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多·格桑罗布②

　　神奇的绘画世家
　　仲多·格桑罗布的老家在曲松县。
　　他的父亲乌钦·次仁久吴（1872—1935年），人称“大胡子画师”，出生于山南艾地区一户绘画世家，13岁开始绘制唐卡，长大后加入画师行会组织“随炯”——工院，主要承担当时地方政府指定的壁画、唐卡绘制任务，先后评为乌琼、乌钦职称。1904年，他随十三世达赖喇嘛经蒙古前往北京时负责绘制沿途大事记图，并学习研究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美术，返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命他绘制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内的一些重要壁画（如罗布林卡坚色颇章殿内壁画，大昭寺内圈南面《如意藤》壁画，布达拉宫三并梯门抱厦里的四大天王像及藏王松赞干布生平壁画等）。据说当他从北京返回西藏时，全身上下一套干练的蒙古装束，随身携带着大量内地的水墨画写本、毛笔、玉石质的调色板等，对其珍爱有加，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许翻动，只对同道挚友偶尔示之，在同行间交流赏画心得，意在改良传统藏画。
　　几年后，他的儿子格桑罗布出世了。在他的严格管教和亲自监督下，小画家格桑罗布很快成长起来，并于20岁时加入工院组织，23岁获乌琼职称。在担任“雪堆白”专职画师期间，师从该组织内的著名工艺画大师勒参钦饶，专攻装饰图案及其相关的理论、实践知识。
　　特别是热振摄政时期，修建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如意妙善塔的工程刚刚开始时，由于勒参钦饶的突然去世，灵塔的总体设计和全部装饰图案的规划工作落在他和另两位乌钦的肩上。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努力，格桑罗布和他的同事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举世无双的艺术杰作，整座灵塔气势宏伟，塔面花卉图案精细丰富，疏密安排得当，风格庄重典雅，成为装饰画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从此，他专门以“堆白仲多”（堆白是西藏地方政府官办工厂“堆白勒空”的简称，仲多是一种官职，地位相当于仲科而实际较低）的身份负责公、私各种工艺图案的设计工作，包括设计各种佛像的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品、家俱的设计等。作为工艺美术大师，他创造了许多新的独具特色的藏民族装饰图案，并亲自设计了西藏地方政府发行的藏钞百两和二十五的票面，在业界获得很大的声誉。
　　同时，他还参与了不少壁画、唐卡的绘制工作。刊载于《西藏唐卡》一书中的“大白伞盖佛母像”、“仓巴护法神像”等均为他的作品，他培养了赤列顿珠、扎拉单增、丹巴饶旦等优秀画家。
　　设计藏钞的历史背景
　　据钱币收藏家刘原先生撰文介绍，世界上各个民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民族特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便形成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货币形态，有的用矿物、有的用动物、有的用食物、有的用工具……真是千奇百怪。
　　历史上，藏民族在货币形态上独具特点。在没有出现金属以前，曾用贝壳、盐巴、酥油、哈达、核桃等物作为支付手段，这显然是因地制宜形成的货币形态。即使出现了金属货币之后，由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等因素，在不同地区仍然保留着上述交换形式。
　　自吐蕃以后，史料中多次提到使用金属的记载，但都是银锭和金块，这仍然是一种准货币形式，因为它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和不便，无法满足大众的流通需要。到了16世纪中叶，西藏才正式使用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章噶。
　　据史料记载，元明两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政府的财政资助很大，支付形式多为黄金和银锭，加上西藏和内地的大宗贸易换得的银锭，这些都是大额货币，小额贸易无法流通，总不能拿一锭银子去买一坨茶叶。
　　但当时西藏还不具备铸币技术，而铸币历史早于西藏的邻国尼泊尔，当时已流通一种加德满都第五代国王所铸的银币，西藏称为章噶。当时这种尼造银币通过边境贸易已经流入西藏，西藏方面也觉得这种钱币使用起来方便，西藏地方政府便决定正式进口这种银币在全藏流通，于是和尼泊尔加德满都第五代国王缔结了一项条约，西藏大量进口尼泊尔的银币，其支付方式是西藏用同等重量的纹银，换取同等重量的银币，当时没有规定支付铸造工本费，就是这一疏忽埋下了隐患①。
　　俗话说：亏本的生意谁做！尼泊尔铸币商为西藏铸造的银币，因没有工本费，便靠掺铜来赚钱，最多掺铜率竟达到了50%以上，钱币的颜色从银白色变成了暗青色，银币变成了合金币，这给西藏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引起西藏民众的不满，这为后来发生的两次尼藏战争埋下了火种。(详情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
　　第二次尼藏钱币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后，清朝中央政府也想彻底解决西藏的铸币问题。自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便开始在西藏铸造乾隆宝藏（一直经营了很长时间）。
　　1912年，西藏地方成立银行。为了减少成本，增加发行量，决定从1913年开始在造币厂用木刻印模，手工印刷不同面额的单色纸币。
　　然而，最初生产的藏钞只有一色，或蓝、或红，或土黄。由于是单色钞，故极易仿制，曾多次发现在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印制的假钞，于是成立了一个机构，叫“艾巴云丹”，专门负责鉴别伪钞，以及由公成班觉专职用手工填写钞票号码，并在钞票正面右方加盖一长方形造币厂黑印。这种手工填写藏钞号码的方法成为西藏地方纸币的一个重要特点②。
　　几年后，西藏地方政府派土登贡培、多德俩人去印度学习印刷。1926年西藏地方政府开始用机械印刷（水力带动）面值五十章噶的套色纸币。画面较原单色五十章噶稍有增大，即长160毫米、宽100毫米，图文有黄黑红蓝4色，并盖有八角形达赖红色印玺及银行（后期为扎西造币厂）黑印。
　　为了提高票面质量，增强防伪措施，地方政府安排仲多·格桑罗布等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参与设计绘制藏钞，使藏钞的整体面貌有了一定的改观。
　　百两藏钞的设计风格
　　格桑罗布设计绘制的藏钞一百两和二十五两分别于1937年和1949年印制发行。
　　审视百两藏钞，相比而言，纸币背面图案更加复杂精美，画面中心是在一个蓝色矩形，上下长139.0毫米，上下宽80.5毫米，内花边框中横式精美版画，一老一少两位圣者坐在菩提树下，老者右手持宝壶滋润大地，左手含在胡须下；少者双手各持一宝碗，右手高举齐眉，左手收在胸前；老者前方有一卧鹿，右前方有一满盛食物的大盘，右后方有一聚宝鼎，左端有一对仙鹤，右方有大海和海岛；菩提树左右上方有一对作相同方向飞翔的蝙蝠，一幅长寿、和平、幸福、美满的景象。版画外有三层回形边框。内框由白底红色菱形网格组成，网格中填有十字花纹，四角各有一条头面向着中心的蓝色花龙；中框左右中白底绿字：西藏地方政府无往不胜。四角及上下框为白底的象征宝贵的绿色牡丹花，并绿色菱形网格，每格中四喜充填。外边框同正面。
　　百两纸钞上已有防伪措施。将钞正面迎光透视时，可看见钞纸中部有横写的两行暗字，据说是在造纸生产过程中用改变纸浆纤维浓度的方法制成的。
　　仲多·格桑罗布的儿子丹巴饶旦对我们说，据我所知，世界各地的钱钞很多为画家所设计，中国也不例外，如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彩稿设计，是聘请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专家罗工柳、侯一民、周令钊等为主完成的；第五套人民币的百元券主席像原稿的素描稿由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刘文西创作完成。作为解放前中国地方币种之一，藏钞的设计也是由专业画家来完成的。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掌握缩放等先进技术，为防止刻版走样，钞票实际幅面有多小，
　　画家就得画多小。因此，画面需要非常精细，对画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纵观整个幅面，仲多·格桑罗布设计的藏钞图案在保持花边、花球为框的传统设计形式的同时，画面中精心加入“和睦四瑞”、“八吉祥”、亭台楼阁、宗教人物等藏族传统图案，既增加了钞票的防伪功能又富有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
　　祖孙三代画家
　　1941年，仲多·格桑罗布的儿子丹巴饶旦出生了。
　　生在旧社会，长在新时代的丹巴饶旦曾先后从事小学教师、《格萨尔》研究、出版社美术编辑等工作，1980年调到西藏大学艺术专业任教，1990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1991年获吴作人国际美术教育基金奖，出版有三部个人专著。他是西藏目前唯一的一位唐卡画家出身的大学专业美术教授，过上了受人尊敬的幸福生活。
　　说到祖孙三人在专业上的造诣，丹巴饶旦认为，祖父一生从事唐卡、壁画绘制工作，是一位典型的藏族传统画家；父亲一辈子主要从事装饰画的研究和实践，在藏族工艺美术的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而自己到目前为止，主要从事藏族美术教育工作。可以说，祖孙三人虽然都是以画出名，各自所走的道路却并不一样。
　　说到父亲设计绘制的藏钞图案，丹巴饶旦笑着说：“虽然父亲亲手设计绘制了面值最大的一百两藏钞，但那时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却经常找不到几块铜板。那时候，赶时髦的贵族少爷们喜欢骑着自行车，身上穿一件崭新的白绸衬衫，衬衫的口袋上面露出几张百两大钞招摇过市，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是很羡慕的。”
　　他认为，西藏早期的单色纸币有白底红印，白底蓝印等，印制粗糙，质量低劣，即使是同样套色印刷的五两、七两五、十两藏钞，其设计、绘制工艺均不及格桑罗布的作品。“现在，父亲设计的这些作品已经成了抢手的收藏品，无论是从稀有的角度，还是从画工和设计的精巧、美观上讲，我想，确实是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