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又名，南屿乡人。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 。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2003年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童年时期
庐隐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悒悒终日，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父亲乘船赴任，在到长沙的途中，庐隐受了损伤的幼小心灵，并不懂这是要随父亲去享荣华富贵，只是终日望着海水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听差搭救，才免一死。六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一群毫无援助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父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就有二十来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那间房子，除了书桌和椅子，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对于读书，她没有一点趣味。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相亲相爱。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这种非人的摆布，使她麻木了；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
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坏，于是在她九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学校的楼舍壮丽、冷森，在她的感情上罩了一层空虚的感觉，但学校里那片大草坪，那碧绿青翠的颜色，各色盛开的花儿，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位当校长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女人，在她入校时对姨母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每个字都像一块恐怖的石头投进了她那小小的心海，溅起了悲苦的浪花。
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生活：一是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是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和这个学校的“无产阶级”一起，吃那种最低劣的饭。她在那里受了罪，但是她的厄运并没有走完，快乐之神离她还很遥远。这时，她的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又止。
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但幼小的心里并没有上帝的位置，所以她东张西望，很不专心。这时美国人朱太太在她身边跪下，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她说。
“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呵！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哭起来。
这时，弱小的，心灵空虚的，没有母爱、被兄妹抛弃、又经病魔折磨的庐隐，为了朱太太的话，感动得哭了起来：“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庐隐就是这样皈依了宗教，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1911年，当革命军在武汉高擎义旗的时候，残忍的家庭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待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从此笨小鸭居然有了聪明之誊。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这更使家里人倍加惊奇不已。
少女时代
庐隐十三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小、身材小，因而处处都被同学优待，似乎第一次发现人间还有友情。但学校的规矩太严，压迫太狠，在那个牢狱般的环境里，动辄得咎，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鸟儿飞回树林一样高兴。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过午饭，心情就紧张起来，因为下午四点前，必须回到学校。当时，她总希望自己生病，好躲一躲那可怕的学校生活。尽管如此，她们总还是不停地在这个罗网里寻找那小小的自由和快乐。她和五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调皮的主要形式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著上有所异样，便开始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那人被笑得下泪方可罢休。中学一二年级，是她年龄上的黄金时代，就这样地过去了。到了三年级，她十六岁了，生活在她天真的心镜上投下了一些暗影，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爱笑了。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很害怕，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从此她的兴趣一天大趋向文学，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连家里人都知道她爱看小说。
她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那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玉梨魂》，情节凄婉，使她淌了不少眼泪。后来他发现庐隐是一位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且为他也洒了眼泪，这样他们俩渐渐亲密起来。接着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她一腔义愤，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1916年，她十八岁，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工作，以帮助家庭。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无可奈何地思考着，彷徨着。但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竟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多园艺教员。她被吓了一跳。那耍棍棒、操哑铃球杆，她还可以，而家事园艺于她根本一窍不通，那时她连父族母党的称呼都还弄不清呢，种花培草，如何布置庭院更是不懂。这个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都是俗物，教学上她努力去做，并精心组织了一次颇令校长满意、又为学校出风头的运动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比她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
辞职后，在1917—1918年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她要远走高飞了。这时她心里跳跃着活力，摆脱家庭，独立生活的理想兴奋着她，在她回忆起安庆任教时的心情时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泻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这时她第一次与在那所小学兼课的苏雪林相识。不过那时的庐隐喜欢东奔西跑，她渴望着生活的风雨，锻炼她那刚刚长出的羽毛，所以看命的人说她正走着驿马运。在安庆，她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原校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给她难堪。花开花落，在这个受气的环境里，熬到了暑假，她像逃出了牢笼，欢天喜地地在京汉路上高歌激云一庆祝自己得以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学期先生。
她漂流了一年多的时间，虽有风浪，但这只船儿没有沉没，她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激荡着，她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大学时代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告别了幼稚的时代；社会的磨炼，使她改变了原来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第一次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她不懂，却也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钻进图书馆，读了注释，才明白了一些，然后又用了一天的工夫才写出一千多字的文章，后来怀着丑媳妇终要见婆婆的心情，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文艺观摩录》，老师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情绪高昂，那种事事不如人的思想为之一扫，那些高傲的学生也便对她也另眼看待。年假大考以后，她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悲苦。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看云天，观过雁，暗抛泪。觉得人生无趣，这时她喜读庄子，满怀出世之想。但这时正值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人们把那些新学说、新议论视为洪水猛兽，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同情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这时候，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喜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的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这时，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进步，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她“下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
在S．R团体中，她和特别亲密。郭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庐隐的入会号数为“13”，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在女高师的文学教师中，有的崇尚古文，痛恨白话文，在这样的教师的指导下，庐隐也能写通顺的文言，作出不错的诗词。那时她曾写过一首《云端一白鹤》的五言古诗：
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
我欲借据缴，笑向云端搏。
长吁语白鹤，但去勿复忘。
世路苦崎岖，何处容楚狂？
这首诗，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境、志趣和抱负。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她们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还是颇有收获的，朝鲜人民亡国的痛苦，唤起她满腔悲愤，想到自己的祖国，不禁黯然泪下，中国各地的凋蔽落后，又使她难过不已。回到学校，作了毕业沦文，拿了文凭，从此就算告别那可歌可泣的青年生活，大学三年的岁月已被写进了历史。在大学期间，庐隐虽然已经成了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但她怀着恐惧的心情，又重新真正地永远地踏进了社会。
婚姻家庭
庐隐大学毕业时才二十二岁，不久就又到了安徽一个中学任教。在那里，她尝到了社会给予的苦头，她说那虽只有半年的工作，却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总是怀着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却是倾轧和敌意。1923年夏，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庐隐的行为虽然受到许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评，但苏雪林倒着实为她辩护了一场，说批评者，“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曾经有过独身主义，但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之后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袭来：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这时，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的精神受到打击，心里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忍耐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对她迫害，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像一只没有篷的小船，被命运驱赶着，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记载着些暗淡生活里的暗淡日子和构思。
在上海，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课余，夜以继日地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满面愁容，向朋友感叹自己的命运，责骂男子和爱情害了她。其实，害她的是社会。
北京，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对她来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来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里，她担任了使她头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年，她辞了职，又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去了。
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编的是平民千字课，每日笔不离手，用那一千个基本生字，编成各种常识和歌谣。她这样死板、机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辞了职，准备动手试写中篇或长篇。
那时候，办刊物的风气并不低落，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华严”，取其文章之彩饰、态度庄严之意。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白《曼丽》。她曾说，这个时期是她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思想浸透在《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集子里。
作品是时代的反映，是作者灵魂的镜子。这时期，庐隐遭到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死了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他们的相继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哀伤紧紧捆绑着她，折磨着她。丈夫死后，她常同石评梅散步、谈心，跑到陶然亭对着荒冢放声痛哭，登上中央公园的高峰酣歌狂舞。这时，她获得了一个浪漫女作家的的头衔，孰不知，这哪里是浪漫，而是痛苦，是对人生绝望的呼喊。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这段话，是她诚实的自我解剖，也是我们了解《归雁》和她其他作品的钥匙。
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程。
关于恋爱，庐隐自己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这时期，他们合写的那本《云鸥情书集》里收集了他们之间一年中的几十封书信，写得很美，里面有他们真正作人的态度，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执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转换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礼教宣战。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象牙戒指》）
在日本，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庐隐说。“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个长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其余一部分因国难遭焚。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这种努力从不间断。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烧的时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她后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较以前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
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后在1959年发表的《（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一文中记叙了她创作这个中篇小说的情况：“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自己也认为她已经跳出了苦海，是她的开拓时期。她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她的世界观，她的文艺观，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她开始真正转变和进步的消息。
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庐隐一生受了很多苦，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转向的时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据苏雪林回忆，庐隐生活拮据，“为节省费用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庐隐的死，是中国文人的悲哀，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庐隐去世后，留下大女儿郭薇萱（郭梦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贫穷、年轻的李唯建却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这时，舒新城约集庐隐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黄勤（当时任天津上海银行经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薇萱的抚养问题，大家一致赞同由其舅父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带着瀛仙回到四川，从此便与郭薇萱失掉联系，音信杳无。
文学评价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
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著作年表
1920年《“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晨报副刊》，2月19日，杂论)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杂论)
《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新诗)
《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号，杂论)
《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批评》，12月5日第4号“新村号”，杂论)
1921年
《劳心者与劳力者》(《批评》，1月11日第6号，杂论)
《海洋里底一出惨剧》(《时事新报》，1月25~26日，小说)
《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2月10日第2卷第2号，小说)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3期，杂论)
《小说的小经验》(《时事新报·文学旬刊》，5月29日第3期，杂论)
《一封信》(《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2卷第6号，小说)
《一个病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说)
《红玫瑰》(《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小说)
《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杂论)
《月夜里的箫声》(《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说)
《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杂论)
《两个小学生》(《小说月报》，8月10日第12卷第8号，小说)
《“作什麼？”》(《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说)
《砍柴的女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诗)
《哀音》(《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说)
《王阿大之死》(《时事新报·学灯》，9月4~6日，小说)
《灵魂可以卖吗？》(《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
《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月1日，新诗)
《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
1922年
《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卷第6号，小说)
《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说)
《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碧涛之滨》(《学艺》，9月第4卷第3号，散文)
《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
《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
《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
《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
《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
《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
《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
《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
《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
1923年
《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卷第1号；又载《北京周报》(日文版)，3月4、11日，小说)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
《浮桑印影》(《学艺》，4月第4卷第10号，散文)
《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日，散文)
《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卷第6号，小说)
《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日，杂论)
《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国历代小说》为题，连载于《北京周报》(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杂论)
《流星》 (《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
《秋别》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寂寞》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
《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月1日，小说)
《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
《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
1924年
《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
《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卷第2号，小说)
《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月1日第5卷第1号，杂论)
《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卷第4号，小说)
《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卷第5号，小说)
《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卷第6号，小说)
《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
1925年
《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小说)
《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
《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卷第5号，小说)
《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卷第6号，小说)
《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月2日，散文)
《秦教授的失败》 (《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
《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
《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
《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
《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月7日，祭文)
1926年
《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7卷第10号，散文)
《灵海潮汐致梅姐》 (《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7卷第11号，散文)
《寂寞》(《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小说)
1927年
《蓝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8卷第1号，小说)
《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2月10日第18卷第2号，小说)
《文学与革命》(《国闻周报》，5月22日第4卷第19期，杂论)
《月夜孤舟》(《蔷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
《秋风秋雨愁煞人》(《蔷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说)
《憔悴梨花风雨后》(《蔷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说)
《吊英雄》(《蔷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诗)
《愁情一缕付征鸿》(《蔷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
《妇女的平民教育》(《教育杂志》，第19卷第9号“平民教育专号”，杂论)
《归途》(《蔷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随笔)
《英雄泪》(《蔷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诗)
《研究文学的方法》(《蔷薇周年纪念增刊》，杂论)
《公事房》(《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小说)
《牺牲》(《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剧本)
1928年
《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月发行，短篇集)
《寄波微》(《蔷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
《侦探》(《蔷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说)
《妇女的平民教育》[10](商务印书馆，4月，单行本)
《弱者之呼声》(《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新诗)
《雪耻之正当途径》(《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杂论)
《祭献之辞》(《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祭文)
《石评梅传略》(《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传记)
《雨夜》(《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9卷第12号，小说)
1929年
《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
《云萝姑娘》(《小说月报》，1月10日第20卷第1号，小说)
《文学家的使命》(《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杂论)
《夜的奇迹》(《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
《归雁》(《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说)
《畸侣先生》(《真善美》，2月2日纪念一周年号外“女作家号”，小说)
《星夜》(《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美丽的姑娘》(《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病中》(《河北民国日报副刊》，2月28日第65号，小说)
《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1日第66号，新诗)
《漠然——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5日第69号，新诗)
《乞丐》(《华严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说)
《春的警钟》(《华严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
《树荫下》(《认识周报》，5月15日第1卷第16号，小说)
《冲突》(《华严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剧本)
《介之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不幸》(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穴中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秋声》(《华严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
《我生活在沙漠上》(《华严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
《青春的权威者》(《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亡命》(《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妇女生活的改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0月初版，平民读物)
《来呵！我的爱人》(《蔷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诗)
《去年今日——悼石评梅》(《世界日报·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0月6日，散文)
1930年
《人间天堂》(《益世报》，1月3~9日；又以《地上的乐园》为题，载《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说)
《云鸥的通信》(《益世报》，2月14日~4月8日)
《归雁》(神州国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说)
《东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庙会，三、邻居，四、沐浴》(《妇女杂志》，12月第16卷第12号)
1931年
《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月初版，短篇集)
《云鸥情书集》(庐隐、李唯建合著)(神州国光社，2月初版，书信集)
《井之头公园》(《晨报副刊·学园》，2月25日第16号，散文)
《几句实话》(《晨报副刊·学园》，3月26、27日第45、46号，散文)
《苹果烂了》(《小说月报》，5月10日第22卷第5号，小说)
《象牙戒指》(未完)(《小说月报》，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号，小说)
《东京小品·五、樱花树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散文)
《东京小品·六、那个怯弱的女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6号，散文)
《东京小品·七、柳岛之一瞥》(《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散文)
《东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8号，散文)
1932年
《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说)
《豆腐店的老板》(《读书杂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说)
《飘泊的女儿》(《申江日报·海潮》，9月18日第1号，小说)
《云端一白鹤》(《申江日报》第4版，9月18日，古诗)
《异国秋思》(《申江日报·海潮》，9月25日第2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华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
《碧波》(《申江日报·海潮》，10月23日第4号，小说)
《补袜子》(《申江日报·海潮》，10月26日第6号，小说)
《野妓拉客》(《申江日报·海潮》，10月30日第7号，小说)
《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报·海潮》，11月13日第9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二)》(《申江日报·海潮》，11月20日第11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三)》(《申江日报·海潮》，12月11日第13号，散文)
《跳舞场归来》(《申江日报·海潮》，12月25日第15号，小说)
《小小的呐喊》(《女声》，12月第1卷第6号，小说)
1933年
《人生的梦的一幕》(《申江日报·海潮》，1月8日第17号，小说)
《前途》(《前途》，1月10日创刊号，小说)
《一个情妇的日记》(《申江日报·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小说)
《好丈夫》(《女声》，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说)
《一段春愁》(《时代画报》，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说)
《女人的心》(《时代画报》，2月14日～5月5日，小说)
《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说)
《玫瑰的刺》(中华书局，3月，中、短篇集)
《今后妇女的出路》(《女声》，3月16日第1卷第12期，杂论)
《水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月初版，平民读物)
《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发刊词》(《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著作家的修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丁玲之死》(《时事新报·青光》，7月2日，杂论)
《灾还不够》(《时事新报·青光》，7月7日，杂论)
《屈伸自如》(《时事新报·青光》，7月14日，杂论)
《监守自盗》(《时事新报·青光》，7月21日，杂论)
《愧》(《时事新报·青光》，7月28日，杂论)
《恋爱不是游戏》(《时事新报·青光》，8月4日，杂论)
《花瓶时代》(《时事新报·青光》，8月11日，杂论)
《我愿秋常驻人间》(《时事新报·青光》，8月18日，杂论)
《男人和女人》(《时事新报·青光》，8月25日，杂论)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时事新报·青光》，9月1日，杂论)
《水灾》(《女声》，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说)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女声》，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
1934年
《我的创作经验》(《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杂论)
《窗外的春光》(《人间世》，4月5日第1期，散文)
《读诗偶得》(《人间世》，5月2日第4期，散文)
《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5月，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