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中读元九诗②

　　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死，白居易上书要求严缉凶手，因此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他被撵出长安，九月抵襄阳，然后浮汉水，入长江，东去九江。在这寂寞的谪戌旅途中，他想念那早五个月远谪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的好朋友元稹。在漫长水途中，一个深秋的夜晚，诗人伴着荧荧灯火，细读微之的诗卷，写下了这首《舟中读元九诗》。
　　这首小诗，字面上“读君诗”，主题是“忆斯人”，又由“斯人”的遭际飘零，转见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诗境一转一深，一深一痛。“眼痛灭灯犹暗坐”，已经读了大半夜了，天也快要亮了，为什么诗人还要“暗坐”，不肯就寝呢？读者自然而然要想到：由于想念微之，更想起坏人当道，朝政日非，因而，满腔汹涌澎湃的感情，使得他无法安枕。此刻，他兀坐在一个小船内。船下江中，不断翻卷起狂风巨浪；心头眼底，象突然展现一幅大千世界色彩黯淡的画图。这风浪，变成了“逆风吹浪打船声”；这是一幅富有象征意义的画图，悲中见愤，溶公义私情于一炉，感情复杂，容量极大。
　　凄苦，是这首小诗的基调。这种凄苦之情，通过“灯残”、“诗尽”、“眼痛”、“暗坐”这些词语所展示的环境、氛围、色彩，已经渲染得十分浓烈了，对读者形成一种沉重的压力。到“眼痛灭灯犹暗坐”，压力简直大到了超过人所能忍受的程度。突然又传来一阵阵“逆风吹浪打船声”，象塞马悲鸣，胡笳呜咽，一起卷入读者的耳里、心中。这声音里，充满了悲愤不平的感情。读诗至此，自然要坐立不安，象韩愈听颖师鼓琴时那样：“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了。诗的前三句蓄势，于叙事中抒情；后一句才哗然打开感情的闸门，让激浪涡流咆哮奔鸣而下，让乐曲终止在最强音上，收到了“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最强烈的音乐效果。
　　如果你反复吟哦，还会发现这首小诗在音律上的另一个特点。向来，诗家最忌“犯复”，即一诗中不宜用重复的字，小诗尤其如此。这首绝句，却一反故常，四句中三用“灯”字。但是，我们读起来，丝毫不感重复，只觉得较之常作更为自然流泻。原来，诗人以这个灯字作为一根穿起一串明珠的彩线，在节律上形成一句紧连一句的效果。音节蝉连，委婉曲折，如金蛇盘旋而下，加强了表达的力量。
　　【附 武元衡遇刺】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夜漏未尽，黎明未至。当时以铜壶滴漏计时，京中以太极殿前铜壶滴漏之刻度为准，每当临近报时之际，由承天门的监门负责报告。监门随节令变化核对昼夜时辰，向长安全城击鼓报时(据《新唐书·志车服》。对计时方式有多种说法，若以一日百刻计算，百刻中分出昼夜，以又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调整划定昼夜时刻。元和十年的夏至为五月戊寅八日，因此六月三日为夏至后的第二十五天，夜间的时刻业已稍增。
　　据统计，武元衡闻报晓晨鼓即启户，出住宅所在的靖良坊车门，赴大明宫上朝。大概打算照例先去大明宫内的中书省办理例行公事，然后到东面的含元殿或宣政殿谒宪宗驾上朝，这是他例行的上朝路线。靖安坊在朱雀大街的东第二街与第三街之间，不论自南侧的安德坊还是从北面的务本坊数起均为第五坊。三日为上朝之日，依常规街鼓鸣响为现今清晨四时许，日出为四时五十分，如此推算，宪宗至宣政殿上朝约为五时半或六时许。当日凌晨，武元衡上马北行，应有卫士十四、五名，或乘骑、或徒步，予以护卫。因此前已有河阳转运院遭纵火焚毁一事为戒，故卫队均选用骁勇强壮者，戒备森严，不敢稍有松懈。《旧唐书·武元衡传》中的描述，令人以为这宗暗杀事件是武元衡走出车门之际才发生的，其实不然，因为《旧唐书·本纪》指出：王承宗在夜间即已派人潜伏于靖安坊，因此，是否可以认为潜伏于靖安坊的杀手，目的在于查明武元衡上朝的确切时刻。
　　武元衡一行在宽一百步（147米）的道路左侧行进，大概沿着生长于路旁一排林荫树的右面走出一百步，即可见到通过延号及延手门的东西大街。当时四周昏暗，虽然夜色未尽，但街道上已有赴衙门办公的官员，车马及徒步的行人，其中也有些商人模样的人。黑暗之中夹杂着人的脚步声、马蹄声、车轮的声音。这时有人在黑暗之中高呼一声：“灭烛”，一人手中的蜡烛顿时吹灭，周转一片漆黑。
　　武元衡卫队中负责开道的骑士刚喝了下声：“想干什么?!”武元衡的肩部即被一箭射中，他还来不及呼喊，便有一名伏于路旁树荫之中的刺客窜出，用大棒状兵器刺中武元衡的左腿，据《旧唐书》记载，此刻武元衡的卫士被刺客们追杀得四散奔逃，使元衡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刺客将载着武元衡的座骑向东南牵出约十余步，武元衡已无力继续抵抗，在距路中央二十米左右坠下马来，刺客即“批其颅骨怀去。”
　　事发突然，过程迅速，所以行人均不知已出大事。当时晨曦未明，及至有些人因好奇围拢，点烛一照，方见武元衡已死于血泊之中。据《旧唐书·武元衡传》记载，事发于其住宅东山角的墙外。
　　清晨，路上骑马上衙门办公的官员、行人及巡路的搏卒均高声连呼“宰相被杀了!”消息一直传出十余里，但无人知晓凶手为谁，且一般人只知宰相遇害，但不知是三位宰相之何人。当时送达朝堂的就是如此一份不详尽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局必须查明事件详情真相，有关当局即掌据京城治安巡查的京兆尹，直接负责者在金吾卫，此案发生在长安，因而必须由金吾卫追查处理。只有武元衡的家人见到失去主人的座骑狂奔返家及得到知情人的通报方知武元衡已遭意外。
　　沿武元衡每日必经的朱雀东二街北上，于皇城东侧有向西之永兴坊，此乃金吾卫所在地。金吾卫有左、右之分，各设上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管京都巡逻警卫等事，此案当由左金吾卫，将军是否已经到达金吾卫办公还不得而知。
　　然而，事情不仅出在武元衡身上，几乎与元衡遇刺的同时，御史中丞裴度也遭袭击。
　　《旧唐书·本纪》该年该月六日的记事中，载有王承宗在刺死武元衡后，又指使刺客到通化坊行刺御史中丞裴度，幸而裴度只被击伤头部没有送命。
　　裴宅位于何处? 《旧唐书》曰于通化坊，但长安城里并无名曰“通化坊”的街巷。据估计，这是由于长安城东北方有一通化门，史官因裴度于通化门附近遇袭，故而称该处为通化坊。进而类推，认为裴宅约在通化门两侧的只宁坊或永嘉坊。再作分析，裴度不可能有意出南门或东门至大明宫内御史台上朝，因而很可能是在出永嘉坊此北门西行之际突遭袭击。
　　同武元衡一样，裴度也骑马出宅。据《旧唐书》所载，加上李师道之名，估计因当时李师道名声并不显著，有关这一点的考查在此暂且不谈。《旧唐书·裴度传》用“通化坊里”的称谓，但“里”乃隋制，此处用“里”无非沿用而已。
　　裴度沿通化街西行，突遭刺客暗袭，刺客用长剑击中裴度三次，一击砍断其靴带，二击砍裂单衣后片的背部，三击砍伤头部。幸而裴度头戴厚颤帽(可能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域外风格的帽子)才不致丧命。刺客们挥剑追杀不已，侍从王义从背后抱住刺客，大声呼救，裴度见状翻身坠入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无疑，没有再补上致命的一刀便匆匆逃走。
　　由此可见，派去杀武元衡的刺客十分老练而派往刺裴度的杀手则计划不周。尽管如此，通过武、裴遇刺事件足见卫士是何等不可靠，仅有未佩刀剑的侍从王义一人立下大功，成何体统?!《旧唐书·裴度传》的作者将侍从王义记入书中，目的在于将其功绩传于后世。裴度于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被王义救出，伤势不重，被抬至家中，人们立刻往金吾卫报告这一紧急情况。
　　从出事地点与金吾卫所在地的距离分析，裴度遇刺的消息应先传到金吾卫，但我们姑且认为金吾卫里派出的检查官先去的是武元衡被刺的现场，核实遇刺之宰相是否为武元衡，待验过尸伤后，由金吾卫上将军报告事件情况，并且必须直接向宪宗奏明实情。事发后多时，东方业已大明，临近宪宗上朝时分，《旧唐书》暗示了前往奏报者为“有司”，却未指明奏报人的具体姓名，但此人有可能为金吾卫上将军。事关重大，或者尚有张弘及韦贯之两位宰相一同前往奏报。有司取道大明宫含之殿侧，经日华门抑或月华门，绕宣政殿奔至紫宸门时，迎面遇上边议论此事结果究竟如何边出紫宸门的宪宗一行。有司奏报实情，证明武元衡已身亡。据史书记载，宪宗听罢言“上震惊”。尽管宪宗此前已接到事件情况的初步奏报，但毫无疑问他仍对元衡之死感到震惊。因为在国家的危急关头，肩负解决两个问题之重任的宰相竟遭王承宗手下之人行刺身亡。宪宗听完奏报立即却朝进入西北面专门商议国家重大问题的延英殿。
　　宪宗召见两名宰相，商讨应付该事件的对策。他们首先为武元衡之死而哀恸，据《唐书》记载：帝“哀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然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迅速抓获凶手，查明受何人指使从而斩草除根。此外尚有一项紧急任务，即从速定出人选，接替武元衡之职位，以处理吴元济作乱而使情况危急的中原问题，况且上述两事并非彼此孤立无关。《旧唐书·武元衡传》记曰，宪宗对武元衡“册赠司徒，赠赎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缀朝五日，谥曰忠愍。”宪宗等于延英殿内大致就是商议上述事情。
　　当日罢朝，百官速归。对两河问题一贯态度强硬的公卿大夫尤其惶惶不安，都以家僮兵救自隋。武元衡及裴度各有护卫二、三十，仅王义一人因护其主而身受重伤，更令那些公卿大夫十分紧张，因而出入时卫队均剑拔驽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