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经音乐历史渊源

历史悠久，汉族地区所用乐器分文、武，乐队庞大，乐曲风格优美、朴实、典雅。它以谈演道教经文《文昌大洞仙经》得名，道教经书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分别是道教三清尊神传下，所以道教经书称为洞经，演奏唱颂经书中诗赞的音乐，故称洞经音乐。

洞经音乐发源于四川省蓬溪县，其创始者为刘安胜和卫琪。

刘安胜，南宋四川省蓬溪县人。乾道四年（1168），在蓬溪县宝屏山（今赤城山）玉虚坛撰成《文昌大洞仙经》5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形成了闻名中外的洞经音乐，刘安胜是洞经音乐的开创者。

卫琪，元人，号中阳子，隐居四川省蓬溪县蓬莱山。幼好道术，洞测玄妙，曾任南平綦江等处军民长官。元初，卫琪在东蜀蓬溪县蓬莱山注释刘安胜《文昌大洞仙经》。元代至大三年（1310），卫琪将其《文昌大洞仙经注》进献给元武宗，受奖赏，声名大震。其书在全国广为流播，成为云南、四川等省洞经音乐的主经。卫琪为洞经音乐的产生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明代河南巡抚、邑人杨作楫在《修建石鱼山书院记》中云：'蓬莱山中阳子曾注解《大洞仙经》。'这是最早记载卫琪在四川省蓬溪县蓬莱山注释《大洞仙经》的文献，载入了清嘉庆本《四川通志》。

洞经音乐是音乐的活化石，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全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说：洞经音乐於明永乐七年(1409)由四川传入大理。《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亦言：是明永乐七年由四川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通海县资料》也说是从四川传入的。《大理洞经音乐·序言》称：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关曾派人到四川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四种说法时间虽有差距，但都明确肯定是从四川传入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它有明人李元阳所编撰的《云南通志》可作参考。是书记载了明初云南各州县文昌宫的情况。文昌宫是洞经会活动的大本营，洞经音乐便在这里演奏。书载：昆明文昌宫在西门外。楚雄梓潼庙在城西仁福门外。武定文昌祠在旧府治内。鹤庆文昌祠在府治南太玄宫内。永胜梓潼庙在州治南。保山文昌祠在城西太和山麓，弘治间副使林浚建。岁春秋上丁后四日祭。腾越州亦有祠。凤庆文昌祠在府治东北三里，嘉靖间土官知府猛寅建。可见，文昌宫早在嘉靖以前便已普遍存在。民国学者由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55》载：滇省经会各县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讽洞经，皇经等，以祈升平。间亦设坛，宣讲圣谕，化导愚蒙，殁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系士人，故每届举行，均礼乐雍容，古代礼乐得籍以保存於不坠焉。姚邑经会，创史於东山老会(原在白鹤寺)。明末奉人席上珍，始於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逮光绪初，马驷良由浙东解组归，精乐谱，就光禄社矫正音律，桂香社亦摹习之。自是姚安经会乐曲始归雅正。乐器则有筝、琶、管、钟、鼓、铙、钹之属。经费物品各社多寡不一，统由纠仪保管，每年轮迁充任。先入社者曰经长，年髦者曰前辈。入其社但觉长幼有序，礼陶乐淑，气象肖焉，并见社会。杨履乾《昭通县志稿》(卷六)载：洞经坛，其教传自省垣，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杂以佛道，附会入坛者，皆属男子，而无女流也。这些记载表明云南的洞经音乐在明代已经开始兴盛，其它几种说法只是四川传入的变种。

清代则是洞经音乐在云南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鼎盛时期。全省120多个县凡人口较多的大村镇，都有数量不等的洞经乐队定期活动。而且组织健全，活动都已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了。并已随着马帮的行踪，逐渐传到缅甸、越南。明末清初因社会动荡，滇西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的人迁入缅甸密支那和曼德勒经商。滇南的蒙自、个旧、石屏、建水的人跑到越南，洞经音乐流入异帮，在华人中生根开花。滇人离乡背井，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之际，便展开经书，操起乐器，那悦耳动听的乡乐，曾使多少华人流下思恋故土的热泪……

民国年间，洞经音乐仍在云南各地依例演奏。甚至唐继尧出师讨伐袁世凯之前，还请省城洞经会谈经祭旗。解放前夕，昆明市区内还有八九支洞经乐队存在。云南解放，以彭幼山为首的一批洞经老人成立了《古乐研究会》，开展搜集整理乐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