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天文学家以以及天体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成功人士,是的一种。中国古代著名天文学家
，中国远古时代天文历法学家。，战国时代天文学家。
，战国时期魏国天文学家。
（30～101），东汉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
（78～139），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
，东汉末天文学家。
（370～447），南北朝时代天文学家。
（429～500），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544～610），隋朝天文学家。
（602～670），唐代初期天文学家、数学家。
（本名，683～727），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和佛学家。
（生卒年不详），历法家，活动于唐德宗建中年间。
（生卒年不详），唐代天文仪器制造家。
（1020～1101），宋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生卒年不祥），宋代天文学家。
（1231～1316），元代天文学家。
（1235～1281），元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生卒年不祥），明代天文学家。
（1562～1633），明末杰出科学家、天文学家。
（1600～1680），明末清初数学家、天文学家。
（1628～1682），明清之际民间天文学家。
（1633～1721），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1811～1882），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外国天文学家
拉格朗日
（也译）
威廉·赫歇耳
埃德温·(Edwin Hubble)
杰拉德·(Gerard Kuiper)
(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
探究天文学家的故事：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里斯：为什么太空如此魅惑
天文学家能看见过去某个时刻的景象
9月25日，马丁·里斯教授在剑桥天文学研究所欢迎记者，一开始就带着真诚的热情说，“知道吗？世界上最让孩子们入迷的，一是恐龙，再就是太空。”
他显然知道天文学的迷人力量。
不过，他从纯粹数学本科毕业时可没想过天文学。后来他遇到剑桥大学天文学家丹尼斯·西亚马，并成了他的博士生--西亚马以栽培众多现代著名宇宙哲学家而闻名，其中包括了斯蒂芬·霍金。
“当时还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我考虑过统计学、经济学，也有天文学，结果认定自己不喜欢抽象的东西，而更愿意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说自己赶上了好时机，因为1960年代，物理学出现一批历史性的重大发现，牛顿的传统理论受到冲击，爱因斯坦的现代理论获得证明，这削弱了学术界前辈对后辈的领先优势，后辈得以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环境开始学术竞赛。
那么，运气对一个科学家的道路有什么影响呢？
“我的幸运在于选择了一个刚刚出现新发现的领域，”他说，“因为新发现意味着新问题，可能激发新技巧、新方法，无论对前辈后辈而言都是新的，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只要率先解决问题就能奠定专业声誉。”
剑桥大学天文学研究所，自从伟大的牛顿在这里工作以来，一直是世界天文学研究中心之一(传说导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棵苹果树的后代现在仍然站在原来的位置)。过去300年，天文学的发展有起有伏，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时期，因为我们拥有更强大的望远镜和更高速的电脑，比如现在最厉害的望远镜可以看到距离地球120亿光年的星系。
可是，按照光年的定义，我们看见的是距离现在已有120亿年的景象，谁知道此时此刻那个星系是不是仍然存在呢？
“说得对，”里斯教授笑了，“我们看见的确实是很久以前的景象，我们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景象推测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相信宇宙的进化应该是相似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努力解释我们可以看见的景象。地球的进化只有30亿年，跟宇宙相比还是很短的，我们试图把这个过程放在更广阔更漫长的宇宙进化的背景下，希望可以最终推算到大爆炸的时刻。
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有一个区别，地质学家只能通过并不一定完整的化石鉴别其具体年代，天文学家却能真切看见过去某个具体时刻的景象，这也是天文学的一个迷人之处。”
天文学的另一种魅力，他接着说，是能在极端环境下检验我们已经熟悉的自然规律，毕竟这些规律是我们在地球上发现和总结的。
“后人类”和《我们的最后世纪》
随着对宇宙的了解逐步加深，他说，我们对许多基本概念的看法也相应改变。比如时间，现在普遍认为太阳有96亿年寿命，现时刚进入壮年期，还有大半寿命，而宇宙的寿命可能是无限的，若是这样，我们对人类在整个生物进化链的位置就有一个新的认识，也许我们不是进化终点，只是一个中间产品，于是就有了考虑“后人类”的必要。
按照里斯教授的设想，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类会不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自我毁灭，比如错误运用科学，而这一思考变成他在今春推出的新书--《我们的最后世纪》。
该书轰动一时。单从标题看，确实有一点末日预言的味道。
“原来标题后面还有一个问号，可是书商去掉了。”里斯教授有一点无奈。实际上，书里说的主要是人类自己可能导致的灾难，比如核武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世纪，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毁灭自己文明的力量，同时具有发展这种文明的本事，这种文明能否存在下去，命运就在我们自己手里。”
可是，错误使用科学与正确使用科学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呢？
“说实话，我不知道！”里斯教授说，“我倒是希望我的书有助人们思考这个问题。”
“如您所说，现有设备已经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星系，为什么还要进行载人飞行计划？这样做代价很高，风险很大，其最终目的是什么？外星移民吗？”
“我不认为可以大规模移民，”他说，“因为我们已经了解的星球的环境都不怎么舒服，要么像地球两极，要么像海洋深处，都不是好地方！但我确信，也希望，50到100年后，会有一群人作为探险者在其他星球生活。我希望这些人的数目不会太少，最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这种技术，这样探险者们就有机会结成社区，讨论在外星生活的各种问题。”
“那么说，载人飞行是某种探险。”
“是这样，”他说，“不过我更愿意从两方面看这个问题：从短期而言，不错，许多事情可以由机器人代劳，但是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看，假如美国、俄罗斯开发的(载人飞行)技术就此消亡，那也是让人伤心的。现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打算将他们自己的宇航员送上太空，是一件好事。”
“如您所说，天文学一直令人着迷，可是大爆炸、白矮星、小行星撞击这样的题材同样会让人们担心，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保证？”
里斯教授笑起来，“不应该担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今天发生这一事件的概率并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高，我们这辈子赶上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也就只有大约二万分之一。更让我担心的倒是人类自己产生的风险，比如核战争，生物学灾难或地球过热导致的生态学危机。而对于小行星撞击地球，我们现在拥有更好的技术，有助于发现其可能性甚至摧毁它。
相对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人类自己的行为，这是更实在的风险。”
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多年来，马丁·里斯教授一直积极参加科普工作，为报刊撰写文章，而他的7本专著里就有5本属于科普题材，曾获美国物理学研究所科学写作奖。在《我们的最后世纪》之前，他的另一部近作是《我们的宇宙栖息地》，一位同行为此热情赞扬他“也许不是惟一的星系向导，但一定是惟一住在我们这个银河系的(星系向导)”。
然而科普工作只是他的“副业”，他还在许多著名学术研究机构任职：实际上，他并未放弃在高能天体物理学、宇宙结构形成和普遍宇宙哲学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是世界最受推崇的天文学家之一。
“我认为科学家与公众交流自己的发现是很重要的，”他说，“有些领域，参与科普工作对学术声望可能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在天文学方面，作为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学科，许多研究是由公众资助的，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解释自己正在做什么，让公众了解工作的进展，科学家有必要在这上面花点时间，而不仅仅是跟自己的同行讨论。
在我看来，能跟不同行业的人进行讨论是很有趣的经历，假如自己的工作只能跟少数几个同行分享，未免乏味了些。”
“而且，公众对这个学科具有强烈兴趣对科学家也有好处，因为公众会提出一些深奥的问题，比如最初是什么？宇宙是不是无限的？而我们回答不了。这就提醒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能回答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是朝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步一步迈进而已。”
那么，对于新一轮寻找外星智慧生命证据的热潮，他有什么看法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找到任何证据，”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甚至还不了解简单生命是怎么出现的，究竟有多少可能性，就算存在简单生命，是不是一定就会变成我们(凭现有知识)可以辨认的智慧生命。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思想，智慧生命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有很多可能性。
如果找不到智慧生命的证据，一定程度上会令人失望，但是，也许我们能从以下结论得到补偿：地球可能真是宇宙里最重要的地方，是惟一出现生命进化的地方，是宇宙生命的起点，那么，50亿年以后，来自地球的生命就可能散播到很远很远的空间深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纪的所作所为，其影响范围就不仅仅限于我们自己，而是涉及地球生命能不能散播出去。”而这也是他在《我们的最后世纪》中探讨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