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②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圭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对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昔日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世。若日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音厌）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难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于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
　　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凭着一股积极的热情和出色的才能进行政治活动。改革虽然失败了，中年以后的处境更加悲苦，但这却使得柳宗元有机会深入生活、接近百姓、反思历史，从而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和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两个主要倡导者。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柳宗元在思想方面所具有的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似又因韩愈的某些保守意识而有所不及。
　　柳宗元的诗，数量较多的是抒写个人抑郁的心情和离乡去国的悲哀。从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有理想的正直的人在不合理的黑暗社会里遭受到怎样残酷的迫害！在柳诗中成为特有的新颖题材的是对西南地带少数民族生活进行多方面描绘的作品。其中洋溢着非常浓厚的地方情调和气氛。至于刻画自然景物的小诗，如《江雪》、《渔翁》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注释】
　　天后：指武则天。伏：表示敬畏的词。
　　陈子昂：（ 661—— 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 人，唐初杰出诗人、文　学家。二十四岁中进士，曾任右拾遗之 职。
　　旌其闾；指在徐元庆的家乡立牌坊或赐匾额予以表彰。
　　令：律令。典：法典。
　　潜：超越本分。
　　刺：侦察调查。谳：审判定案。
　　州牧：一州的长官。
　　戴天：共同生活在苍天之下。语出《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 共戴天。”枕戈：头枕武器。《礼记·檀弓》孔子说“居父母 之仇”，“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这几句话引自《周 礼·地官》“调人”条。调人：官名。《春秋·公羊传》：相 传是孔子再传弟子公羊高著的一部解释《春秋》的书。引文见 《公羊传》定公四年。
　　【解题】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今陕西渭南县）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音韵）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大，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入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柳宗元《驳复仇议》是一篇高扬以人为本思想的光辉篇章。它以对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驳初唐陈子昂“既诛且旌”的论点，并且，阐述了“调”即和谐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层次清楚、内容丰富，对今天，依然有启发。比较研究韩愈《复仇状》，认为，受到柳宗元影响。
　　【译文】
　　臣从记载上看到天后在位的时候，有个同州下圭人叫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终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自缚其身，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提出建议：主张将他处以死刑，而后在他家乡予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一案例载入律令，永远列为国家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暴乱。按照“礼”来说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刑”的根本作用，也是用以防止“暴乱”，按照“刑”的规定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官的，杀害无辜之人，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礼”与“刑”的本质相同，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不一样，表彰和惩处是不能同时运用到一件事情上的。惩办应当表彰的，这就叫滥杀，是严重亵渎刑法的尊严啊；表彰那应该惩处的，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的规范啊！如果以这种做法来宣示天下百姓，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弄不清前进方向了，避免祸患的人就不知怎么处世了，用这个建议来做为国家的法典，行吗？
　　圣人的原则是彻底弄清事理以决定赏罚，根据情由来正确地加以赞扬或贬斥，统一于一个标准而已。假使调查审理了事情的真假，辨明了它的是非，研究了事情的发生而探求它的起因，那么“刑”与“礼”的运用，就能明确地加以区别了。为什么呢？假如元庆的父亲，没有犯下违背国法的罪行，师韫对他的诛戮，只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怨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对无辜的人加以迫害。州里的长官不去追究他的罪行，刑部的官员不去加以责问，上下都蒙骗包庇。冤屈的呼叫充耳不闻，而元庆能够认为和杀父的仇人一起活着为耻辱，以为身带武器时刻准备报仇是合乎礼义，想方设法，来刺穿仇人的胸膛，正直坚强，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丧命也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啊。执政的官员应该惭愧，向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或许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师韫对他的诛戮，不违背国法。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国法啊。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是骄顽凶横、犯上作乱啊。逮捕他并处以死刑，正是用以明正国法，又怎么能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议状中说：“人必定会有儿子，儿子也必定有双亲，因为爱自己的双亲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状态谁来解救呢？”这是太不明白“礼”了。“礼”所说的仇，是怀着冤屈悲痛而无处申诉啊，不是指的犯罪违法，陷于死刑之中。若说：“他杀了人，我就杀死他。”不去评断是非，不过是欺负孤单力弱的人罢了。这违反经典、背离圣人的教诲不是太过分了吗？《周礼》说：“调人的职务就是负责处理人们之间的怨仇的。”“凡是杀人而符合义的，便命令死者亲属不许报仇，假如报仇使处死。”“有为报复而杀人的，全国的人都仇视他！”又怎么会发生因爱自己的父母而互相仇杀的事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罪不当诛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罪合该死；儿子报仇，这是会引起不断地互相仇杀的行为，虽然报了仇但却消除不了祸害。”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原则来审断双方的相杀。就符合礼了。
　　况且不忘父仇，是孝；不惜一死．是义。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定，尽了孝道并为义而赴死，这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礼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他会把王法看做仇敌吗？陈子昂反而主张把他处死，亵渎了刑法，败坏了礼义，它不能列为国家法典，是十分清楚的。
　　请求把我的议状，附于律令之后。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当按照以前陈子昂的意见去做。谨对此提出上述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