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②

　　白洋淀诗群出现于1970年代末，代表诗人有、、等。
　　是当年无数的下放点之一，地处，离较近。因此白洋淀知青点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知青。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群。
　　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芒克与北岛等创办了民刊《今天》，白洋淀诗在整体上群属于诗群。
　　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写作较早而影响最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从小在北京生活、上学。“文革”期间的写作，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命运》、《鱼儿三部曲》(初名《鱼群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命运》、《愤怒》等。“文革”结束后，也仍有诗作发表，如《疯狗》、《热爱生命》、《人生舞台》等。出版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诗合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他的诗的体制和艺术方法，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抒情诗并无很大差别：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是他用得最多的。但是，拒绝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指令写作，而回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表达在脚下土地发生飘移时的困惑、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在“文革”初始的诗歌写作中，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质。因此，这些诗在当时同样处于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影响(注：阿城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今天》1991年第3期)林莽说，“称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诗探索》1994年第2期)。多多也曾说，“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转引自崔卫平《郭路生》，《今天》1994年第4期)。)。《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相信未来》中，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信，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在。郭路生的这些诗，当时以手抄方式流传。它们在刊物上刊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注：《相信未来》刊于《今天》第2期；《诗刊》在1979年刊载了他的《相信未来》和《我的最后的北京》。作品在不同地方发表时，有的有所改动。)。
　　“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注：对这一“诗群”的作品搜集和研究，在80年代初就开始。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的《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老木编选，内部发行)，收入这一诗群成员的不少作品。一些诗选和研究论著，大体上将它看作是发生于“新时期”的“新诗潮”(或“朦胧诗”)的准备或源头。“白洋淀诗派”或“白洋淀诗群”名称的出现，要迟至80年代后期。)。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方含(孙康)(注：根子、芒克、多多、北岛等笔名，有的在“文革”写作时已有，更多的是后来他们在刊物(《今天》等)上发表作品时才开始使用。)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图书。他们由此获得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的写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带来风险。因此，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时间不同的关系；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芒克《十月的献诗?诗》(1974)中所说的，“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可以看作是写作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的主题，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表达足下的土地发生断裂、错动时的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虽然也从中国当代主流诗歌接受影响，但在较广泛的阅读中，也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这在写作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诗中使用的意象、描述的情景，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小说，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他们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积累”有关。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俄国诗人(如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的抒情方式。白洋淀诗群(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的诗有特定的“发表”和传播方式。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即使是手抄或油印)。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记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品的情景。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初16岁时，与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现在见到的他这一时期的诗，最早写于1971年。1973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最早刊发他的作品的刊物是《今天》，出版有《芒克诗选》(1989)。评论者对其诗作，常使用的评语是“自然”。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另一是诗质的少雕饰的“直接性”。如“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风格”(注：参见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9年第2期)，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期)。)。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的。据回忆文章，他在1971-1972年间，写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目前见到的只有《三月与末日》和《白洋淀》的残篇。1973年夏天，因写诗受到公安部门的审查，停止了写作。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多多说他是在岳重(根子)的诗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这些早期的诗，可以看到俄国诗人的影响。比起芒克等人来，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现代”意味，一种对世界、自我、诗艺的控制、审察和思考的倾向；在诗艺的追求上也更长久、更自觉。因此，在1988年，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的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注：见多多诗集《里程》，今天文学社刊行。)他出版的诗集有《里程》、《行礼：诗38首》。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文革”期间已开始写作，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他们的情况，将在后面述及。“文革”间的“知青”诗歌(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中国知青诗抄》(郝海彦主编)，以收录和征稿的方式，选编了九十余作者的诗300首。其中部分为旧体诗词。一部分写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诗抄》“续编”的《约稿启事》中提出，“请全国广大知青同学努力回忆、翻找一下旧作，除明显的误字外，一般不要作修改，以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因为是“回忆”、征稿，可以看出，“保持历史原貌”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一些研究者把它们看作是发生于后来的“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也有的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这是因为，“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方法，有的在“朦胧诗”中得到发展，而有的则并未得到有力的承续。况且，小团体式的“民间诗刊”的写作和交流方式，到90年代，一直是中国大陆诗歌的重要方式——它的源头，应该说是始自“文革”的“地下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