法拉奇曾经公开表示说，“我对中东毫无兴趣，中近东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达、大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 她对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她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狂热、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一种表演癖和一种黑手党的感觉，总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征。”
法拉奇的这种情感，在1972年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采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对阿拉法特的外貌描写，就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张面孔会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头狂怒的羚羊。实际上，他几乎没有颧骨，也没有下巴，只有一张红色的厚嘴唇的口，一个咄咄逼人的鼻子和两滴墨水死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 她还写道：“他的声音像一种可笑的吹哨声，具有女性的某种特征。”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性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现了其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另一方面也是其的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她在采访记前言中写的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她的这种心态：
“ 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艰难。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在法拉奇的采访记中，她随意地用“恐怖分子”这样的字眼称呼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创始人和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采访霍梅尼时，她讽刺伊朗人穿着“中世纪的长袍” ；在采访卡扎菲时，法拉奇责问他是否就是“真主”。在比较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后，历来就在文化上优越感极强的欧洲人，尤其是意大利人，法拉奇在其主观性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种对阿拉伯文化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同法拉奇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心态相结合，就带来其心理天平一边倒的状态。这呈现出一种极明显的带着“愤怒”姿态的“文化”鄙夷和“骄傲”的宣扬自我文化，充满了法拉奇式的“绝对主观”。
质朴复杂的双生体
美国传记作家圣'阿里科曾在给法拉奇写的传记中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她晚年长期寓居美国,直至前不久自感来日无多才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作为记者,法拉奇表现出一种勇敢乃至冒险的职业精神。她曾于上世纪60、70和80年代穿梭于战火硝烟之间,采访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及南美战乱。她还采访过当年的越南军队统帅武元甲、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埃塞俄比亚皇帝、巴基斯坦总理、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伊朗国王、巴勒斯坦领导人、伊朗宗教领袖、利比亚领导人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以及受到全世界敬重的我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些采访录后来被法拉奇本人汇集出版,书名为《采访历史》。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它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限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她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和有关规定,当着霍梅尼的面撕下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作为作家,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9·11”事件后,法拉奇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带病之身在《晚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了《愤怒与自豪》等数篇文章,猛烈攻击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激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作品
I sette peccati di Hollywood 《好莱坞的七宗罪》' II sesso inutile 《无能的性》
' Se il sole muore 《假如太阳逝去》
' Penelope alla Guerra 《战场上的佩内罗佩》
' Niente e cosi sia 《没什么，假如是如此》
' Gli antipaticilo 《讨厌的人》
' Quel giorno sulla luna 《月亮上的那天》
' Zntervista con la storia 《采访记》
' La forza della ragione 《理性的力量》
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 《给一封未出生孩子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