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②

　　词 目 穷而后工
　　发 音 qióng ér hòu gōng
　　释 义 旧时认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
　　出 处 ·《》：“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於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语 法 紧缩式；作谓语、宾语；含褒义
　　一
　　这个命题的提出不是突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铺垫的，其直接来源是韩愈的“不平则鸣”的论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2]他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不平的思想感情，而这种“不得已”或言“不平”的思想感情正是源于现实物质世界的不自由，或不公平的生活遭际。这就成了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动力，只有经历的“不平”多了，所“鸣”出的声音才会更动听更感人。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荆谭唱和诗序》进一步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3]那么这
　　是不是就是“穷而后工”的理论的源头呢？我们说不是，与“穷而后工”理论比较接近的论说还有很多。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从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事迹和理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4]贤哲在当代不得志，不被容于世，然后就把这种不得志的穷困和痛苦发泄到文学作品中去。其作品在当代也必不得志，难行于世。但是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永远将真金埋没。综观古今文学史上的佳作大多是因不得志而激发起创作兴趣而终成千古流传之文的。
　　就是从唐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穷而后工”的影子。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大家所熟知“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而这实际上又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理论是极为相似的。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5]这里钟嵘从景物气候和个人的经历两方面解释诗歌产生的原因，而强调的仍是个人遭遇的不平，个人的“怨”、“穷贱”，不平遭遇的“感荡心灵”，实际上仍然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范畴。但是这仍不是这种理论的源头。
　　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源头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有人认为应当将“发愤著书”说与“穷而后工”说区别对待。[7]但笔者认为“穷而后工”与“发愤著书”还是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的，“发愤”的前提在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痛苦的人生遭遇。这难道不是“穷”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发愤著书”是有意为之；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式的创作无意一些，自然一些，但同样也不可否认这里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
　　《孟子·告子下》“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8]孟子的说法是从非常宽泛的意义讲了人之所以成就大事必先经受一番磨难，基本上属于“逆境出人才”之类的道理。但是放到文学上也是可以讲得通的。追溯“穷而后工”说的远祖，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易》来，黄黎星先生撰文指出，《易》中的几句话，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易之忧患”、“易为忧患之书”，这是汉以来的历代易学家所共持的说法。这几句话欧阳修在《居士外集》卷十《经旨·易或问》中都引用过，并且明确的指出为“圣人之言”。由此断定，欧阳修既然肯定这是圣人之言，自然也就认同“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当然可以认定《易》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理论的源头远祖。[9]
　　自从欧阳修明确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以后，在两宋之际有许多的学者文人反复的阐述它。像陈师道、陆游、方岳、陈郁等都有有关的详细的论述。宋以后许多的文人更是乐此不疲。明代的金 在《觉非斋文集》里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深刻。
　　“人穷诗乃工尔。吾於吾友子良孙君信之矣。子良昔从太学登第为名进士，旅
　　道坦坦，未尝龃龉。当时居行辈中诗名未轶出也。后以非，谪交趾三十年，抑郁无
　　聊，暌离愤激，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其间登临吊古，触目兴怀，记物感遇无
　　不形于讽咏。忧而伤，劳而不怨，读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则子良之诗之工，信乎，
　　由於穷也。夫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10]
　　这一段充满感慨的论述真可谓知己之谈，“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正是因为“穷”，才使得创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有了全新的深刻的体验。穷困之后，文人首先体验到的是自己的遭遇，然后推己及人，体悟到人生的遭遇，最后感悟了天地的真诚，从而领会了生活的本质。进而将所有的以前从未有过的心灵的新经历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就成了“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读之令人瞿然起敬”。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1]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12]
　　二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许多的作家文人对于这个论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刻而又细致的研究。对于“穷”的理解包括欧阳修、韩愈、司马迁等人，一直到今天，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一般偏于客观环境方面，特指物质层面的因素，像恶劣的生活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坎坷的仕途等。笔者认为对于“穷”的理解应该更宽泛一些，它不止局限于物质的单个层面。
　　可以说“工”的文学，能够传世的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文学作品，能够深深感动人、打动人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穷而后工”的，其创作者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极其穷困的过程。完全可以这样讲，人如果没有穷困的经历就不会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穷困中来的。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然而“穷”却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东西。“穷而后工”中的“穷”是指“穷困”，但这个“穷困”不仅仅限于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创作者原来就很贫困，可以说一生穷困潦倒，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富达的时候。但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创作者对于文学创作的爱好却始终如一，他们把对于生路的理解融进了作品中去，从而创作出了好的文学，“工”的文学。典型代表是孟郊和贾岛。
　　孟郊一生运途多舛，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成进士，然一生沉于下僚，终贫寒至死。孟郊的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竭悬结，未尝免眉为可怜之色”。[13]因此，他的许多诗歌本身就是对那种穷困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如《秋怀》：“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纹，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老病多异虑，朝夕非一心。”[14]这些诗，不仅写出他贫病交加的凄凉晚景，也写出了冷酷无情的世道人心。其他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15]“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16]“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赠炭》)，[17]都能用精练的言语写出他难以想象的愁苦心情。他的诗歌就是他的穷困生活的真实记录。
　　贾岛的经历与孟郊比较相似。早年为僧。后来到京洛认识了韩愈，遂还俗，举进士。但一生仕途坎坷，只曾做过长江主簿一类的小官。贾岛的诗歌里有求仕不遇的苦闷，“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下第》)[18]但多的是安于自己荒凉寂寞的生活境遇。他把作诗代替生活，“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19]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但在文人的心目中自然可以找到寄托或言解脱的凭借。贾岛的诗歌创作成就虽然不是非常大，但是他却是把它当作了人生的第一要务，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孟郊、贾岛二人生活境遇相似，创作风格相近，前人评价为“郊寒岛瘦”。他们的这种基于穷困生活的创作以及与穷困生活密切联系的创作的风格不是最典型的“穷而后工”的例子吗？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孟郊、贾岛的生活一帆风顺，文学史上还会有这类如此真实细致的描绘穷困生活以及反映穷困生活心理的诗歌吗？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20]陈郁说，“孟郊斫山耕水，贾岛薪米俱无，穷尤甚焉，其诗清绝高远，非常人可到。”“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决不入圣处。”[21])这实在是中肯之谈。
　　第二种情况创作者原本生活极为优裕，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人间荣华富贵享尽。而由于外在的内在的原因，一下子一败涂地，好比摩天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原来的富家子一夜间变成了穷光蛋、流浪汉。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也非常多见。典型的例子像李煜、曹雪芹。他们曾经一个是国王，一个是贵族子弟，原来就有过文学创作，但当时之作多为浮光略影的应景之作。但一朝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人间的各种苦楚尝尽，在这样有如霄壤的巨大的反差下，激发起了他们的内在的创作潜力，从而创作出了绝佳的文学作品。
　　李煜在961年他继中主即位的时候，宋已代周建国，南唐形势更岌岌可危。他在对宋委曲求全中过了十几年苟且偷安的生活，还纵情声色，侈陈游宴。他前期许多词就是写他的宫庭里的豪华生活，可谓写得纸醉金迷，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22]南唐为宋所灭后，他被俘到汴京，被封“违命侯”，实际上被当作囚徒看待，一直是抑郁寡欢。终于在978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派人毒死。李煜从南唐国主降为囚徒的巨大变化，明显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李煜创作出了最能代表他的成就最能奠定他在词坛地位的的词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因为短暂所以才更显得珍贵。最后这两年的词是他用他的血、泪甚至生命浇灌出来的，因之才最美丽。如大家所熟知的〈虞美人〉、〈浪淘沙〉等等都是这时期写的传诵人口之作。所以笔者认为南唐亡国后，李煜虽然成了阶下囚，但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却又使得他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词中皇帝”。如果说南唐不亡国，可以肯定的讲，李煜的创作就只能是晚唐词风的延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造发展。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用他自己的话讲“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短诗不正是作者在经历了大富大贵而又穷困潦倒之后而发出的极富内涵的慨叹吗？如果他一直生活在温柔乡里、富贵场中，没有穷困潦倒的生活体验，又怎么会创作出这样一部世界闻名的超级巨著——《红楼梦》来呢？，严格地讲只是大半部，可只是这大半部就已经如此伟大，实在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了。辩证地看，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如果仅仅有穷困生活的体验，同样也创造不出好的文学作品来。以前的生活是一种角色的表演，多的是一种置身其中的糊涂与迷茫，以后的生活使得创作者回过头来审视，多的是一种置身其外的清醒与犀利。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痛苦的不是梦，而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只有有了这两种极端的生活体验，有了惊天动地的反差，才有了创作者的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地理解与体悟，然后才可以出现惊天动地的极美的作品。
　　从总体而言，第一种情况多一些，但就文学创作的成就而言，真正的佳作少。第二种情况少一些，但往往能够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万古流传的传奇作品。他们一个显得单纯而直接，一个显得复杂而深刻。因为第二种情形的作家比第一种情形的作家多了一种体验，在巨大的强烈地反差下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多了一种更为痛苦更为深刻的体悟。这在第一种情形的作家里边，是很难达到这种深度的，因为只靠一种单纯或单调的生活是熏染不出那种可怕的深刻的。
　　三
　　除开物质层面的“穷”的理论分析，下面谈一谈精神层面的“穷困”的理解。有一些创作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物质方面并未有任何影响，生活水平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经过一番变化，可谓由“穷”变“达”了。从精神方面而言，却没有任何的欢欣愉悦之情，多得是种种难以预料的难以言说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因为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以及自由性的消失或部分消失。独立的人格受到了外来势力的严重制约。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由于敌对双方或两大势力集团的激烈的竞争而改变了个人的国籍、身份、立场或者正常的身体状况。正始时期，社会继续往前发展，国力也日渐强于蜀吴二国。但这时的人们所生活的精神环境却很不自由，尤其是对于那些有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言。人们在外力的强制下必须向某一方低头，放弃原有的立场或改变原来的态度。要想游离于制度之外谈何容易。这就是魏晋风度出现的原因，不是因为内在的愿望而是因为外在强力的压制。生活在宽松环境下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想，表现自己的个性。生活在这种时代的作家的创作相对地是自由奔放的、意气风发的。文学的风格也是明朗向上的、万紫千红的。比如盛唐时期。而正始时期的人们在两大势力集团的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本身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常态，这是一个整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都处在“穷”的时期。精神上的“穷”导致了有特色的“工”的文学的产生。此期的文学人们评价是内敛的、朦胧的、隐晦的、曲折的。这是就整个时期来说的，而就作家个体而言，这类情况的典型代表是司马迁、蔡琰、庾信等。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可以说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司马迁的创作有三个有利条件：出身于一个史官家庭，青年时期三次大的漫游，遭李陵之祸。如果去掉第三个条件，他一定也能写出《史记》来，但是绝对写不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史记》。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惨受宫刑。出狱之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官位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23]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一直是愤愤难平，隐忍苟活，将满腔的郁愤浇注到这部史书中。《自卑与超越》中有这样一段话：“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在另一方面，它还能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书中还说，“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造就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24]正是因为这一次巨大的变故，使得他对于最高统治者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刻的体悟，支持他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他将自己的生活遭际，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自己的孤愤难言的情绪倾注到这部书中，这样《史记》就成了一部抒情之书。正因此鲁迅先生才称其为“无韵之离骚”。
　　三国时候的蔡琰被匈奴掳走，被迫嫁给了左贤王，还生了两个儿子，应该说，她的生活是十分优越的，如果她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她的生活也该很幸福，但她是名门之后，一代才女，她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文化选择，同时她又有着普通母亲的一面，所以才有了用血和泪凝成的五言《悲愤诗》。庾信被羁留北方，位极一时，权极一时，然而其内心却非常痛苦，备受煎熬，。这种煎熬有“忠”与“不忠”方面的，生活习俗方面的，思念家国亲人方面的等，这些复杂的而又纠缠不清的东西会使得人寝食难安。虽然有比往时优越得多的生活条件，但却没有往时的真正的生活乐趣，可以说有生活水平，却没有了生活质量。“质量”指的恰恰是精神方面的备受压抑。他们都把这种复杂的痛苦的生活体验化成了文学，化成了感人至深的“情文”“情诗”。这里的“穷”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的“穷”，而都是精神意义上的“穷”。童庆炳先生说“‘穷’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际，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25]很明显的“穷”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
　　穷困是作家的不幸，但这又是文学的万幸。从文学创作心理来讲，恰恰是因为物质精神上的“穷困”，往往能够激发了人的心灵，激活人内在的隐藏的潜能，从而爆发出激昂悲慨的创作的动力，变成千古传诵的奇文。因为物质精神方面的“穷困”，而使得创作者体验到种种难言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于作家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孙绍振说：“痛苦作为一种最富有活性的内在信息，它最能唤醒或激活情绪记忆和无意识，因为痛苦中枢占优势，摄入的信息量多，经过能量转换的中介作用，再次释放时，比较容易达到激活情绪记忆和无意识的阈值。”所以，它“为作家心理素质的最优化建构准备了有利条件。”[26]童庆炳先生也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把人的体验分为两种，一种是丰富性的体验，这主要指的是事业、爱情、家庭的顺利、美满幸福所引起的愉快、满足的情感体验；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失败、爱的失落、生活的不幸以及潜能的无法实现等所引起的痛苦、焦虑的情感体验。他认为诗人的缺失性体验乃是诗人独特的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并映现出真正的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诗人’之‘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诗人之‘富’，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27]无论是一生穷困潦倒的，还是先达后穷的，他们的生活经历都是殊途同归的,第一种单纯，多郁愤之气；第二种在前后的惊天动地的强烈的反差下，有了创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的理解与体悟。精神层面的“穷”，从物质角度讲，有许多还是先穷后达，“精神”也是先受到了一番痛苦的洗礼。不论何种情况，作家们都经过了物质、精神的“穷困”环境的脱胎换骨的锤炼，作家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到世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而进一步地理解自然界、人类界，理解真切的自我。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在于人的存在，感情的存在，作家的个性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对于它们的深层次的理解、体悟，创作者在“穷困”之后创作的文学作品才往往更具有强烈的感人色彩，因而使得作品更“工”。“穷困”的生活对于作家个人而言是非常不幸的，但对于文学而言，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又是万幸的，可以讲，他们创作的作品是花，是用汗水与心血浇灌出的生命之花，生命之花的灿烂正是靠作家泥泞困窘的物质或精神生活中的扎挣打拼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