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考证》②

　　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1921年，他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这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已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红楼梦考证》一文是在什么情况下撰写的？其写作目的、具体过程如何？不少读者则并不了解。
　　说起来颇为有趣，《红楼梦考证》一文并非胡适主动写成，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
　　老板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一位书商催生了一部传世名著，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里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所收汪孟邹、汪原放致胡适书信为主要依据，还原这段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1920年，在、胡适等著名学者的帮助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小说出版后，以其新颖的版式、标点，认真的校勘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在亚东图书馆所推出的十几种新标点本小说中，无疑以《红楼梦》最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对学术史而言，它的出版，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从此，《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受到学界的关注，在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和推动下，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一起被并称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显学。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情况复杂。亚东之所以先出《》、《》，就与此有关。正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言：
　　因为资本问题，商量来，商量去，《红楼梦》篇幅过大，不能不放到后面再出。
　　从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给胡适的书信来看，他们两人实际上是有分工的，汪孟邹作为老板，主要谈大事情，比如如何出版、销售，约请做序者等。汪原放作为校勘整理者，主要谈具体的事情，比如如何标点、分段等问题。
　　请胡适写《红楼梦考证》主要是汪孟邹在做工作。从汪孟邹给胡适的书信来看，这篇具有开创意义的宏文实际上是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产生的，胡适显得较为被动，并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么从容。
　　1920年12月4日，汪孟邹给胡适写信，第一次谈到为即将排印出版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
　　红楼梦有一千二百页之多，阴历年内为日无几，拟陆续排完，待开正再行付印，约阴历正底二初即出版发行也。但排版费一项亦非千元不可，甚为不易。现拟发售预约，收些现款，以资补救。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仲甫仍作一叙，已与他接洽过也。
　　请胡适写序，一是因为他此前已写有《水浒传考证》、《吴敬梓传》，似乎形成了惯例，《红楼梦》出版，也要写篇序；一是因为《红楼梦》篇幅较巨，刊印成本太高，需要胡适作序进行宣传。
　　在作者及家世问题上，胡适依据作品本文，并征引《随园诗话》、《小浮梅闲话》、《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扬州画舫录》、《有怀堂文稿》、《丙辰札记》、《耆献类征》、《江南通志》、《上元江宁两县志》、《圣驾五幸江南恭录》、《楝亭诗抄》、《四库全书提要》、《八旗氏族通谱》、《雪桥诗话》、《八旗人诗抄》、《八旗文经》、《居常饮馔录》、雍正《硃批谕旨》、《曝书亭集》等近二十种资料，得出六条结论，确认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弄清了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认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在作品版本问题上，胡适依据有正本、程甲本、程乙本三种版本，征引程伟元、高鹗等人序文以及《小浮梅闲话》、《郎潜纪闻》、《进士题名碑》、《御史题名录》、《八旗文经》等五种资料，考清高鹗的身世，确认《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
　　为解决《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依据数种作品版本，查阅二十多种资料，反复推敲，才得出较为妥帖的结论，这确实如胡适本人在该文中所说的，“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自《红楼梦》问世之后，有关《红楼梦》作者、版本问题有不少传闻，众说不一，尽管也有不少曹雪芹为作者的记载，但皆不能得到确认，直到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时，还在感叹：
　　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
　　清代中后期，考据之学十分发达，依当时学界的研究水平，经过一番努力，不是不能找到这些资料，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因其时间与作品面世距离较近，很多文献资料还未散失，也许有些问题能得到更为完满的解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如果只是在笔记野史里随意写上一两条有关小说的传闻掌故作为消遣娱乐还是可以的，但若像胡适那样用治经史的功夫下大力气来做，就不行了，不仅自己觉得不值得，而且还会面对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由此前后比照，不难体会胡适开风气之先的可贵精神，并可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所带来的良好学术文化氛围。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十分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强调，这也是他一生所津津乐道的，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
　　在晚年的多次演讲中，他还经常拿《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来阐释其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正是为此，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对先前的《红楼梦》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对索隐派诸说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认为：
　　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
　　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
　　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后来胡适将其进一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这一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研究方法是具有相当的适用性的。
　　不少研究者在谈及胡适的研究方法时，多指出他受到美国哲学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清代乾嘉学派的双重影响。结合胡适一生的学术实践来看，确实如此。他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也承认，杜威在其一生的学术文化生命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而乾嘉学派的治学方式对胡适来讲，是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知识背景而存在的。无疑，从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思路的确定到具体操作方式等方面，两者虽然产生演变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相互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契合，就像胡适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所讲的：
　　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
　　这样，以研究为个案，胡适在杜威哲学思想的观照下，将前人的考据学、考证学方法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总结，将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给予强调。
　　这套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对刚开始起步、还处于草创期的古代小说研究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红楼梦考证》一文实际上也就成为一种可资参照的研究样本，对后世的小说研究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