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②

　　徐迟 (1914.1O.15——1996.12.13)
　　现代散文学家。人。原名商寿，1914年10月15日生于一个教师家庭。曾就读于文学院。1931年开始写诗﹐1934年开始发表诗作《寄》﹑《沉重的BUS》﹑《诗拔萃》等﹐后结集为《二十岁人》。1936年起陆续发表散文《歌剧院及其它》﹑《贝多芬之恋》﹑《理想树》等﹐后收入《美文集》﹑《狂欢之夜》。徐迟早期创作受欧美现代派影响。特别是他的诗作﹐追求意象的蕴蓄﹐节奏的跳跃﹐有些作品较为难懂。散文创作则因受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影响﹐稍趋明朗﹐叙写细腻﹐富于诗情。正如作者所说:“已经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写入散文中的诗味比我的诗中的更加浓郁。”(《自传》)
　　成立后﹐徐迟创作勤奋。50年代的前七年﹐他两次到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是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收获﹔1957年至1960年的四年间﹐他担任《诗刊》副主编。1960年定居武汉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写成《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等作品。记述两个爱国知识分子常书鸿﹑孙健初的《祁连山下》﹐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
　　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写出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一系列反响强烈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以及反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刑天舞干戚》﹐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徐迟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特别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著作有《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选)﹑《徐迟散文选集》﹑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论文集《红楼梦艺术论》﹑《文艺和现代化》等。
　　1996年底因患抑郁症而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跳楼自杀，震动全国。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浙江日报 周明 更新时间：2008-03-14
　　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30年过去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皆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而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两位先生长垂史册。
　　当时，我正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党中央还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编辑部内展开了讨论。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6平方米的宿舍里，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1977年深秋，这年诗人已63岁……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
　　果然，他抵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老李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我们随意交谈起来。我们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
　　经过认真考虑和调查研究之后，陈景润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就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采访中，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啊!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位置。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等之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直到生命止息。
　　寻找徐迟
　　
　　张抗抗
　　今年早春时在哈尔滨，去看望一位一直关心着我的文联老领导、诗人方行老师。方老祖籍浙江湖州，虽然已在东北住了几十年，一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依然。方老年过八旬，虽然腿脚有些不便，精气神儿却好，头脑也极清爽。聊过一会，忽然问我可曾读过徐迟先生写的长篇小说《江南小镇》。我说知道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见过，方老有些黯然。告辞时，出于礼貌，我问他可有什么事情需要在北京办，我会尽力。方老迟疑片刻，说你要有空，帮我找一本《江南小镇》寄来，听人说写得好，我想看看，但哈尔滨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
　　心想不就是一本书嘛，别的事情办不了，弄一本书还是绰绰有余吧，当即满口应承下来。回到北京，凡去书店书城，便不忘去找《江南小镇》，记得几年前看过介绍，封面是江南小镇的水墨画，很是淡雅宁静。但想不到几次出入书店，这本《江南小镇》竟是遍寻无着。一段时间耽搁下来，方知这种几年前出版的“旧书”，在新书如潮的书店，早已“退位”，一时十分失望。然而受人之托，总得尽心竭力才是，何况对方是位一生爱书嗜书的老者。
　　正发愁，那日忽地灵机一动，心想既然书店里买不到，为什么不去找出版社直接购买呢。别的人不认识，出版社的编辑总还认识几个吧。刚刚一阵轻松，却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无论是我，还是方老本人，都不知道《江南小镇》究竟出于哪一家出版社。
　　横下心给京城文友们一通乱打电话，热心人说知道知道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又有人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有人说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所有的出版社都成为与《江南小镇》有涉的嫌疑者，但没有一种说法切实可信。于是只好一个一个长途电话打过去，一个出版社一个出版社地细细询问，大有协助警方跟踪破案的架势。结果是在长途电话中与编辑朋友拐弯抹角海聊神侃一番，到最后说出打电话的缘由，才发现那些外地的出版社，竟没有一家出版过《江南小镇》。心有不甘，再三追问说真的没有？朋友说难道出版过的书都会不知道么？悻悻放下电话，这才算明白，寻找一本“过时”的好书，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惹上麻烦了。
　　情急无奈中，想起京城名编周明先生，此人神通广大，以前与徐迟先生又有过交往，请他帮忙去查找一下《江南小镇》的出版社，应该是举手之劳了。周明兄果然侠义，几日后即回电话，告知此案已有线索——《江南小镇》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确凿无疑。但他自己却没有这本书，查找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库，《徐迟文集》中也没有收入这部长篇小说。周明安慰我说，既是京城的出版社，找起来就方便了。我心中大喜，连日来踏破铁鞋，却原来近在眼前，这下子，岂不是手到擒来，看你这神秘小镇还往哪里躲。当即给作家出版社副社长蒋翠琳女士打电话，又重复一遍那位哈尔滨的老诗人是如何如何想看这本书。请求她无论如何帮我“弄”一本，哪怕是高价购买也成。蒋大姐笑说有人喜欢我们出版的书，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没问题没问题。但真是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问题马上就来了：派人去作家出版社书库里寻找《江南小镇》，那偌大的书库里，竟然已经连一本都没有了。蒋大姐抱歉说出版社的书库里都没有的话，那是真的没有了。也许以后什么时候会再次印刷，但眼下，恐怕暂时是没有办法了。
　　一位诗人死后，有人想找他的书却如此之难，诗人若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心里就有些难过，一种说不上的哀伤在心里拂之不去，为那本失踪或是绝迹的书，为身前孤傲身后冷清的徐迟老，也为了写书的人。就在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找到这本书，它一旦出世，就有了生命。它是由许多活的文字组成的，那些年代久远的小镇人物和故事、那些诗一般美丽的语言，是那个生命的细胞、肌肤和血液；诗人生前独立于世的品格与思想，是那个生命坚硬的骨骼。那是诗人生前最后的倾诉——魂牵梦萦的故乡南浔小镇，托付着他固执的纯真与残存的理想，我不相信它会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人会死去，但好书，应该比人活得长久。
　　我开始同这本书较上了劲，执拗的天性在那些日子里死灰复燃。我近于疯狂地寻找那本书，不仅仅是为了方老，也不仅仅是为了徐迟，甚至也不是为了那本书。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何以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苦苦地搜寻着一切有可能同这本书、或是同徐迟老有关的人。问遍北京的朋友，不是由于人家搬家什么书都找不出来，就是根本没见过这本书，一次次扫兴而罢。又想，徐迟老生前在武汉工作，想必应当先从他生前熟识的人着手——我给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是我在文学讲习所时的老同学刘富道、给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老朋友俞汝捷先生打电话，重复着我已经对许多人说过的那一套老话，拜托他们找一找徐迟先生生前的老朋友，或是同事、邻居，还有他作品的研究者，心里希望着总会有一个人，或许侥幸保存着他生前曾赠送给别人的这本《江南小镇》。
　　但是没有。答复是找不到一个人拥有这本书。徐迟的女儿在国外，而一位徐迟作品的研究者，前几天刚刚出国探亲去了，而且要去较长的一段时间。
　　所有返回的信息都令人心寒齿冷，也证明了我心里的推断，徐迟老生前是一个不擅交往的人，他甚至很少赠书予人。他蜗居于陋室，隐没于人群，埋头于纸堆，探究着心底关于人和宇宙的奥秘。他写书只是因为他需要写，书一旦出版就已完成了他的心愿，他并不特别在意那书后来的去向和命运。他把漂泊的灵魂交给了那些无翅无腿的作品，任由它们在世上行走悠荡，从不问它们的行踪和接收者的评价。在这个他既热爱又恐惧的科技时代，他把所有的孤独与疑惑，都交给了医院６层楼高窗外的天空……
　　我知道自己寻找的已经不是《江南小镇》那本书，而是名叫徐迟的那个诗人。
　　好像是，《江南小镇》已绝版，但徐迟却活着。
　　一个令人绝望的早晨，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冯亦代和黄宗英两个名字。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泄下一道亮光，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冲到了电话机旁。
　　宗英老师轻柔的声音，像翻动的书页，一页页传过来，我听出那声音是微笑着的。
　　她说你怎么早不想到我，我当然有徐迟的书。每一种都有。不过你晓得我家的书架，堆成那个样子，我知道《江南小镇》放在哪里，不是找，不用找的，它就在那里。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办法把它拿出来。
　　是的，不用找。我再也不必翻江倒海般地寻找徐迟，他，就在那里。在一个知他识他想他读他的老朋友，那一间拥挤而温暖的书房兼卧室里。
　　几天以后，宗英老师告诉我，她已经请人将那本书全书复印好，直接挂号寄给哈尔滨市的方行先生了（想想吧，那么厚的一本书，一页页复印再邮寄，真是难为了她这样７０多岁的人了）。她再三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怕把原书寄丢。你知道冯老，他是爱书如命的人，何况，这是徐迟先生生前留下的书。
　　那个流浪独行的灵魂，终也是有一处栖身之地的，在老朋友的心里。
　　后来方行的老伴王士媛老师打来电话，说《江南小镇》已经收到了，真不知道怎样感谢黄宗英和冯亦代先生。方老的眼神不济，却每天都捧着这部复印的书稿，一段段一页页地细读。方老非常喜欢这部书，他说这其实是徐迟先生的心灵自传。
　　那个时刻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为所有的写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