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行草诗轴②
【类别】中国
【年代】现代
【作者】
【简介】
纸本,纵179厘米,横47厘米,藏于
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康有为首先是以其宏富而鲜明的书学理论夺得一席之地的。他的书学论著《》在清代《艺舟双楫》之上加以扩充阐发,主旨是提倡、推广碑学,攻击、抑制帖学。这一立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原因在于:帖学发展至近代已走向一味求媚、不避靡弱的边缘,康有为虽身处其中,却由于见闻甚广,故而心游万仞,从帖学中挣脱出来,振臂一呼,便很快赢得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加之金石考据之学大兴,于是碑学盛极一时。依康氏分析,当时“尊碑”的原因是:“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虽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故其贡献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然他的创作实践并未能像他的思想—样光芒四射。他认为“古今之中,惟南碑与魏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有论者以此为坐标比照康氏本人的创作,谓其心有余而力稍逊,仍未能摆脱早年的帖学窠臼。康有为书法早年学王羲之、欧阳询、赵孟頫,后从学朱九江,宗法欧阳通、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又力学张芝、索靖、皇象章萆,后又转学苏轼、米芾、钟繇等,自谓执笔用朱九江法,临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学的养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杂糅诸家而成。
康有为作为近代领袖、保皇会首领,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维新、保皇上,其治学也多为其“托古改制”的思想寻找注脚,对书法理论的研究以及购碑、创作均可谓政事之余。虽然他的政治理想皆以失败告终,却以“余事”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闪光的历史和一些特色鲜明的书法作品。
我们这里欣赏到的这件行草诗轴(见图)系康有为在1917年夏与张勋复辟清室失败后避难时书写的七言绝句,抒发了自己大梦初觉后随遇而安的内心感受,也透露出理想幻灭后的苍凉与无奈心态。此作为纸本,纵179厘米,横47厘米,藏于荣宝斋。
康有为此件行草诗轴,点画不计工拙,当断处则断,当转处则转,用笔藏露兼备,以露为主,“侧之必收,勒之必涩,啄之必峻,努之必战”,笔意沉郁而外张,笔力浑厚而苍拙,浓墨渴笔,如刷如刻。
康有为行草学苏、米,但观其书作,气息、规模均自南北朝碑版出,苏、米嗣音甚微。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论及行草时说:“吾谓行萆之美,亦在‘杀字甚安’、‘笔力惊绝’二语耳。”故此他推大令行萆为第一、米芾第二、王觉斯第三。在强调笔力的同时,他还特别看重求变,推崇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的审美境界。以康氏此作证之,可知他的这一理想已化为现实。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光绪进士,任工部主事。曾领导“戊戌变法”,参加“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后与张勋合谋复辟帝制,旋即失败。善书,近代画家符铸称其书“能洗涤凡庸,独领风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纯,不如其言之善也”。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