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一、斯诺与中国
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先生和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1932年圣诞节，斯诺与海伦·斯诺(Peg snow，即HelenFoster Snow，l907—1997)在东京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后游历日本、东南亚、中国沿海一带。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住址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位置在今日西南门一带，坐西朝东，有一个黑色铁栅栏门，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宽敞的院子里种有果树、竹子，还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门外的海淀路上。因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说：“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
斯诺热爱中国，热爱海淀。他努力学习中文，还请了一位满族老先生指导，他认为“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来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鲁迅先生的建议，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想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到燕大后，他又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刚)一起进行编译。他在编者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不是钻象牙之塔，也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遗，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同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1936年此书出版。
二、斯诺与抗战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而在放弃南京、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又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
他惊异地发现：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果蒋介石投降，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称赞新四军：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他夸奖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三、斯诺与一二·九运动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
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四、斯诺与《西行漫记》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访问。
海伦·斯诺也于1937年4月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阻挠，经西安、云阳到延安访问，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等书。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
五、地下工作总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日军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斯诺家中还存放着一些中国人寄存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和玉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了一位联络员来找斯诺，请他帮助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的珠宝、黄金，以解决游击队急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他对游击队员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我是为中国着想。”斯诺说，“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
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找到了肯帮忙的人帮助游击队把珠宝、黄金变卖了出去。
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的人士还没有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颇有些传奇色彩。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诺对日本检察员说。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六、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和武装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1960年，斯诺访问北京，他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希望他的到来，可能有助于建立起一座中美两国的友谊桥梁，他表示：“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出乎意外的被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关系解冻，美国《生活》杂志抓住时机发表了斯诺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斯诺透露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告诉他的话：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这篇文章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死于癌症。
七、“永远的中国”情结
抗战爆发后，海伦去上海和报道淞沪抗战的斯诺会合，并与路易·艾黎中外进步人士发起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支持中国抗战。1941年，斯诺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去东南亚和印度采访，离开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先生在美国遭受的迫害，行动不自由。1959年，举家移居瑞士日内瓦，但他仍然关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60年6月，他终于来到北京，见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他来到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搬到了末名湖畔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会见了师生和当年友人，访问进行了5个月。1963年出版的《大洋彼岸》一书中指出：“从前最重要的是国立北京大学，在那里，培养了共产党最重要的创造者，到如今，北大还是雄心勃勃的艺术和科学系学生以及毕业的研究人员向往的地方”。
1964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重返燕园。
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又一起来到中国，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亲切交谈，毛泽东高度评价他：“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随后，斯诺发表了《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文章。在京期间，他和夫人又重返燕园。洛伊斯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一个略为发灰的浅红色的亭子(指慈济寺山门)边停了下来，眼光穿过它的拱顶，凝视阳光下碧波荡漾的一片湖面。在我们身后，拾几步石阶向上的那块稍为高起的地方，有一片蔓草丛生的空地，四周松树围绕，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病重期间，斯诺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遵照斯诺的遗嘱，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诺一部分骨灰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墓基座为长方形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上边横卧汉白玉墓碑一方，临时用黑色胶纸贴着楷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宋庆龄、朱德、周恩来也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洛伊斯携女儿茜安·斯诺出席仪式，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说：“我丈夫在他遗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了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将他的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
斯诺的另外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国赫德森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园中。
1977年12月13日，叶剑英同志为斯诺墓亲笔题写了碑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后被馏金镌刻在墓碑之上。
1982年2月，北京大学在办公楼举行了斯诺逝世10周年纪念会，廖承志、黄华等同志会见了斯诺夫人，并一同到湖畔扫墓。
八、斯诺的家庭
斯诺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是海伦·斯诺，两人于1932年结婚，1949年5月分手，两人之间没有子女，之后海伦一直住在斯诺购置的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一栋建于1752年的农舍里，而且没有再婚。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她于1972年末和1978年两次再访中国。80年代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证书和证章。1997年1月，海伦去世。斯诺与海伦离婚后，与美国女演员洛伊斯·惠勒·斯诺结婚，婚后生有一对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茜安·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