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911－)，原名：杨季康 性别：女原籍江苏省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可德》等。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其间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出版后很受评论界的重视。
《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洗澡》等
写作背景
文章著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先后失去了女婿女儿。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的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一般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之后都会以自身的不幸去控诉。“同是天涯沦落人”，杨绛的散文中闪过时代的影子，使我们在这种大时代下看到了老王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善良别有一番意味，这种意味绝不仅仅是对善良的肯定，它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东西。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看到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原文欣赏写作背景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整体把握
这篇课文写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断。老王一辈子很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孤苦伶仃。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凄凉艰难。但是老王心好，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他需要钱，可是他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感情，讲仁义，常愿意尽义务，或者少收钱。
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到“文化大革命”，那是荒唐的动乱的年代。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他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临死也要去谢谢好心人。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问题研究
1．为什么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能那么关心、爱护？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从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识，才会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作者一家对老王是怀有这种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老王收钱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
2．这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材料琐碎，但是经过作者的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是怎样组织的？
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先列提纲，再探究为什么这样安排。可以看出，作者是兼用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开头四段先写老王的三点基本情况。这三点是按逻辑顺序安排的。一是职业，这是老王的谋生手段，二是生理缺陷，这是老王谋生的困难，三是居住条件，这是前两点的结果，收入少，当然生活苦。下面三段，按时间顺序，回忆老王的工作与为人，两个片断写他为人好，一个片断写“文革”时期，他的生计越来越艰难。最后一个片断，是老王离世前一天的事情，最能见出老王心地善良。
除段落安排有序之外，还应该探究贯穿全文的线索。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的。坐老王的三轮，一路说说闲话，作者平易近人，老王也肯把身世相告。写老王眼疾，说到女儿给他大瓶鱼肝油，可见一家人对老王很照顾。老王对钱家也好，在服务费上双方总是非常客气。三轮改平板三轮，没法坐了，作者还是很关心老王，对老王有好处，所以老王总觉得欠了一笔人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也要表示感谢。以彼此交往为线索，全文一脉相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时代背景
首先，老王的善良是文章的唯一描写内容吗？我觉得不是。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这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善良吗？这其实不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与善，更是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的讽刺与控诉。所以，作者写老王的善良，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是一个恶的年代。其次，老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那么，杨绛一家呢？文章中多次写到杨绛一家如何对待老王，可以看到杨绛一家人的善良，这种善良一直延续到了他们女儿的身上。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仅仅写了一个人的善良，而是写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是写善良的人们在恶的年代里的相互取暖。
最后，文章中最核心的一句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一句话始终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解。首先我必须问一句话：杨绛是一个幸运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放心。”由此可以窥见杨绛一家人的艰苦不易。而且我们知道，杨绛一家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受了许多苦，而且先后失去了女婿女儿。一般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以后都会以自身的不幸去控诉，而杨绛面对老王却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这里面体现出一种对待苦难的态度。“同是天涯沦落人”，既然如此，杨绛一家又对待老王不错，那么愧疚从何而来？这才是这篇文章核心的大问题。
我留意到课文前面的提示：“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像老王这样生活艰难的人。他们不被重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体悟到这些人的善良了吗？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读一读这篇课文吧，也许你会有不少感触。”我觉得很有些意见。杨绛的散文中闪过时代的影子，在这种大时代下看老王的善良别有一番意味，这种意味绝不仅仅是对善良的肯定，它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东西。在我看来，一个真正善良努力的人，像老王这样艰难地生活，最后蝼蚁般地死去，绝对是这个社会的耻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我相信，这篇散文的丰富性就表现在这里。
杨绛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混乱年代。她在追忆混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我们感觉到的更多的不是控诉，而是对人性中善的信任。或者说，因为自己的善良，她更容易忽略苦难，看到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评课时，有同事说，杨绛的生活虽然不幸，但相对于老王总是幸运的。我觉得这种解释不大合理，因为知识分子的幸与不幸不能够仅仅以生活水准来衡量，（何况杨绛的生活也确实困难）不幸对于不同人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而在那个年代里，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坚守自己的善良或者说良知。对于老王来说，也有一种选择，比如参加蹬三轮车的组织。（“组织”在特殊的年代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汇）而我相信，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们都应该息息相关。这种感觉类似于基督教里的原罪。因此在杨绛看来，对于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的每一个善良的不幸者，我们都应该感到内疚。
因此，仅仅把杨绛的这篇散文解读为送老大爷过马路之类的善良，是教参的搞笑之处。而里面所包含的更为丰富的对特定年代的讽刺与控诉，对人性中善良的肯定与呼唤，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都被省略掉了。
写作手法
记叙中的议论和抒情：记叙文的主要表达方式是叙述和描写，但议论和抒情在记叙文中也经常运用，阅读记叙文，要注意作者怎样在记叙的基础上进行议论和抒情。
记叙文中的议论，一般是先叙后议，使作者提高对所叙事物的认识，增强文章的思想深度；也有先议后叙，使读者很快进入对将要叙述的事物的思考，引起对下文的密切注意。有些记叙文中，作者不直接对所写的事物发表议论，而由文章中某个人物去发表议论，作出评价。总之，记叙文中的议论目的都是为了直接点明和加深所写事物的意义，其中有的议论就是文章的中心意思，起着统领全文的作用。因此阅读时对记叙文中的议论要细加揣摩，注意它与叙述、描写的关系，它在文章中的作用。
记叙文中的抒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作者在记叙的基础上直接抒发自己对事物的思想感情，阅读时只有把产生这种感情的依据掌握之后，才能更加深刻的受到感染。还有一种是寄情于人，寄情于事，寄情于物，在叙述、描写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感情，阅读时要注意在情景交融、情事结合的内容中去接受感染和美的熏陶。
段落大意：
文章以“我”与老王相识、相交、相处的过程，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记述了老王的一些生平琐事。
据此，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１～２段），写“我”与老王的相识，概叙老王的身世、经历及“眼瞎”的不幸遭遇。
第二部分（４～２１段），写“我”与老王的相交到老王的去世。
第二部分又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４～５段），写老王家境艰辛、帮我家送冰上楼。
第二层（６～１６段），写文革期间，在我家最艰难的时候，老王帮“我”送病人、送食品的感人故事。
第三层（１７～２１段），写老王的去世。
第三部分（２２段），写对老王愧疚、感动与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