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作家】
简介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等地上中学时，受到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创办的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5月在上海被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须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劳动改造。“”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丁玲文集》五卷。晚年的丁玲被骂成“左”，丁玲晚年曾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丁玲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著，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丁玲那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後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著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後，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後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後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後人心仪的故事：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後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後，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後，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颇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後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後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49解放後，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後，才由友人公开发表。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於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後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义沈从文从文去看沈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於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丁母听信谣言，後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丁玲是求全责备了。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後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後的丁玲觉得不快。而且，後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掩卷无言。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後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看著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
“莎菲女士”的“成长”
1927年12月，《》头版位置上发表了署名“丁玲”的小说《梦珂》。1928年2月，《小说月报》又发表了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此后不到半年间，又有《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皆在《小说月报》以头条位置刊载。这些小说后来又很快结集为《在黑暗中》出版（上海1928年10月版）。连续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很快出版小说集，自然使“丁玲”蜚声文坛。曾经这样评价横空出世的丁玲：大胆地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述，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淑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出现了一个女作家群，但到了1928年，这个女作家群已经显得很沉寂。冰心正处在沉默期。石评梅已经去世。庐隐的创作出现了停滞。凌叔华搁笔不写了。冯沅君做学者去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似乎已经风流云散。但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丁玲”。这个女作家比“五四”时期的女作家都更为大胆，“带点忧郁，带点轻狂”，闯进了文坛。而丁玲的这些小说，“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常德。原名蒋伟，字冰之。父亲曾留学日本，为人豪侠仗义，常在乡间行医散药，扶贫济困。人说其“挥金如土”。丁玲的母亲仰慕新学，自立自强，在丈夫病逝后，不顾族人反对，带着四岁的丁玲和一个遗腹子，千辛万苦辗转求学，最后取得了教师资格，自己办学教书，不失为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先锋。丁玲身上豪爽、独立的气质，与父母的遗传及言传身教显然是有关系的。丁玲在少女时代先后在、、长沙等地读书。曾与同学。1921年与好友王剑虹赴上海，入陈独秀创办的平民女校，后来又进了等主持的上海大学。在上海期间，王剑虹与瞿秋白相爱并同居。丁玲感到形单影只，遂于1924年流浪北京。在北京期间，丁玲与、沈从文相识，并与胡也频相爱。丁玲后来回忆他们的相爱时说：“那时我们真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 丁玲在当时并没有投身文学。但是沈从文已经看出她的文学天才：在文字方面还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证明了她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男子，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她善写平常问讯起居报告琐事的信，同样一句话，别人写来平平常常，由她写来似乎就动人些，得体些。同样一件事，一个意见，别人写来也许极其费事，极其含混，她可有本事把那事情，意见，弄得十分明白，十分亲切。丁玲当时最想做的事情是演电影，她想当一个电影明星。1926年她又去上海，到明星公司应试。丁玲年轻时长得比较漂亮，片商对她的相貌也感到满意，想和她签三年合约。但是，丁玲对电影圈子习以为常的混乱随便的男女关系，不仅不想适应，而且感到厌恶和恐惧，因此很快就断了电影明星梦，又回到了北京。这段经历后来被丁玲写成了处女作《梦珂》。小说中的梦珂出生在破落的封建家庭，长于言谈，长得漂亮，会喝酒，会花钱，这些与丁玲都很相似。而梦珂最后去当电影明星，也是丁玲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梦珂》所表现的主题，就是：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女人要忍受屈辱，要出卖身体甚至灵魂。这就引起了在社会上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有失落感者的共鸣。这部作品的笔法虽简单稚嫩，但已显出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与《梦珂》相比，《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性意识更为鲜明和强烈。这本小说的发表，可以说是震惊文坛。而丁玲后来的一生，也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一句话来概括，《莎菲女士的日记》写的是青春期少女对性和爱的幻想。它以主人公日记的形式，记叙了莎菲女士的一段生活和苦闷情绪。莎菲是一个走出家门，漂泊异地的知识女性。她孤身跑到北京求学，在大学旁听，因为患肺病而不得不待在公寓修养。苇弟追求莎菲，但是莎菲却不喜欢苇弟。苇弟虽然年纪比莎菲还大几岁，但却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人，只会卑微地企求着莎菲的爱。莎菲讨厌这种跪着的爱，从他的泪水中寻找快意，却又为这种冷酷的快意暗自忏悔。莎菲喜欢华侨青年凌吉士的漂亮风仪，渴望和他接吻，渴望和他做爱。但又不想自己去追他，而想让凌吉士来追求自己，满足自己征服男性的渴望。但是，莎菲和凌吉士稍一接触，又觉得这个人思想庸俗。凌吉士渴望的是一个居家好太太，而莎菲认为自己不可能做一个居家好太太。莎菲还从侧面了解到，凌吉士已经结婚，还逛过妓院（不知道是真是假）。莎菲认为，即使自己征服了他，也不过是他的玩物。所以最后凌吉士虽然拥吻了莎菲，但莎菲还是斩断了自己的情丝。中国的女子向来不敢正视自己的欲望。“五四”一代女作家在表现个性主义思想时，也都不敢有性心理的大胆暴露，就是男作家，也只有郁达夫等少数几个人能大胆率性。《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一个女性的性心理，因此显得相当大胆。在某种意义上， 莎菲可以说是丁玲的自画像。莎菲的心理、个性以及行为方式，都与丁玲十分相似。丁玲后来还写了《莎菲日记第二部》，其主要目的是告别莎菲，描写莎菲的转变。让这位著名的主人公与过去告别，与过去“所有的梦幻、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告别。从而在新生活中“审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进我自己”。《日记第二部》写莎菲嫁给了一个青年作家，后来这个作家被国民党政府杀害。这不就是写她和胡也频吗？丁玲1932年回忆说：“我当初也并不是站着批判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丁玲也是渴望征服男性的。胡也频在性格上类似于苇弟，也曾自称是丁玲的弟弟。莎菲可以说是丁玲的自画像。丁玲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中，寄予的是自己蔑视世俗礼教与成规、勇于追求自我的叛逆精神。
《阿毛姑娘》
《阿毛姑娘》的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家庭生活本来很幸福。后来阿毛姑娘接触到新的青年男女，开了眼界，产生了新的生活追求，但为家庭所不容，她受毒打后服毒自杀。有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是批判阿毛姑娘好高骛远、爱慕虚荣，批判都市文明对淳朴乡风的污染。但事实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丁玲并没有否定阿毛姑娘的追求，而是给予了阿毛姑娘内在的同情。小说里写到，阿毛受一对城市青年恋人的亲热的感染，在一天夜里也无意识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亲热一下的愿望，所要的“仅仅用力抱她一下”。但结果却遭到劳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伤感情的责骂：“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这就将一个乡下女人性别意识的苏醒，表现得相当微妙。离开了这种性别体贴，这部小说的意义便难以理解。《暑假中》
《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几位青年女教师，她们反对肉欲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因而奉行独身主义。在相互依存的独身生活中，她们之间产生了同性恋情。承淑痴恋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参加游艺会回来因为过于兴奋，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的接起吻来”，承淑甚至因为自己爱着嘉瑛而对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女性同性恋是“反男性”的一种极端形式。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此类人物的生活，并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可以说，鲜明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丁玲作品的特色。丁玲小说中的女人，既不同于冰心笔下的圣母和冯沅君作品里的闺秀，也并非庐隐故事中的痴情弱女子和凌叔华小说中走不出旧生活阴影的小太太，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于追求新的生活。不过，由于社会的黑暗，她们在社会上往往碰壁，因此，又感受着寂寞与苦闷。茅盾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丁玲对这些人物是充满同情的。
1927年冬天，丁玲结识了冯雪峰，并且立即爱上了冯雪峰。丁玲这样回忆：“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很多。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后来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结果胡也频首先坚持不住，返回上海向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夫妻应该怎样相处，胡又回到了。最后是冯雪峰黯然离开杭州，丁玲和胡也频和好如初。
1928年到上海
丁玲1928年又到上海，和胡也频、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文学杂志。1930年发表中篇《韦护》。写的是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恋爱故事。主人公丽嘉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与幸福、敢于享受生命的新女性。丁玲还计划以《一九三〇年在上海》为题写五部中篇，但才发表两篇，便因胡也频被害辍笔。第一篇写的是主人公美琳不甘在丈夫的呵护下做安闲的太太，最后背弃了丈夫，跑到外面投身火热的文化运动中了。这两篇小说在爱情中加入了革命的因素，说明丁玲的创作发生了某种变化。不过，丁玲的创作是复杂的。在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总，女性意识虽然已经被革命排斥，但是仍然存在。
在《韦护》中，丁玲让革命战胜了恋爱。女人为爱情的美妙所陶醉，愿意永远与男人一起“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小房子里”。男人虽然迷恋女人的美与肉体的魅力，欣赏彼此间那种难以言表的生命的和谐；也曾在多喝了几杯后抱着女人表示：愿与她一起像鲁滨逊那样去到一个无人世界相依为命，并在女人的全身心投入中也“像酗酒者般的醉在爱情中的一些难忘的快活时日”。但一旦恢复常态，他便会陷入到一种自责中，暗暗埋怨女人消磨了自己投身革命的意志。
但是，在《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的第二篇中，丁玲却站在女性的立场对革命提出了抗议。在这本小说的第８章，当革命者望微向其情人玛丽抱怨她使他痛苦时，玛丽被激怒了，她向望微大声吼道：“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家来，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准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后悔！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的疲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玛丽的这一番话自然是反“革命”的，但却让人过耳难忘，因为它来自一个拥有真实的生命力的女人的生命深处。它深刻地揭示出，在男人们那看似十分堂皇的政治抱负与事业奋斗中，其实隐蔽着多么严重的男权中心主义的自恋与自私。
不过，丁玲还是在急剧地转变。1931年，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杀害。丁玲正式加入左联，并且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丁玲还申请加入了共产党。其实，早在1922年，丁玲就已经接触到共产党人。当时也有人要介绍她加入共产党，但是丁玲说：“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加入共产党之后，丁玲开始按照新的文学规范进行写作。这时，冯雪峰扮演了丁玲文学道路上引路人的角色。
冯雪峰曾这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丁玲过去的创作：
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阶级出身（她自己是破产的地主官绅阶级出身，“新潮流”所产生的“新人”——曾配当“忏悔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一典型。在描写一个没落中的地主官绅阶级的青年女子，接触着“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资本主义生活时所现露的意识和性格的《梦珂》里，在描写同样的青年知识女子的苦闷的，无聊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
据说，冯雪峰读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感动地流了泪，但他又说：“这篇东西效果不好，是消极的，看了会使人消极，太空虚了，太消极了！”
丁玲是十分相信冯雪峰的。在冯雪峰的引导下，丁玲写出了《水》《奔》《田家冲》等小说。尤其是《水》，曾被视为“新的小说的诞生”。《水》写的是水灾逼迫下农民的起义。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次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应该说，就小说艺术而言，这篇小说是不成功的。小说全篇基本上是场面和群体描写，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不少人物不辨面目，反映群众情绪的许多话，都是无名无姓者的杂乱呼喊。丁玲这一时期写的小说，已经完全丧失了以前的特色。不过，当时人们将此视为进步。
胡也频被害后，一次，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丁玲由此结识了翻译冯达。冯达为丁玲的经历所感动，默默地为丁玲服务，后来两人同居。丁玲这样回忆他们的关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
1933年5月，丁玲突然失踪。原来，国民党特务到上海租界搜捕共产党，先是抓住了冯达，冯达极力分辨。国民党特务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家室，总有家，只要到你的家里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于是到冯达家里搜捕，不巧潘梓年等人正好在丁玲家里。于是将他们一并抓走。在抓捕过程中，革命诗人应修人与特务搏斗，壮烈牺牲。由于丁玲是知名作家，因此，丁玲失踪事件闹得很大，国民党不好下台，只好把丁玲软禁起来。实事求是地说，丁玲在软禁期间，既没有坐牢，也没有受苦，相反受到优待。丁玲自己也说，在上海时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但是，这就引起了后来中共党内有些人的怀疑，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为什么对丁玲那么好？为什么把丁玲养起来？显然是丁玲叛变了共产党。
国民党政府确实是希望丁玲能为自己服务的。后来出任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头脑的徐恩曾在回忆录这样写：“因为她没有担任过激烈的破坏活动，问题并不严重，同时她有出色的写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后成为本党的有力文化工作者。”但是，丁玲并没有答应。
丁玲曾怀疑是冯达出卖自己和同志。但是冯达坚决否认自己有叛变行为。他认为自己曾经和丁玲约定过地下工作的规则，是丁玲没有遵守十二点之前离家的约定。他把国民党特务带回家时，根本没有想到丁玲会在家中，而为国民党通缉的潘梓年等人也在自己家里。
不过，在软禁期间，却为国民党机关做起事来。这被视为变节行为，因为冯达本是中共党员。而丁玲还与冯达同居，并生了一个女儿。这也就成了丁玲变节的证据。后来周扬等人极力阻挠为丁玲平反，证据就是丁玲明明与国民党特务睡过觉嘛。
1936年离开南京
1936年，丁玲离开南京，辗转到。丁玲在当时也算世界知名作家，那时陕北的文化人还很少。丁玲到陕北，是给共产党争面子的事情。因此，延安举行欢迎会。毛泽东专门填了一首《临江仙》词，打电报传给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到延安时，在毛泽东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一次，丁玲和毛泽东谈起对延安的观感。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
当然，丁玲到延安后，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怀疑丁玲是叛徒。丁玲要求中共组织部对她进行审查。审查结论是，“丁玲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丁玲放下了心头的政治包袱，她感到在延安生活，心情轻松愉快。个性主义意识于是又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
1941年，丁玲发表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写的是贞贞的故事。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为此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后被我方解救出来。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在乡亲眼里，贞贞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丁玲的代言人），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1941年，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小说写一个由国统区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陆萍在延安的经历。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医院，像一切热血青年一样，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工作。医院管理混乱、不少医护人员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不懂护理知识。医院对病人也敷衍塞责，轻率地就给病人截肢。病房的卫生没人打扫，病人的苦痛没人过问。人们感兴趣的，倒是捕风捉影地制造谣言，传播绯闻。陆萍以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向领导呼吁，却被领导认为她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看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和同事，结果遭来更多的误解和批评，被扣上、的帽子。最后陆萍身心俱疲地离开这所医院，学习去了。
从这两篇小说，我们还可以看出，丁玲并没有放弃个性主义。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篇小说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区，对解放区的一些落后现象提出了批评，被认为是“暴露黑暗”。周扬后来说，在延安时期文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还透露，这两派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周扬和丁玲在“左联”时期就共过事。但是，在感情上，丁玲显然是偏向冯雪峰的。而冯雪峰与周扬是对头。这就为丁玲和周扬之间的争斗埋下了伏笔。
1942年初，发起运动，起初目标本来并不在文学，而是针对等人的政治斗争。但是，延安文人受到整风运动的鼓舞，打着反、、的旗帜，大胆地揭露和批判延安社会的各种弊端。1942年3月间，《解放日报》《文艺》栏陆续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在延安文坛掀起了一个针对延安的落后面与阴暗面的“杂文运动”。
在杂文运动中，尤以丁玲和最为引人注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这篇散文还将笔锋指向了“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的江青。
由于王明不在延安工作，那么延安出现的问题显然就不应该由王明而应该由毛泽东负责。这样，杂文运动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而不是王明，这是毛泽东难以忍受的。因此，整风运动很快把矛头对准了这些不了解政治斗争秘密的作家。
丁玲本来是主要批判对象，贺龙就曾激烈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但丁玲后来被毛泽东保住了，毛泽东说：“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后来变成了王实味。而这时，丁玲也借着批判王实味洗脱了自己。
延安整风使丁玲受到冲击。整风之后，丁玲心态大变，逐渐放弃个性主义。丁玲后来的丈夫陈明回忆说：“那时她自觉地全身心投入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运动中她写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封面的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笔记本都早已佚失了。”
整风运动后，丁玲写了歌颂合作社工作模范人物的小说《田保霖》，得到毛泽东的表扬。丁玲说：“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别的同志也告诉我他听到过类似的话，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为我的《田宝霖》写的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
于是，丁玲到河北一个村子蹲点，参加土改运动，后来以此为生活基础，创作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这篇小说的出版颇有波折。丁玲首先将稿子送给周扬审查，周扬看了稿子后，认为小说有原则问题而不同意出版。周扬还和彭真讲：这本书里表现了富农路线。在一次晋察冀土改工作会议上，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丁玲。他说：“我们的作家有没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写雇农家里如何如何脏，地主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漂亮。”丁玲觉得这是在批评自己，对周扬产生了意见。她认为，彭真未必读了小说的手稿，很可能是听了周扬的一面之词。后来丁玲又将稿子送给看，胡乔木很欣赏。萧三看了这本小说，也说好。于是，这本小说才得以出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小说。不仅在当时有争议，到现在也还有争议。在40年代，周扬等人从左的立场上腹诽这本小说。在80年代，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认为：“那里面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是其他许多作家都已经写过，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家将要来写的。如果说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里，我们还能感受到那个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独特的女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的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怎样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认为，这是一本复杂的小说。从整体上讲，这本小说是符合当时左的文学规范的。小说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写作的。但是这本小说也有挑战规范的地方。
首先表现在顾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后来说，写这个人物是有纠左的动机的。
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就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其次，还表现在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运的某种关注。
丁玲这样讲述塑造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动机：“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丁玲还说：“马上我的感情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黑妮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就不顾门第、不顾一切地大胆爱着。这爱情被钱文贵发现后自然遭到反对，为拆开这一对恋人，钱文贵辞退了程仁。但这并不能破坏黑妮心中的爱。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地与程仁约会。她对程仁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当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黑妮尽管是一个农村姑娘，她身上却有着莎菲的基因。
应该说，周扬对这本小说的腹诽确实很敏锐，他看出了这本小说的异端之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反而没有看出这两点。
在这本小说中，丁玲独特地感受和展现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写了土改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写农会主任程仁的心理，写他的苦恼和彷徨，贴切而细腻。
丁玲后来在回答“写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时，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丁玲小说最受左的批评所訾议之处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处，也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扬在做报告又说这本小说好，这让丁玲很看不起周扬，私下说周扬长着一张做报告的脸。两人的矛盾也在积累和酝酿。
丁玲当年的秘书曾说：“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所以，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高莽一路给他们当翻译，高莽会画画，就给他们画像。她说高莽画的周扬不像。意思是周扬没有画上的那么好。到了苏联，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大概爱伦堡认为周扬不是作家，只是共产党的官员。但周扬是代表团团长啊，丁玲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边说商量一下，后来回电话说：爱伦堡睡觉了。实际上就是拒绝再更改了。这是丁玲回来讲给我们听的。她告诉我这些，说明她是瞧不起周扬的。丁玲还讲，他们在苏联一起走时，周扬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说，她很像周密（周扬的女儿），又看到一个长得挺丑的孩子，就说像蒋祖慧（丁玲的女儿）。丁玲当然不高兴了。你说，就这种极小细节，都很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不过，丁玲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文艺思想有时表现也很“左”。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就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丁玲也曾私下表达对当时的文学规范的不满，她说：“我们现在就怕写落后，就只能写新人物，写英雄品质，他们不知道这种英雄品质是如何来的，如何经过斗争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她还批评当时的创作：“不是废话连篇，就是干干巴巴，板着脸死说教，都是气不足，都想纸扎的花，其中没有水分，没有活气。”
50年代受到冲击
丁玲在50年代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办得相当不错，获得了学员的普遍爱戴。不过，这在后来被批评为“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岗位，极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图实现她的称霸文坛的野心”。丁玲与周扬的矛盾在1955年爆发，这一年，周扬把丁玲和陈企霞一起打成“反党集团”。1957年中，丁玲本来有望平反，但是，风云突变，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派运动后，丁玲再次遭到了批判。而且陈年旧事都被翻了出来。特别是丁玲被捕后的表现，成为周扬等人攻击的口实。毛泽东亲自上阵，将《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期受过批评的作品，当作大毒草重新送上“再批判”的祭坛。毛泽东在亲笔撰写的按语中说：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当年曾经把丁玲与王实味相区别的毛泽东，这时又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了。
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这样批判丁玲：
许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读一读她30年前的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帮助的。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她说谎，欺骗，玩弄男性，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当玩具。这个人物虽然以旧礼教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只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化身。当然，作家可以描绘各种的社会典型；问题在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人物采取什么态度。显然，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如果说这篇小说表现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么她入党很久以后，特别是在革命根据地生活了几年以后，却写了像《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就说明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到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记》中，却说作者所描写的这个“灵魂”，是如何如何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这就看出，他们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丁玲在1941年写的《在医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现了她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敌视。这篇小说是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缩影。小说把一个有着严重的反党情绪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陆萍描写为一个新社会的英雄人物，仅仅是因为组织上分配工作的时候没有满足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党和革命的需要咒骂为套在脖子上的“铁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抵触的情况下，陆萍对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视的眼光，并且在医院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小说把革命根据地的劳动群众写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写成一个残酷无情、阴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干部从上到下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斗争。丁玲写道：“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一边的。”丁玲这篇小说，正是宣传了她反党、反人民的“真理”，狂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真理”。从莎菲开始。在丁玲所描写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赏莎菲式的女性。她对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赞赏决不是偶然的。她把这种类型的女性当作最可爱的坚强性格加以颂扬。可以说，多少年来，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们所识别，而她作起坏事来危害也就更大了。
周扬把丁玲的问题上纲上线为“反党反人民”，认为丁玲的小说“反党反人民”。应该说，丁玲的小说确实存在着与党的文学规范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不是就错了呢？我们知道，周扬后来宣传人道主义，也被批评为“反党反人民”。那么，周扬是不是又错了呢？如果说错的话，那么都是错。但是晚年的周扬并不认为自己宣传人道主义有什么错。他对胡乔木的批判很是不满。同理可证，丁玲的“反党反人民”不一定是错的。“反党反人民”，作为一种政治标准，用来评价文学作品，必须慎之又慎。
其次，周扬的批判也显得非常虚伪。周扬曾经很赞赏《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发表这篇小说的时候，周扬曾给丁玲写信，说他看了这篇作品感动得流泪。周扬对自己感动过的作品进行声色俱厉的批判，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艺术良知。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1970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又被遣送到省市老顶山镇漳头村改造，1979年才复出。复出后在平反中遇到不少波折。周扬等人极力阻挠丁玲的平反，说她明明和国民党特务睡觉了嘛。
丁玲晚年扮演了一个老太太的角色，她反复宣传，她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是她最好的作品。丁玲到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和快乐，以至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都觉得矫情。丁玲还屡屡批判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文学作品。因此，晚年丁玲给人的印象是很“左”。
怎样看晚年的丁玲的“左”？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丁玲晚年的“左”可能只是一种姿态，丁玲在骨子里并不左。因为丁玲受了极左路线的苦，心有余悸，知道中共内部的潜规则是“宁左勿右”，所以选择站在“左”的一边。丁玲在日记中曾这样写到：“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另外，也有与周扬对着干的意思，你周扬不是把我打成了右派吗？不是还阻挠我平反吗？我现在就表现得“左”一点，看谁还敢说我是叛徒。
就曾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王蒙讲了丁玲的这样一些故事：
我至今难忘的是《》的一次编委会，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着，谁敢把艺术性的强调排在对思想性的较真前头？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这个意思最终还是正式发表出来了。
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丁玲晚年创办并主编文学杂志《中国》，发表了遇、、等人的作品。这些人物在当时都具有争议性。但是丁玲却给予了他们大力支持。终于，《中国》杂志在1986年运动中被勒令停刊。
逝世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她的家属强烈要求在她的遗体上覆盖中共党旗，但被以“级别不够”为理由拒绝。丁玲走了，应该说临走时她是很不开心的。但其真实的心事又有谁知？【演员】
姓名：丁玲戏名：常香兰
英文名：darling
性别：女
身高：165
体重：50
星座：射手座
所在省份： 广东
职业：演艺业
演出经验：曾参加剧团演出大戏，小品共百余场。 参加电视剧《》的拍摄。 参加广东电视台《》的拍摄。参加影视和平面的广告拍摄。
幕后工作经验：曾参加电影电视的配音工作。《》《》《奥尔特城堡饭店》《》《》
生日日期：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出生地点：山东，青岛
家庭成员：爸，妈
所懂语言：普通话，广东话
教育水平：中专
最想告诉大家的特别事情：除了拍戏我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赚额外收入的机会可以与大家分享。
自我推荐：只要给我机会我可以尝试各种角色。但我不会空等机会。
我的兴趣：旅行, 喜欢结交朋友。
我的专长：语言天才, 演戏, 由于配音的缘故，可模仿些人与小孩的声音。
我最想加入的行列：美食家
国家三级演员。演出的话剧有《狼孩》《羊城故事》《火红木绵花》《闯入天才星球》，小品《毛毛和爸爸》《音符的争吵》《打的就是你》《约法三十章》等。电视剧《姐妹》《》《外来媳妇本地郎》《硝烟未尽》等等。其中在《外来媳妇本地郎》中饰演大儿媳妇“香兰”。
扎着丑丑的马尾、穿着土土的衣裳、一口一个“俺”、满脸挂着“憨”、勤勤恳恳地操持着家里的大小活……这就是《外来媳妇本地郎》里大嫂香兰的角色，很多《外》剧都很喜欢香兰这个角色，并且认准了香兰的淳朴和善良。丁玲，一个率直的山东妹子，１９９２年，去青岛招生，因为对表演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便报了名，同年１０月份来到完全陌生的，开始了三年的表演学习课程，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几年，在这边还成了家。作为《外》剧中香兰的扮演者，她是这样定位这个角色的：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一个外来媳妇，首先是语言不通，其次是总感到自卑，觉得自己穿的衣服什么的都比不上别人。
结缘《外》剧纯属偶然
一部《外来媳妇本地郎》，让大嫂香兰走进了珠三角千家万户，也让丁玲从话剧舞台走上了荧屏，但香兰这个角色落入丁玲之手却纯属偶然。在《外来媳妇本地郎》挑选演员时，大嫂香兰的角色让剧组有点头疼：到哪去找满嘴河南话、演戏又灵光的河南妹子呢？这时，二嫂虎艳芬忽然想到了丁玲，向导演推荐：我们团里（虎艳芬和丁玲是一个剧团的）有个山东妹子，不如让她试试。原以为丁玲只会说山东话，没想到试镜时她一口河南话味正腔圆。导演一锤定音，丁玲加盟康家。除了外型之外，导演看重的可能还有她的口音。因为山东跟河南比较近，有些语种还是比较相似。丁玲却说：“很多人一见我就说：哎呀，你的河南话说得很好。我都回答他们：其实地道的河南人一听就知道我是属于那种模仿的。”
生活中的丁玲属于一个既能动起来，也能静下去的人。尽管不是很爱动，但是该动起来的时候还是不会静着。而且她说：“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剧组，大家都没有把我当香兰待，而是一种比较宠的感觉。”尽管性格各方面差异很大，但是可能因为天生的两面性，加上剧本和导演对剧情和人物的解释她都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难演。而且一开始演的时候，导演就说：行，你就按照这个方向走。我一听，心里就有底了嘛，就这样走下来。”
很多观众都认准了香兰的淳朴和善良，这对演员来说，一方面是被认可的喜悦，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面临荧幕形象被定型的担忧。这一点丁玲也考虑过，后来接拍了《柴米新人类》，她在里面的角色就是跟香兰的反差较大的。那段时间《外》剧和《柴》的拍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两个小时前，丁玲还在这里拍《外》剧，然后立刻戴了头套去拍两个小时《柴》。但这种角色的快速转换并没有使丁玲感到混乱，她很自然地适应不同身份的变化。
大家真的就像是一家人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康家”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甚至拍广告以及其他节目也很多是“全家出场”，使他们相互产生特殊的感情。丁玲说：“我们私底下感情好得不得了，大家真的就像是一家人。”《外》剧几乎每天都要开拍，跟自己家里人呆的时间还不如在剧组的时间多，跟剧里的演员呆久了，就连私底下见了康伯、康婶就会叫“老爷、奶奶”（广州话），而不是叫他们的名字，或者称呼他们为某某老师什么的。然后是“二嫂”、“二哥”、“幺叔”，而其他人也一样叫她“香兰”或者“大嫂。拍了这么久《外》剧，丁玲觉得前６０集的剧本都是写得比较饱满一些，拍起来觉得比较过瘾吧，包括戏的结构和内容，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虽然天天拍戏，但是每天都有印象深刻的东西。而最深刻的不是拍戏，而是第一部拍完准备让《柴》代替播出的时候，忽然有家庭要分开的感觉，“我们一帮人在一起吃饭，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难过，我们几个媳妇抱在一起哭个不停，很不舍得。”她说，“不过几个月后大家又聚在一起拍戏。现在也经常分分合合，大家也就习惯了，不像原来那样伤心。”
为了拍好这部戏，每个人都牺牲很大。比如说最开始拍戏的时候，就有其他一些导演过来找你说有一个剧本很好，希望你能参加。丁玲说：“但是我自己觉得是不能走的，你一个人走了就会影响到整个剧组，整个剧情。像我们那个演老三的媳妇走了，就说他们是离婚，那总不能再走一个，再说他们离婚吧，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都希望这部戏能长做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