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华书局 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创立，创办人为。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
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中华书局官方网站:http://www.zhbc.com.cn/
中华书局于民国元年(1912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至北京，现在位于王府井北大街的原中国文联大楼内办公，与商务印书馆同处一楼。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编校、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影响深远。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出生于出版世家，其祖父曾担任过《四库全书》总校官。清宣统年间，陆费逵在上海“文明书局”任职时，被商务印书馆用高薪挖走，委以出版部部长。当时，废除私垫，兴办新学的呼声很高，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王朝的革命运动，也如火如荼，民国政府建立在际。陆费逵以出版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这一形势，提出革新教材，重编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教科书的建议，并联络一批同道者，着手编出了一套小学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的新课本教材。但其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负责人，思想保守，对新的革命形势抱悲观态度，惟恐新教材不被世人接受，经济受损，否定了陆费逵的建议。加之陆费逵早已不满足寄人篱下之地位，于是，1912年，辛亥革命甫一成功，民国始建，陆费逵便联络了原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同仁，宣布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华书局，并自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中华书局一成立，当即出版了《中华新教科书》，为辛亥革命成功后，普遍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受到各地欢迎，一时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一炮打响。这时，商务印书馆追悔莫及，也赶紧编印新教材，与中华书局展开竞争。上海“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也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各家都在编辑出版中，力求精善，减低定价，争夺市场，这无形中促进了新教材的革新和普及。此后，中华书局又在编印工具书、辞书及整理古籍书方面，投入精兵强将，成绩斐然。他们于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辞书、工具书，编校严谨、印制精善，后经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解放前的数十年里，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激烈的竞争中，艰难的生存，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解放后，国家为更好的发挥这些老字号出版机构的作用，于1954年，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时迁来北京，以他们各自的传统优势，进行了合理调整，在主营业务上进行了科学分工。1957年，中华书局与在京的古籍出版社合并，主要承担起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学和各类历史资料的编校、整理、出版。建国50年来，中华书局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出版的各类古籍和学术著作数万种，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华文化、历史的珍贵资料。改革开放20年来，中华书局扩大经营业务，在保持传统优势的主业下，出版了大量文史哲和外国研究中国的专著普及读物，受到了广泛好评。在新的文化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与类似，台湾也有一个台湾中华书局，台湾中华书局值得一提的出版品是翻译英文小说《》（）及它的续集，也曾出版过《》的繁体中文版，不过近年把店面关闭，只留下办公室及存书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