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解释】
胡服骑射 hú fú qí shè：古代指和西方的。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扮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等。“胡服骑射”这个典故告诉人们不要固步自封，应学习别人的长处，勇于改革。
战国 时，赵武灵王采用西方和北方民族的服饰，教人民学习骑射，史称“胡服骑射”。其制：上褶下袴，有貂蝉为饰的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穿靴，便于骑射。此服通行后，其冠服带履之制，历代有变革。
【词语出处】
《·赵策二》：“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 谓 肥义 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参阅 王国维 《胡服考》。
【词语用法】
作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历史典故】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成为“”之一。相传，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
战国时，今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胡服骑射--林胡和楼烦
先秦时，这两族与等族同时出现在商周以北。据《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楼烦居商正北。《史记》中也记载：晋北（今山西北边）有林胡、楼烦。可见林胡、楼烦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七强争雄，燕赵两国为割据地盘，经常以武力兼并四邻。由于林胡和楼烦比较弱小，迫于燕赵的压力，他们一迁再迁，先从晋北迁到燕北，又从西南迁到赵北。公元前三零六年，赵武灵王打败林胡，林胡从属于赵。林胡的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地区在今大青山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是今内蒙古市清水河一带。赵武灵王臣服林胡后，“礼服”楼烦，征集了他们的军队。这样，把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设置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从今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赵孝成王时，赵国大将大破十余万骑，同时降服林胡。从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楼烦仍然存在，活动在地区。
战国后期，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兴起，占领黄河以南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地区，楼烦从属于匈奴。秦灭六国后，秦将收复“河南地”，楼烦又归在秦的统治下。秦被灭后，匈奴东灭东胡，西击，南下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楼烦一直隶属于匈奴。西年间，汉将率大军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夺回黄河两岸的河套地区后，楼烦并入，从此楼烦不复为国。
林胡和楼烦，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民族。林胡、楼烦所盛行的“胡服骑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欢迎。赵武灵王曾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大黑河东岸，训练骑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战的兵车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骑兵。
林胡和楼烦人散居塞内，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汉族，渐渐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历史意义】
这位本名赵雍的北方君主学习胡人的长处，实行易服、改兵制、创新战术的全面军事革新，终于使骑兵这一灵活的新兵种取代了笨重的车兵，中国古代战争的样式从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史书多称赞商鞅变法，其实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在军事史上的意义更为重要。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战国时期，地处胡人和华夏民族交汇处的北方赵国，虽以农耕为主却频繁接触游牧习俗，通过抗击胡骑袭扰也体会到其“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优长。15岁的赵雍继位时，其疆域只限于如今的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军队与其他列国一样仍由车兵、步兵构成。为了改变小国弱势，赵武灵王决定让本国的精锐全部弃车乘马。此前人类虽驯养马匹千年，却只能耕田驾车，因未解决鞍具无法骑驭。春秋和战国前期马拉战车成为军队主力，其冲击力和速度超过步兵，却因道路所限难入山地丘陵，呆板的车战、步战使军事机器运动迟缓。目睹过胡人穿短衣长裤骑马便捷的赵武灵王，决心改变几百年相传的军制，实行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他选择靠近河套的草原训练骑兵，并让国内作坊制作马具，建立起华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当时军队实行骑兵化的重要意义，相当于现代战争史上陆军由徒步跃升为机械化。
春秋至战国前期，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为此，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和长裤。这一举措对重服饰礼义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众多臣属惊呼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却从作战需要出发，反对法古不变，以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广服饰改革。他还亲自骑马弯弓并露宿草原，聘请擅长骑射的胡人充当教练，推广了养马、制革、设兽医和筹办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训出1万名装备精良且射术高超的骑兵，其他列国的步、车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飙般的攻击下，一时均非对手。
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开军事变革潮流之先，经过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赵军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构成直接威胁。可叹的是，这位对外征战所向披靡的一代英主，却未跳出封建王权你死我活的争斗漩涡，于公元前295年在父子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中被困沙丘宫，活活饿死。对这一悲剧性结局，梁启超曾带着叹息设想道：“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
赵国新建骑兵在战争实践检验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国也发展这一全新兵种，马拉战车就此在战场上被淘汰而改为运输之用，中国军事史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在随后统一华夏的战争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曾持续40年攻赵，最终依仗着地大财丰，在马业和弓弩制造方面逐渐占有了优势。公元前223年，秦国骑兵最后追击到代郡灭赵，两年便达到了“秦王扫六合”而一统天下。
赵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被秦国全面运用，到汉代一度还发挥到极致。胡服骑射的实行，不仅使华夏民族建立起能够同匈奴相抗衡的骑兵，在社会上也培养起彪悍骁勇的尚武风气，汉武帝时代才能创造出世界军事史上农耕民族以骑兵击败游牧民族的奇迹。后人称颂大汉雄风，吟诵“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时，不能忘记赵武灵王这位军事变革者的奠基之功。
【对服饰的影响】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３０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著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1.“胡服骑射”前华夏民族的服饰
中国的衣冠服饰历史上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代，大约在夏商时期服饰制度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饰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腰间则用条带系束。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种名为“深衣”的新型连体服饰，它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深衣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服饰样式，故此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用作常福、礼服，且被用作祭服。至此，形成了我国传统服饰的两种基本形制——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
2.“胡服骑射”对赵军服饰的改变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３０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3.“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赵武灵王改革服制之后，齐、楚等其他各国相继仿效，“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两千多年来，细节虽不断变化，但总体倾向大体依旧。汉、魏、晋以迄隋唐，或武官行用，或文官行用，或士庶行用，或以为常服，或以为朝服，就是我们今日的“上衫下裤”的典型服饰装束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鉴于其灵便性，当时楚、齐两国即已效法，汉代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隋唐时期，男子的常服为幞头、袍衫、穿长靿靴。但此时的袍衫与前朝略有不同，式样为圆领、右衽、窄袖、领袖裾无缘边。此外，还有襕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样。这种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响，并且与汉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特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时期袍衫的风格。辽、金、元时期，因受少数民族的统治，我国居民服饰更多地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成分。明代的服饰，大体上沿袭唐制，只保留了宋元服饰形式中的某些式样。清代的服饰，除汉族传统服饰、满族民族服饰外，后期又有了外来西洋服饰，外来成分明显增多。由此可见，胡服对后世服装的深远影响。北宋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一个“全”字，或者把话说得有点过分，但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其巨大。今日，我国居民的典型服饰装束是“上衫下裤”，这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
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