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言诗起源诸说
关于六言诗的起源，较有影响者有以下三种：1.起源于《诗经》说。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东晋挚虞。他说：“六言者，'我姑酌彼金’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①“我姑酌彼金”句，出自《诗经'周南'卷耳》。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论及六言诗的缘起，承袭了挚虞的说法，以为“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②很显然，刘勰论六言诗起源，也最早追溯到《诗经》。清人赵翼论六言诗缘起，亦袭挚虞之说。他说：“按《毛诗》'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开其端。”③
2.起源于西汉谷永说。这种说法最早是由南朝梁任*2提出的。他在《文章缘起》中说：“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宋严羽《沧浪诗话》论及六言诗歌时，接受了任*2的观点。他说：“五言起于李陵、苏武，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④
3.始于东方朔说。唐朝李善为《文选》中左思《咏史诗》作注，以为六言诗始于西汉东方朔。东方朔的六言诗，仅见于《文选》李善注引，且仅有两句，一句是《文选》卷二十一左思《咏史诗》注引东方朔《六言诗》“计策捐弃不收”；另一句是《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注引“合樽促席相娱”。
在上述各说中，挚虞之说是追溯六言诗的起源，因而从《诗经》中的六言诗句说起；而起源于谷永说和东方朔说，则都把六言诗的起源时间限定在西汉。考察一下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后两种说法有三点值得怀疑：一是谷永和东方朔皆不见有诗流传；二是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均未有二人能诗的记载；三是东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诗歌体式时曾说到六言诗体，只是说《诗经》中已经有六言诗句，而没有说明六言诗形成于何时，刘勰《文心雕龙》论六言诗缘起，也只是说“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二人都没有提及谷永和东方朔在六言诗方面的贡献。再者，前人关于六言诗起源的诸多说法多着眼于六言散句而没有顾及全诗，不足以说明六言诗在先秦或西汉已经出现，更不能说明六言诗体已经形成。
二、六言诗体之滥觞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正是因为《诗经》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这里。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两汉诗歌以五言和杂言为主。六言句虽较常见，但多是散句。如清调曲《董逃行》有“山头危险大难”、“百鸟集来如烟”、“小复前行玉堂”、“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杂曲歌辞《悲歌》有“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瑟调曲《妇病行》有“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等六言句。与《楚辞》不同的是，汉乐府中的六言散句多是实词，“兮”、“之”、“其”、“乎”等虚词已较少见。这一变化是六言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梁鸿有《五噫歌》和《适吴诗》，皆是六言。《适吴诗》与《楚辞》中的六字句相类，因每句都使用“兮”字，故可以骚体视之。
东汉文人的抒情小赋有很多整齐的六言句。如果独立出来，就是颇为严整的六言诗。如：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远逝，与世事乎长辞。(张衡《归田赋》)
感平生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躇；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祢衡《鹦鹉赋》)
这些段落不仅都是整齐的六言句，而且讲究韵律，注重对仗，与成熟的六言诗几无差别，对六言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诗经》中偶尔可见的六言散句，到《楚辞》中六言连句的频繁出现，再到两汉乐府较少使用虚词的六言句，最后到梁鸿的《五噫歌》、《适吴诗》和东汉文人抒情小赋中出现的六字句段落，可以清楚地看出六言诗发展演变的轨迹。尽管规范的六言诗直到建安时期才出现，但建安之前六言散句在句式、用词、音节、韵律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却预示着六言诗演进的基本方向，使完整规范的六言诗的出现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三、六言诗体的成熟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享名于当时。在诗歌创作上，他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其诗叙汉末历史，从董卓胁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写起，接着写郭汜、李*'为争权夺利而起内讧，最后写曹操奉汉献帝都许，切言时事，爱憎分明，格调悲凉，堪称诗史。徐公持先生以为，孔融的这三首六言诗“作于建安元年，时作者始被征，到许任职，诗中热情赞扬曹操，谓：'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表现当时对曹操的极大信任和期待。从诗体角度言，此为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完整的六言体作品，因此具有重要意义”。⑤
孔融的六言诗是对传统的四言、五言诗歌体式的拓展。三诗同押上平声微韵，一韵到底，表明孔融是有意为六言，且可能是同时所作；其叙事循时间先后娓娓道来，感情丰沛，爱憎分明；其语言凝练省净、简洁明快，不像之前的六言散句那样多使用衬字。此诗重叙事抒情，而不重意象造境，显然是继承了《诗经》和两汉民间乐府的传统；诗中多用叠字，如“巍巍”、“惨惨”、“祁祁”，则有两汉文人乐府遗风。
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黎阳作诗》是曹丕早晨经过黎阳，准备东渡黄河时所作。诗人在黎山之上四面望去，“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不由得生出“彼桑梓兮伤情”的感慨。《令诗》是曹丕即将称帝时所作，前三句“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表达了对即将禅位的汉献帝的谴责之意，而“吾将以时整理”之句，不经意间流露出诗人志在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如果说孔融的六言诗三首是六言诗的开山之作，那么，曹植的《妾薄命》则是建安时期六言诗的扛鼎之作。《乐府诗集》载有曹植《妾薄命》二首：⑥
携玉手喜同车，北上云阁飞除。钓台蹇产清虚，池塘观沼可娱。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咏汉女湘娥。(其一)
日月既逝西藏，更会兰室洞房。华灯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觞。主人起舞娑盘，能者穴触别端。腾觚飞爵阑干，同量等色齐颜。任意交属所欢，朱颜发外形兰。袖随礼容极情，妙舞仙仙体轻。裳解履遗绝缨，俯仰笑喧无呈。览持佳人玉颜，齐举金爵翠盘。手形罗袖良难，腕若不胜珠环，坐者叹息舒颜。御巾糦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进者何人齐姜，恩重爱深难忘。召延亲好宴私，但歌杯来何迟。客赋既醉言归，主人称露未。(其二)
二诗写男女欢会之情，极尽绸缪。萧涤非先生对此诗评价甚高。他说：“六言诗，任*2云始自汉谷永，然今不传。传者有孔融所作三首，无可观。后之为六言者，若傅玄《董逃行历九秋篇》，庾信《怨歌行》，王褒《高句丽》等，盖皆出于子建。至唐乃变为韦应物、刘长卿、王建诸人之《调笑令》与《谪仙怨》。”⑦萧涤非把曹植这首六言诗放在六言诗歌发展史上来评价其价值和作用，指出了对其后六言诗创作的深远影响。
六言诗发展到建安时期，逐渐趋于成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出现了以孔融和曹丕、曹植兄弟为代表的六言诗作家，而且出现了曹植《妾薄命行》这样在中国诗歌史上很有影响的作品。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孔融有创体之功，曹氏兄弟则通过他们的六言诗创作以及他们特殊的身份扩大了六言诗的影响，为六言诗的进一步发展赢得了空间。
四、六言各体的形成
孔融、曹丕、曹植之后，六言诗创作上较有成就者，主要有三国魏嵇康，西晋傅玄、陆机，东晋庾阐，南朝宋谢晦，梁简文帝萧纲、昭明太子萧统，北周王褒、庾信。他们的六言诗既有古诗、古风和歌行，又在形式上有新的探索，为六言诗歌各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嵇康有六言古诗10首，每首皆是四句。其中《惟上古尧舜》、《唐虞世道治》、《东方朔至清》、《楚子文善仕》、《老莱妻贤明》、《嗟古贤原宪》六首，咏赞古时明君贤相、圣贤高士，表达了对古代圣贤的钦敬之意。《智慧用有为》、《名与身孰亲》、《生生厚相招》、《名行显患滋》四首，则是人生经验教训的总结，寓有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生活哲理。嵇康的时代，“声律说”尚未出现，但嵇康的六言诗不仅契合韵律，而且每首皆是四句，具备了六言绝句的基本形式，为六言绝句的出现提供了基本范式。
傅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六言诗作数量最多的诗人，有六言歌行《董逃行》12首。关于此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以为是汉代古辞；一种以为前10首是梁朝简文帝萧纲所作，后两首是傅玄之所；一种以为全是傅玄所作。萧涤非先生确定此诗为傅玄所作，并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对此诗的作者问题作了辨证。⑧就其内容而言，此诗属于拟代之作，可以不论。在艺术形式方面，此诗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每章皆是五句，起句仿骚体，基本句式是上三下二，中间连缀以“兮”字，如“历九秋兮三春”、“奏新诗兮夫君”等；二是除首句外，其余四句很少用虚词衬字；三是句句押韵，一韵到底。所有这些特点都表明，六言诗歌发展到傅玄这里，基本上还保留着古诗和骚体的风貌，尤其是每章五句，首句用“兮”字，明显地表现出尚未摆脱骚体诗的影响。
陆机有两首歌行体六言诗。《董逃行》表现的是自汉乐府以来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情怀；《上留田行》表现的是羁旅之情和悼逝之思。在艺术技巧方面，陆机的六言诗已经注意到对仗，如“鸣鸠拂羽相寻，仓庚喈喈弄音”(《董逃行》)，“骏马陟原风驰，轻舟泛川雷迈”(《上留田行》)，对仗颇工，为六言诗向近体诗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庾阐和湛方生皆有六言诗行世。庾阐有《游仙诗》10首，其中6首是用六言写成，每首四句，皆是吟咏仙道之作。庾阐生活在玄风大畅的东晋，又是谈玄名家，其诗表现出作者向往自然、物我俱忘的心境，显示出东晋玄学和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湛方生的《秋夜诗》属“悲秋”之作，但诗人在“悲秋”之时却畅言玄理。其诗虽仅存残篇，但在东晋玄言诗史上却值得引起注意。
南朝宋谢晦的《悲人道》是六言诗歌发展史上惟一的长篇六言古风。据《宋书》本传记载，谢晦与徐穆之、傅亮等人友善，徐、傅执掌朝中大权，谢晦拥重兵居荆州。宋文帝即位，诛杀徐穆之、傅亮，起兵讨伐谢晦。谢晦惧不能免，起兵向京师，兵败被俘，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被杀。此诗就是他在被俘后押送京师的路上所作。全诗长达150余韵，反反复复“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表现出对艰难人生的无限感慨。此诗感情丰沛，音节铿锵，颇多警世之语，是诗人人生经验的总结，寓有深刻的哲理。
梁陈以后，六言诗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六言三韵和六言律的雏形。梁昭明太子萧统的《貌雪诗》是最早的六言三韵，其诗云：
既同眐梅英散，复似太谷花飞。
密如公超所起，皎如渊客所挥。
无羡昆岩列素，岂匹振鹭群归。
此诗模拟飞雪之状，极善联想，曲尽其妙。全诗隔句押韵，对仗工整，用典巧妙，具备了六言三韵的基本特征，勘称最早的六言三韵。北周的王褒亦有六言三韵：
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倾杯覆碗*,*,，垂手奋袖婆娑。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高句丽》)
此诗前二句用典，中二句绘形，尾二句言情，自然衔接，一气呵成；后四句既工于对仗，又形神兼具。
梁简文帝萧纲的《倡楼怨节诗》共八句，可视作六言律诗的雏形。到了北周庾信的《怨歌行》和《舞媚娘》，则初步具备了六言律诗的基本特征：
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
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
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
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怨歌行》)
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
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
只疑落花慢去，复道春风不还。
少年惟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舞媚娘》)
这两首六言诗虽然属于歌行体，却初步具备了律诗的基本特征：隔句押韵，讲究平仄，注重对仗。如“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慢去，复道春风不还”数句，平仄和韵，对仗甚工，在魏晋南北朝六言律诗创作中独具特色。
如果说建安时期至齐梁之前的六言诗仅仅是具备了六言的形式，较少注重韵律、平仄和对仗，不少作品还不时地夹杂一些虚词衬字的话，那么，经历了魏晋至南朝齐梁三百多年的发展，到了梁简文帝、昭明太子和北周王褒、庾信，六言诗已经趋于成熟。他们的六言诗不仅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为六言律、绝提供了标准的范本，而且对唐以后六言各体的定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唐代，六言诗和五、七言诗歌一样，逐步发展成为格律诗。六言绝句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维的《辋川六言》。《辋川六言》是王维隐居辋川时所作，描摹的是田园风光，表现出诗人隐居田园的快乐心境。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首诗：
采菱渡头风急，杖策村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诗歌采取移步换景的手法，通过对采菱渡头、村西、杏树坛边三处景物——风急、日斜、垂钓渔父——的描写，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桃花源里人家”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境界。此诗除第二句是传统的“二二二”句式外，其他三句皆是“四二”句式，具体可划分为：采菱渡头/风急，杖策/村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其诗格律严整，对仗甚工，句式富于变化，堪称唐代六言绝句的代表作。
唐人的一些六言律诗写得很有情致，如鱼玄机的《隔汉江寄子安》，就是六言律诗中的佳作：
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
鸳鸯暖卧沙浦，砠矦闲飞桔林。
烟里歌声隐隐，渡头月色沉沉。
含情咫尺千里，况听家家远砧。
这首诗首句着一个“愁”字，极写有情人隔江相望的愁苦、惆怅之情。首联以“江南江北”对“相思相忆”，以“愁望”对“空吟”，颔联以“鸳鸯暖卧”对“砠矦闲飞”，以“沙浦”对“杏林”；颈联以“烟里歌声”对“渡头月色”，以“隐隐”对“沉沉”。格律严谨，对仗工整。此诗的基本句式虽然不出传统六言诗的“二二二”旧例，但由于诗歌在吟咏时可依格律确定字词的抑扬顿挫和长音短音，所以并无单调呆滞之感。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六言诗虽然不像五、七言诗那样普及和繁荣，但也绝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极为罕见。南宋洪迈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收录六言绝句37首，明万历年间黄凤池刊刻的《六言唐诗画谱》收录六言绝句57首，清人严长明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收录六言绝句50首。即以收录唐人绝句最多的《六言唐诗画谱》而论，有些很有名的六言绝句就没有收进去(如皇甫冉有六言绝句三首，而《六言唐诗画谱》仅收二首)，如果再加上六言律诗、三韵以及六言声诗，唐人六言诗显然远不止这个数字。有人据《全唐诗》作过统计，说唐代共有六言诗75首。⑨这个数字显然不太准确。
唐代六言各体的成熟与定型，为六言诗歌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代以后，六言诗创作有渐趋兴盛之势。到了两宋以后，六言诗成为文人雅士抒情言志、描摹景物的常用诗体。清人严长明编纂的《千首宋人绝句》，收录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著名诗人的六言绝句98首，约占全书的1/10。明代著名作家，如明初“三杨”之中的杨基、杨士奇，明前期文坛泰斗李东阳，“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竟陵派”的领军人物谭元春等，都有六言诗作传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还出现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六言诗选本，如李攀龙的《六言诗选》、杨慎的《古六言诗》、黄凤池的《六言唐诗画谱》等。这些选本的出现，扩大了六言诗的影响，促进了六言诗的发展。尤其是黄凤池的《六言唐诗画谱》，融诗、书、画于一体，使读者“阅诗以探文之神，摹字以索文之机，绘画以窥文之巧”⑩，对六言诗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代著名诗人顾炎武、王夫之、朱彝尊、袁枚等，在六言诗创作上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