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②

　　在晚的、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不仕，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袁宏道手迹石刻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 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公安派反对和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北公安，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名词解释。公安派（网络整理版）
　　晚明文学领域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兄弟，以袁宏道为首。因为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
　　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
　　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
　　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
　　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
　　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
　　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
　　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
　　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
　　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
　　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
　　（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
　　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
　　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
　　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
　　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
　　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
　　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
　　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
　　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
　　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
　　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
　　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
　　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
　　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
　　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
　　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
　　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
　　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
　　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
　　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
　　“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
　　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
　　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
　　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
　　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
　　（《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
　　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
　　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
　　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
　　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
　　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
　　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