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②

吴宓

  (1894-1978) 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吴宓的爱情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
  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
  这样记述道: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 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
  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
  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欲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
  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
  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结婚7年后,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
  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是爱情的魔力诱使多情的吴宓陷入黄昏恋,还是他的怜悯之心驱使他去救助一个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邹兰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利用了吴宓多情善感,喜欢自己女学生的心理,亦或是邹兰芳设套布阵,捉弄了吴宓?凡此种种,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延至今日,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
  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吴宓与毛彦文


  

  20世纪30年代,毛彦文以其才貌双全,善于交际,曾使得不少文人雅客倾慕,这其中就包括风流才子吴宓。吴宓时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已经结婚生子,遇到毛彦文后,立刻坠入万劫不复的情网。“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公开发表情诗,为了追求毛彦文,他真的与发妻离婚,抛弃了三个幼小的女儿。吴宓的石破天惊之举,遭到了大多数同人的谴责,父亲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但吴宓依然我行我素,对毛彦文痴心不改。
  然而,毛彦文并不爱吴宓。他们一个是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真可谓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她对她只有敬重。面对吴宓锲而不舍、愈演愈烈的追求,毛彦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吴宓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于是爱得越发热烈。就这样,7年过去了,吴宓深陷情网不能自拔,毛彦文却果断地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失恋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一连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并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吴宓仍不醒悟,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最得意的门生钱钟书深感痛心,他怒其不争地写了首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因为在对待毛彦文的问题上与老师的观点大相径庭,还导致了钱钟书与吴宓之间几十年的误解。
  熊希龄去世后,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他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吴宓仍不死心,痴痴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佳音。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得知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吴宓的后半生,抑郁凄苦,因思念太深,经常会在梦中与毛彦文相会,一觉醒来,泪湿枕巾。“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的吴宓终于在对毛彦文无尽的思念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专家沈卫威教授在台北拜访毛彦文。此刻,毛彦文年逾白岁,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终回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情感的世界里,这是一句害人不浅的“至理名言”。能够释读天书、洞察世事的吴宓教授,一生也没有参透这个简单的道理。鲁迅先生曾说:“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吴宓的爱情观

  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爱一女,一男爱多女,一女爱多男,多男爱多女,或同时,或先后,这种种情形形而上学地说都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恋爱极不稳定,如沙上筑屋,常是轮盘式,三角式,交织式,很少互相式的,遂导致痛苦和悲哀。吴宓自己是一个经历了失恋痛苦和离婚悲剧的人,所以这番话不仅是出于理性思考,而且包含着身世之叹。事实上,世上确无命定姻缘,男女之爱充满着偶然和变易的因素,造成了无数恩怨。因此,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多数人由于自身经验的教训,会变得实际起来,唯求爱宁,把注意力转向实力或事功。那些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受幻灭感所驱,由情入空,走向虚无主义,如拜伦一样玩世不恭,或如贾宝玉一样看破红尘。吴宓也是一个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不肯放弃理想,试图在爱情上也寻求“一多并在”的中庸,于是提出“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即“由爱情入宗教”,“籍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步理解和信仰上帝的世界”。
  吴宓对想像的生活比现实的生活更丰富,一个人的情感很难说是受现实还是受想像影响的。吴宓唐.吉诃德'骑士'一样的真情实感,多少象个笑话。不过话说回来,吴宓不成功的爱情却使俗到'无我'的后人看到一个民国文人别样的风采与态度,让人在好笑同情之余生出几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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