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昭觉寺立即受到政府的保护,并被省、市人民政府明令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次拨款进行维修。
寺院的宗教活动正常开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
在土地改革期间,寺僧54名,分得田39.27亩,地17亩,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禅生活,同时焕发了空前高涨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当时的粮食亩产就达到千斤以上,从来就为当地粮食亩产的最高产量。监院广隆法师曾被评选为全省劳动模范。
1956年,在实行合作化的高潮中,寺院自己成立了农业生产队,同时受粮食加工部门的委托,成立淀粉加工坊。
在国家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面对着商品奇缺和价格昂贵的周围环境,昭觉寺还无偿向农业生产队提供红苕种一万余斤、红苕藤数万斤,支援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履行了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诲,受到社会的赞扬。
解放后昭觉寺第一任方丈是当年曾极力推辞,坚不升座的慈青法师。
法师俗姓杜,名白,满族,成都人。早年依新繁戒明和尚座下出家,曾经到西藏学法,具有极高的佛学造诣,持戒精严,受到广大佛教徒的崇敬。
当被阖众师父重新礼请回寺时,义不容辞地立即承担起领众的担,率领僧团,管理好寺务。
与此同时,1951年6月,他同王文鼎居士发起倡议,在成都武圣街十方堂成立了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小组,组织起一百余人学习政治、时事和《共同纲领》。由于学习活动开展得十分踊跃,1953年,在文殊院,该小组扩大成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仍青法师为主任,刘亚休居士当选为副主任。
1956年,教四众弟子的普遍请求,慈青法师同圣钦。宽霖、宗镜潜、圆照、刘亚休、张净侯、牛次封等九人联名具文,向成都市人民政府提出成立成都市佛教协会的申请。
同年月2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他们成立成都市佛教会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除他们外,增加宏畅、广隆、隆泽光朗、伍心言和熊子宁。
成都市佛教协会就是在慈青法师的努力下成立的1957年1月8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徒代表会议在文院隆重召开,慈青法师在圣钦法师致开幕词后,作《关于都市佛教徒解放以来的情况报告》又并当选为会长,会议出圣钦为名誉会长,宽霖、牛次封、刘亚休为副会长,昭寺监院广隆法师与张净侯、宗镜、圆照、能潜等九人为常理事。
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是1962年10月日在银丝街招待所召开的,会议历时10天,代表53人。在这届会议上,永光法师当选为会长,慈青法师以四教协会会长的身份,被礼请为名誉会长。
昭觉寺监院福田和能真,以及水光、宽霖、心全、光性、仁勋、永建、能潜当和能真,以及永光、宽霖、心全、光性、仁勋、永建、能潜当选为常务理事,福田当选为秘书。
昭觉寺始终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在新的形势下,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1957年,原草堂寺的僧人也被集中安置在昭觉寺里。
在‘大跃进'时期,为响应国家'大办钢铁'号召,寺院将所有能捐献的金属都捐献给国家,同时组织僧人积极参与同天主教、道教等友教共同兴办硝厂、农药厂等活动。
一批在昭觉寺成就并卓具造诣的僧人,为适应社会的需要,也经政府安排,走出昭觉寺,离开衣钵堂,到更广阔的领域施展才华,其中有海灯法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清德法师1948年在昭觉寺受戒后,曾被送往中国佛学院深造,毕业后曾任四川省资中县佛教协会筹备组负责人,内江市圣水寺方丈,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和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济尘法师早年从慈青法师披剃,1942年在昭觉寺于定慧和尚座下受具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退休后,长期在彭州地区开展宏法活动,开建彭州银厂沟接引殿、丹景山金华寺和九陇镇关口佛光古寺,是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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