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当世，然其於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言，起而趋，不以孟、韩为心者，果异於众人乎？
予官於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为绝域也。北辕而首之，苟不已，无不至。孟、韩之道去吾党，岂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当世，予亦未之信也。
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亲以行，将从之，先为言以处予。子欲默，安得而默也？庆历二年闰九月十一日送之云尔。
译文
当下流行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对的，这种人是普通人；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己见，这种人是君子。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不是自私自负的表现，是因为圣人之道在里面。君子有穷苦困窘的时候，不愿意因为一次过失而屈服自己趋附时尚潮流，不因为时尚流行的而放弃真理。所以他们得到君主的信任，改变世俗而让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是轻而易举的，他们的学术修养很深，他们的志向非常坚定。时代流行、的学说，认为这些学说不对的，只有信奉孟子学说的人；时代流行及老庄学说，认为这些学说不对的，只有信奉韩愈学说的人。像信奉孟、韩学说的人，可以算得上学术修养深而且志向坚定了，不因为时尚流向的而放弃自己信奉的真理。可惜不被君主信任，使的真正的学说不在当世盛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已经很杰出了。唉！我看现在的世道，带着高高的儒家帽子，穿着宽大的学者服装，坐下来就谈论尧的语录，站起来就模仿舜的动作，却不以孟、韩学说为本，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做官，交了个朋友叫孙正之。他奉行古人的学问，又擅长写古文，我知道他能够以孟、韩学说为本而不动摇。越地的人看燕地，觉得那是绝远的地方，但是只要驾着马车向北出发，只有不停，肯定能走到。孟子、韩愈的学说和我们的距离，怎么能和越地人看燕地的距离相比呢？凭借孙正之的求学不止，如果学不到孟、韩的学问，我不相信。如果有一天他得到君主的重视，而真正的儒家学说不在当时盛行起来，我也不相信。
孙正之的哥哥在做官，带着他们的父母上的任，正之也将要跟着去，先告诉了我征询我的意见。你打算沉默，沉默得了吗？庆历二年闰九月十一日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
作者简介
（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简评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现存最早、也非常重要的有关他的儒学观点的文章。他认为，君子与众人的主要区别是：众人则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则得之乎己，有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自己的主见并不是自私自闭，而是顺从圣人之道，以周孔之意为意，以孟韩之心为心。他主张不以人言代己意，不以时俗害古道，即便遭遇艰难困苦，亦不诎己以从俗，不改其志，不变其节。君子术素修而志素定，不象小人那样趋利而变、随风而倒，一旦得志于君，遇到明主，就能变时化俗，使合乎先王之道，而且会非常容易，如同反手。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王安石的儒学思想，还表现了他的政治报负。他后来力行新法，不顾流俗，不恤人言，就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实践。只是他没有料到推行新法会有那么大的阻力，并非易如反掌。
王安石以个人为本，从自己出发，这固然继承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观点，但与儒家传统的整体本位毕竟是根本不同的，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杨朱之为己、佛教之自性的影响，怕是不可轻易否定。
孙正之行古道、善古文，与曾巩、李通叔一样，曾巩《再与欧阳舍人书》亦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看来古道与古文是相应的，王安石与其朋友的文学主张与政治主张、学术精神都是接近的，都力图借推行古道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使之真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王安石效法孟子、韩愈，似乎颇有排击异端之意。孟子辟杨、墨，韩愈排佛、老，王安石以二人为榜样，也应当独尊儒术。也许王安石也有类似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以孟、韩为真儒，不是完全由于他们排斥异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随流俗，坚持己见。孟子之时，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属墨，孔子之道，不绝如缕，此时宣传儒学，绝不是因为儒家为当时正统，以此相标榜可以升官发财，而完全是出自内在的信仰和精神，故而即便困难重重，孟子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推行其道，“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之时，天下崇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一不然，孔子之道，亦不绝如缕，当此之时，公然排佛，也是需要勇气并付出代价的，韩愈不避万死，谏迎佛骨，以一人抗天下之流俗，这种精神也不是常人所能有的。王安石所佩服的，正是他们这种“己然而然”、不阿时、不从众的精神，而不是排斥异端。这一点，正是许多人所未理解的。
王安石不仅希望有孟、韩的学识与精神，还希望比他们更幸运，一日得志于明君，使真儒之效大白于当世。这似乎是他后日变法的预言，可见他推行新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术素修而志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