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而且元代釉里红器装饰方法也是线绘装饰法较少，相对易见的是釉里红拔白和釉里红涂绘。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铜红料的使用及釉里红器的烧制技术都已经成熟，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线绘装饰多了起来。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二、明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一）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二）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的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
元末时，景德镇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期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从考古发现看明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器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的生产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1、遗址发现
明代故宫的釉里红器有过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出土器物具有非常明确的官窑器性质，最重要的有：
1964年，在疏浚南京明故宫遗址御城河时，发现釉里红残片，同时出土的有洪武官窑青花、洪武釉上红彩五龙盘、内外双色釉暗龙纹碗等。
1964—1989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先后四次发现釉里红装饰的建筑构件，饰龙凤纹。同样的釉里红龙凤纹瓦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及皇陵遗址也有发现。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营造，洪武十一年竣工。因此这些釉里红建筑构件的制作时间和性质是明确的，属于洪武初年生产的官窑瓷。
1983—1984年间，在北京四中的原明代宫廷库房区发现大量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残瓷，出土的釉里红残瓷从器物特征和造型纹饰来说，都与洪武官窑遗址出土物及清宫旧藏的釉里红器相同，为洪武官窑产品。
2、墓葬发现
明代王公官吏用瓷器随葬似有定例，最常见的是梅瓶。从各地历年出土的梅瓶看，青花居多，另有白釉、哥釉青花、蓝釉堆粉、珐华、孔雀绿釉、茶叶末釉、釉里红等品种，而釉里红最为少见。
1957年，江苏省江宁县的正统八年（1443年）宋琥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1991年，在同一墓区的正统十三年宋铉唐氏合葬墓也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两件瓶从胎釉并釉里红呈色、纹饰特征看，都属于洪武产品。宋琥、宋铉为父子。宋琥是明初西宁侯宋晟之子，其妻系明成祖永乐皇帝之女。这两件梅瓶应是经赏赐而流出内宫的。
南京及各地明初王公大墓出土的梅瓶有一定数量，均是青花绘制，釉里红难得一见，证实了釉里红在明初只有皇室才可使用，且不轻易赏赐，其宫廷御用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的是，明初墓葬中出土的民间青花瓷为数不多，但基本不见釉里红踪迹，其原因也在于民间没有使用甚至被禁止使用釉里红器。
3、窑址发现
景德镇明初釉里红瓷有数次出土，出土数量较多的是1994年在明御厂东院的发现。在同一地层中出土了青花、釉里红和红釉等洪武官窑产品，器物有大碗、大盘、盏托等器，画工精致，纹饰以扁菊纹、牡丹纹、西蕃莲纹等花卉题材为主。对这批珍贵的出土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认识：首先是出土物中青花和釉里红从器物造型到装饰纹样均具有相似性，可以相互印证部属于洪武官窑产品，都应视为洪武官窑标准器。其次是传世釉里红和出土洪武釉里红两者的工艺方法和艺术风格相同，证明目前所见传世釉里红均属洪武官窑器。
相反的情况是，大量景德镇明初民窑窑址中没有发现釉里红瓷器，说明了明初民窑禁止生产釉里红，进一步证明了洪武釉里红仅限于官窑生产这个结论。
三、洪武釉里红的胎釉特征和呈色
洪武官窑釉里红和青花在同一技术条件下产生，两者除呈色剂分别为铜和钴外，工艺流程基本一致，使得胎釉特征大体相似；但因釉里红和青花对釉的要求和窑炉条件略有不同，因此两者的外观特征又有所差异。洪武朝历时31年，釉里红的原料配方和制作工艺前后不同，从胎釉特征和釉里红呈色上也能看到这种差别。
（一）胎釉特征
洪武釉里红的胎骨有粗松和致密两类。粗松的一种手感稍轻，瓷化程度差。致密的一种断面细腻、紧密，白中略灰。据理化测试，釉层CaO的含量比青花瓷高，含钾量较低，属钙碱质，高温烧成时粘度变化不会太大，较少流釉。
釉面具明代青花器的特点，釉质肥厚、滋润，釉色发青白。釉层有两种：一种肥厚莹亮如堆脂，乳白色，有冰裂状或长条状开片；另一种肥润致密，釉表有极细微橘皮纹，白中含青或青灰。普遍见缩釉点或缩釉线，露胎处见窑红。玉壶春瓶、执壶及口径20厘米左右的大碗底部施釉，但是底部釉的光泽感不强，与器身玻璃化程度较高的釉面色调不一样，为白浆釉，薄处微泛黄，厚处呈乳白或青色。器身往往有开片，尤其是一些器物，大概是因火力不足，有类似浆胎的现象。釉里红呈色红艳的大多釉色乳白，呈色灰暗的大多釉色趋灰。
带足器物的足已经改变了元代斜削的特点成为平削，器底微微下塌。
（二）釉里红呈色
洪武釉里红呈色多样，多数呈较淡或偏灰的色泽，有的器物有正红现象，有的呈暗黑色。
1、艳红色——呈色纯正浓艳，线条外缘大多有晕散，有些甚至整个釉面都呈浅红色。呈色艳又无晕散的极少。检看这种洪武釉里红残瓷，莲瓣间不借用边线推断这种工艺在洪武早期使用。
2、赭红色——色厚重，剖面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釉里红处于白釉层中间，即胎上有一层白釉，其上是釉里红，釉里红上又有一层白釉。
3、灰红色——釉里红彩较薄。
4、灰黑色——呈色以灰黑为主，微见红意，称釉里灰或釉里黑。有些呈色黑灰的可见明显的铁褐斑，这是含较多铁质之故。
南京明故宫和凤阳皇陵的釉里红建筑构件有数种呈色，如赭红色（局部有绿苔点）、酱红色（有晕散）、赭褐色（有绿苔点和晕散）、黄褐色、黑褐色等，呈色极不稳定。
四、洪武釉里红的造型
洪武釉里红目前发现均为大件器物，有瓶、盘、碗、壶、炉等，基本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一）碗
洪武釉里红碗有直径40厘米的大碗和直径20厘米的中碗两类。
直口大碗，直口，深壁，矮圈足。釉底或底足露胎，砂底有火石红，涂姜黄色或赭色护胎汁，胎体厚重。碗心饰折枝花卉纹，碗心外饰—圈回纹，内外壁绘缠枝花卉纹，常见有莲、菊、牡丹三种。内外沿有灵芝、卷叶、海浪及莲、菊纹等几种边饰，外腹一周16瓣仰莲纹，圈足回纹。口径40-42厘米不等。这种大碗另有青花者，是洪武官窑特有造型。青花大碗见赏赐或外销，釉里红大碗唯在宫内使用。
撇口大碗，撇口，深弧壁，圈足，足底露胎，胎质洁白细腻，釉里红呈色较灰。内壁白釉，碗心饰折枝菊或折枝牡丹纹，外壁饰缠枝牡丹或缠枝莲纹。另有红地白花装饰。口径38厘米左右。为洪武晚期产品。
中碗，直口或侈口窄唇，深壁，矮圈足，胎骨厚重，足底部分露胎，有些釉面布满冰裂纹，呈色大多红艳，有晕散。口沿内外及圈足绘回纹，内外壁及碗心绘菊花纹或牡丹纹。口径20厘米左右。
（二）盘
大盘，均折沿，圈足，圆口或菱口。菱口盘有12办和16办两种，模制，弧壁，瓜楞，矮圈足，砂底。口径45—58厘米。
小盘，折沿，圆口或菱口，弧壁，浅圈足，砂底。口径20厘米左右。
（三）盏托
折沿，圆口或菱口，弧壁，浅圈足，砂底，盏心有一圈凸棱。直径20厘米左右。
（四）石榴尊
器身石榴状，腹部鼓，口、足外撇，厚足，砂底，荷叶盖。全器由颈、腹、足三节拼接而成。口沿外侧和肩腹处饰云头纹，肩、颈部绘变体莲办纹，腹绘四季花卉纹或松竹梅纹。系盛酒器，高50—60厘米。
（五）玉壶春瓶
侈口宽唇，短颈，硕腹，矮圈足，釉底。全器由颈、腹、圈足三部分拼接而成。口沿绘勾云纹，颈绘蕉叶纹、回纹、如意云纹及缠枝花叶纹，腹绘缠枝菊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莲纹或松竹梅纹。高32—33厘米。
（六）执壶
器身同玉壶春瓶。曲流，扁平执手，上有小系，下端有品字形分布的三个钱纹。
（七）炉
仿铜鼎形，两耳，三足。胎体厚重，釉色白，腹内及足底无釉，露淡褐色胎。口沿满饰串枝花卉纹。高33．8厘米。
（八）军持
唇口，直颈，平肩，圆腹，敛足。颈中有凸环，腹侧有肥短管状流。肩、腹中部有接痕。
（九）梅瓶
小圆口，短颈，平肩，敛腹，浅圈足，砂底。有盖，盖中有系口。腹绘松竹梅纹。连盖高44—45厘米。
五、洪武釉里红的装饰
洪武釉里红的装饰主要取法青花，唯因釉里红特殊的理化性能，绘画方法稍有差异。（一）装饰方法
装饰采用白地红花和红地白花两种工艺。白地红花为在白地上绘纹饰，从元代釉里红的涂抹到洪武的线描是一个飞跃。红地白花是用釉里红涂地，留出纹饰。这种方法在元代和明早期釉里红上偶然见到，费时费力，工艺要求高。这种方法到永乐宣德时期衍化为红地剔花的新工艺。
另外，洪武釉里红还承袭元枢府窑模印凸花技术，出现一面绘画、一面模印以及圈足模印回纹环绕的装饰手法。
（二）绘画笔法
釉里红性能特殊，线描技巧难以驾驭，洪武釉里红有两种主要笔法，一种为单笔勾勒，如卷草纹、变体莲办纹、花卉的枝叶、花办等都用粗细不一的线条单笔勾勒，犹如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用这种笔法的釉里红呈色大多红艳，釉层肥厚、乳白。另一种是双钩填色，双钩线条有粗细变化，填色有浓淡深浅。用这种笔法的釉里红呈色大多灰暗，釉层白或白中含青灰。
绘画笔法和釉里红呈色及釉层的相关性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两类不同绘画笔法的釉里红是否有先后之分。因为在单笔勾勒、釉里红呈色红艳、釉面乳白的作品中，如变体莲办不借用边线等特征常有元代遗风，因而有理由认为这种作品洪武早期已在生产。从景德镇出土的永乐初年的釉里红器看，绘画笔法、釉里红呈色和釉面状况和上述第二种笔法完全一致，因而有理由认为双钩填色、釉里红呈色灰暗、釉面白或白中含青灰的作品是洪武后期生产。至于单笔勾勒和双钩填色的作品何时出现，两者是否共存及共存的时间，则需进一步研究。
其次是这两类作品出现的原因。釉里红理化性能没有青花优异，一是难以表现纹饰细节，笔画之间相互叠加遮盖，晕散严重，用双钩填色非常困难。经观察研究，釉里红晕散的原因之一是釉里红和底釉的铜含量浓度差过大，因此可以推测为了改善绘画性质，不得不放弃呈色的要求，在釉里红中掺和其他成分，降低纹饰和底釉间铜含量的浓度差，改善绘画性能，减少晕化。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釉里红呈色红艳者绘画粗糙、绘画优异者呈色较差的原因。由此看来，洪武釉里红有些呈色灰暗的并非烧制失误，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原料成分控制的手段来提高绘画效果所致。
（三）纹饰题材
洪武釉里红的装饰纹样和同期青花基本相同，只是受到釉料性能限制，画法稍简，如牡丹花的花办外勾勒一圈细线留白，青花在留白处再染淡青色，釉里红则没有这道工序。
洪武釉里红装饰纹样以四季花卉纹为主，主要有缠枝莲叶纹、扁菊花、牡丹、莲花和茶花，扁菊花较为多见，另外松竹梅也较多使用。辅助纹有卷草纹、回纹、灵芝纹、蕉叶纹、变体莲办纹、海水纹等。其纹饰的时代特征基本同青花，两者互相互参照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