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其中两册是有关中国的，两册是有关世界的，两册是有关余秋雨自己的。原来出版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此次经过余秋雨大幅度修改，编辑在《摩挲大地》里，而《寻觅中华》除一篇外，其余几十篇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余秋雨著
类 别：文 学 -' 中国文学
出版日期：2008-06
书名题写：江苏省国画院著名书法家管峻
【内容提要】
余秋雨的散文著作长期位于全球华文排行榜前列，同时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的读者广泛接受，其作品具有第一流的美文、第一流的深度。余秋雨说，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他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在世界各地行走、考察，进行着他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全书》的出版也不停地推迟，修订了很长时间。目前首批推出的是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余秋雨先生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充分展示了一个当代学者心中的中国文化史及二十年跋涉终成正果。书中除一篇之外，其他所有的文章是第一次发表；《摩挲大地》一册，精选了原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那些著名的篇章，并且对每一篇都进行了改写。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首次发表。由于这次余秋雨的改动幅度很大，所以《摩挲大地》格外引人关注。【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著名美学家和作家，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在内地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可见一二。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机构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前 言】
百感交集出新书四川地震发生后不久我立即打电话给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士，要求延后出版我的书稿，因为此时此刻任何与抗震救灾无关的话题都不应该分取媒体版面，分散人们的注意。
王淑丽说，书在地震前就印好了，已向各地书店发送，但一切都只是悄悄进行，绝不作任何推广、宣传。
我再追着叮嘱了一句：面对人间大道，任何书翰文墨都不值一提。
但是，实在难免，一些读者把我新书的序言刊登在网络上了，因此引起一些报刊读书栏目的注意，来电询问。
那我就作一个简单的回答吧。
我这次出的这套书，叫“文化苦旅全书”，先出了两本，第一本叫《寻觅中华》，第二本叫《摩挲大地》。这第一本书里的文章，除一篇之外，其他十九篇都没有在以前的书里出现过。这是一部我自己在心中默默探索的“中国文化史”，前后算起来写了二十几年了。这本书是以时间为线索的，第二本则是以空间为线索的，作为与第一本的呼应。第二本书里的文章，不少是从以前出版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严格精选的，多数都作了重大修改，甚至重写。又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这两本书，反映了我二十几年来为了在国际坐标中捍卫中华文化尊严和光荣所作的努力。这种努力非常艰苦，不仅要走遍中国，而且要冒险走遍世界，还会受到一轮又一轮的围攻和诬陷。这一切，都是大家看到了的。真是庆幸，我遇到了一个不错的时代，受到广大沉默读者的鼓励，我坚持下来了。
我的坚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管中国曾经多么落后和腐朽，我坚持认为辉煌的中华文化一直溶化在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些学者说的“劣等民族”。即使在灾难中，也总有中国人在抢救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的主要原因。我曾经以这个立场，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与外国学者辩论，而不少外国学者总是以政治取代文化。华人学者中也有这种情况。
第二，不管中国需要经受多么严厉的理性批判，我坚持认为，中华大地永远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让我们热泪盈眶、不忍离去。我的这种坚持，体现在我的文笔中，一直被大陆文化界朋友们嘲笑为“爱国滥情”，他们又一次次调侃我“为什么又流泪”。
第三，不管中国文化中有多么艰深的典故，多么复杂的谋略，多么动听的故事，多么精致的细节，我坚持认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价值，而最高的精神价值就是善良和爱。长期以来，文化界强调“术”而轻视“道”，即使讲“道”，也不是以善为旗帜的人间大道。对此我一直在大声呼吁，却逃不脱“甜腻的道德至上论”的帽子。
第四，不管中国民众多么缺少文化，多么远离学术，我坚持认为，他们是文化的目标所在，也是任何文化话语的主要接受者和互动者。我反对在“文化界”里“互为观众、互为讲台”的小圈子自耗行为。作为最早通过电视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的学者，我长期被指责为“向世俗投降”。
正是以上这四项坚持，使我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百感交集。大家终于看到了吧，中国人有那么差吗？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中国文化的核心难道不正是善和爱吗？中国广大民众即使没有文化，难道不也是在灾难中一步攀上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制高点吗？
前年，我先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述“中华文明的道路”，后来又应邀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驳斥“中国威胁论”。今年一月，我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礼堂讲述“中华文化的光荣和艰辛”。由于观点鲜明，反响强烈。但是，总有一些人、一些观点、一些误会、一些歪曲，难于被我说服。太多太多的阴云笼罩着中国文化，因此也损及中国人的集体形象，我焦急，我气忿，我无奈。
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四川大地震的发生。
大地震使我万分悲痛，但是，天天让我热泪不止的，是中华文明在“集体人格”上的动人展现。
这种展现不可能装扮，一切都会在全世界的直视之下。世界吃惊了：中国人，生死血泪中的中国人，无遮无盖的中国人，竟然是那么崇高，那么人道、那么善良、那么迅捷、那么有效！
这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尊重生命的现场。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有人道主义的地方。其他地方也有过，但没有那么集中，那么浓烈，那么透彻。
昨天晚上，一位从美国来的女士询问我和马兰：“美国911之后也出现过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崇高，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道：“现在的中国，高过911之后的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有恨，成为后来发动两场战争的动因。而这次中国，无恨。中国人承受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却不想寻找泄恨的对象。中国只想用爱解决一切，当然，也包括接受国际的爱。”
因此，我有充分理由说：四川地震证明，中华民族极其优秀！
四川地震让我证明了这个道理。但是，在我还无法充分证明的那些年月，只能埋头走路，埋头执笔，埋头听骂。那两本书，就是这番话经历的记录。
——这么一想，这两本书在地震之后出版，也还有一点参考价值，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
记者问：你在重写《道士塔》、《莫高窟》等篇目时，是否考虑到以前有争议的一些内容？
余秋雨答：当时唯一的“争议”的是，有几个批评者认为，敦煌文献应该被外国探险家拿走，因为中国没有研究能力和保存能力。我在这次修改中，针对这种意见，强化了当时的洋奴和爱国者之间的对照，加出了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我在第一本《寻觅中华》中特地写了一篇《问卜殷墟》，详细描述并证明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破读古代文献，而且也有能力保护。因为当时同时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比敦煌经文早了两千多年，却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完成了破读和研究。
记者问：几年前好像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咬文嚼字，说你在哪些文章中有一些细节差错，你修改了吗？
余秋雨答：这个人的文章我至今没有读过，以后也不会读。真为难复旦大学八十高龄的大学者章培恒教授居然读了，还写了好几篇很长的批驳文章，判定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其他几位资深教授也作了类似的结论，我当然就不必理睬了。写散文，是写自己内心的感受，怎么能听别人的说三道四？
记者问：出了《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之后，接下来“文化苦旅全书”还会出哪几本？
余秋雨答：“文化苦旅全书”分为三大“故事”。一是中国的故事，那就是现在出的这两本；二是世界的故事，那就是考察世界上其他文明故地的经历，也是两本；三是自己的故事，其中包括在《借我一生》基础上改写的《重读一生》和另一本人生记述。三个“故事”的共同目标，都是从不同方向阐释和守护中华文明。
记者问：今年能出齐吗？
余秋雨答：能。
【序言】
一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人灰黯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词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二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词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三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个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大家读你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四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我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但是，我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本，想必购自中国大陆。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我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我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我的专柜“空架”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我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二00八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