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钊韬②
梁钊韬先生对中国人类学事业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上的,一个是学术上的。
在组织贡献方面,经过梁钊韬先生的不懈呼吁和奔走,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了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学科体系上,明确以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四个部分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流派特色。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评价梁钊韬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学术贡献方面可以细化为民族学、考古学两个领域。对前者,梁钊韬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几十年来走遍了我国南方的民族山寨,深入调查研究,他在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关于百越民族的研究、关于我国南方文化区域和特点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就。
在考古学领域,1958年,梁钊韬先生鉴定出曲江县马坝乡农民施工挖出的人头骨为古人类头骨化石,该化石后来明确为距今13万年前的“马坝人”,乃从猿进化到新人中间的重要一环。
同年,梁钊韬先生对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则是他对我国考古学的又一贡献。在治学方法上,梁钊韬教授开拓了跨学科研究,提出“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主张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与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及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从而对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
梁钊韬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常说:“不经自己核实的材料不能用,不经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要写。”实践证明,他的许多学术观点都是超前的,逐渐为后人所印证,且对后人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与此同时,梁钊韬先生也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后人每每道及便肃然起敬。
梁钊韬一生编写了大量教材,出版的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