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敏②

简介

  李淑敏 女 汉族 1940年生
  籍贯:辽宁省营口市
  196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书籍装帧专业
  商务印书馆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书籍装帧艺术设计家
  主要作品有书籍装帧《爱因斯坦文集》、《英华大词典》、《波斯汉语词典》等

文章

  我的“绿色朋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退休前几年,我这个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书籍装帧专业毕业生,业余时间却和原北京艺术学院的朋友们打的火热。他们淳朴热情,多的是艺术追求,少的是功利思想,可以说是比较“绿色”的群体。与艺师绿色朋友们的交往和活动,是十多年来特别是我退休最快乐和值得回忆的事情。
  刘兴国重新点燃我的绘画欲望
  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撤消后,转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刘兴国,成为装潢系的学生,我们装潢系的同学少,彼此都认识。
  文革后期,我调进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商务印书馆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非常忙碌,基本上没有绘画的时间,我几乎把绘画给忘了。
  刘兴国的设计室兼画室,在灯市西口小鹁鸽胡同。这个在闹市深处的画室,嘎嘎作响的木楼梯,破旧的木板地,竟被刘兴国布置得很有艺术气息,吸引了众多的同学和朋友,到这里和他一起作画。
  刘兴国常年坚持塌塌实实地作画,并完成了大量的作品。他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和丰富的创作实践,能热心地帮助和指导大家,还带领大家到郊外写生,刘兴国既是学友又是辅导教师,朋友们称他为“刘头”或“大师。”
  刘兴国画室与我们商务印书馆比邻,也把我这个艺师圈外的人吸收近来,重会老友王玉磊、郭景云、肖燕玲等,又结识了新友李芬如、那瑾琳、马群娣、关庆等人。在这个画室里,使我的绘画欲望“死灰复燃”,我画了《雏菊》、《七彩番茄》等油画。节假日与他们一起去郊游、写生和摄影,参加了他们的家庭画展及各种沙龙活动,融为一体。这要感谢刘兴国把我带进了这个艺术圈子里。
  司徒美珍请我到“美庐双悦”
  “别看司徒美珍大大咧咧的,但人家命好!”大家都这么说。文革期间,同学们的分配,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后来又经历了寻找对口工作的磨难。而司徒美珍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一扎根就在举世闻名的天坛公园,到退休从未挪过窝。
  在天坛公园,司徒美珍也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办公室兼画室,画室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司徒美珍常邀请朋友来活动,说要活动到80岁,大家就组成了“八十画会”。朋友们在天坛公园里写生、聚会:春天,看如雪的二月兰;盛夏,看如茵绿草和参天古柏;秋天,看祈年殿辉映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冬日,踏着厚厚的白雪进入司徒美珍暖暖的小画室,那叫惬意!
  司徒美珍的丈夫朱昌都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著名记者,她曾陪同丈夫在埃及工作过,到过欧洲、非洲和东南亚许多国家,见过许多高端人物,在国外办过个人画展。司徒美珍也曾被借调到新华社驻新加坡分社和丈夫一起工作。有一次朱先生在柬埔寨群众集会现场采访时,遭遇到手榴弹爆炸,腹部受了伤,肠子穿孔若干处。他竟然一手捂着流血的腹部,一手托着照相机拍摄了现场情景,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新闻资料,是一位英勇立功的英雄。司徒美珍在柬埔寨陪朱先生治伤疗养,朱先生痊愈后调到新华社驻新加坡分社做领导工作。1999年春季,我去新加坡旅游,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还欣赏了司徒的画作和摄影集。
  退休后的司徒美珍又在燕山的雾灵山村置办了一座农家小院。雾灵山气候多变,一会云一会雾的,山峦忽隐忽现,有如黄山一般变幻莫测。山上百鸟鸣啼,奏出山野自然的乐曲,山下清澈的小溪叮咚流淌,有如琴瑟清脆响起,好不悦耳!又有闻名华北的一棵名树“雾灵樱花”就在北面坡下,与苍松、白杨、山楂树、栗子树等交相辉映。司徒小院深嵌其中,名为“美庐双悦”。
  “八十画会”的朋友们又集结在“美庐双悦”。夏季雨后去松树林子采蘑菇,秋收时节,司徒的“自留地”硕果累累,大家登高采摘山楂和苹果。白天,登长城和五虎门,还到农民家去画画。晚上,在院子里坐在马扎上看碧空群星,谈天说地。有时也学学打麻将、甩扑克,书呆子和画呆子们的“技术”可想而知,如有人说:“我出2!”肖女士竟啪地甩上一张,自信地说:“我出3,压你!”
  王玉磊领我上讲台
  本来是个工作狂的我,退休后一时还真的有点不适应,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打发。我不是个安分的人,读书、画画、国内外旅游、串亲访友,再加上装修、搬家,倒也忙个不停。就在这个时候,王玉磊来电话了,推荐我去讲课。
  1964年,王玉磊和冯振学在北京艺术学院撤消后,插班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因为装潢系女生少,所以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女生都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我家在天津,北京没有亲友,家里生活又比较困难,没钱去逛街、游玩,所以节假日大都在学校宿舍里度过了。王玉磊虽然家在北京,但节假日也不怎么回家,宿舍里经常就剩下她和比她大四岁的我了。我们什么都聊,聊我小时候在老家海边捉蟹捞虾,聊她小时候在养母家赖着不去上学,躺在炕上用手指在肚皮上写字画画……
  文革后,王玉磊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教师。忽然有一天王玉磊来找我,说中央民族大学需要教装潢设计的教师,动员我和她一起教书育人,她说我适合当教师。由于种种原因,我那时没有去那里。
  这次,她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毕业班的印刷设计课需要教师授课,让我去。我说没有讲过课哪敢登大学讲台,怕误人子弟。王玉磊坚持说:“你行。你有这么多年的出版印刷设计经验,而且,你口才也可以,胆子又大,没问题!”她一再鼓励,还告诉我如何准备,又让她的丈夫、时任北京美术出版社社长的左汉桥告诉我讲课的内容、顺序及布置学生作业的内容。总算把我推到讲台上了。我的讲课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得到了学校和学生们的认可。从此,这讲课的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记得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在校内的学生不能出校门,在校外的学生不能进校门。于是学生们的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都在网上或电话中与教师交流,不能得到教师直接的指导,毕业生们很着急。我负责的学生都住在校外,我果断地决定定期将学生们召集到红领巾公园,将学生的毕业设计稿摆放在石头上、长凳子上、地上,与学生们一起讨论研究修改意见,并将前次审查修改过的论文(包括编排格式)交给学生重新打印效果样。学生们在这个非常时期的非常课堂上课,很积极自觉,没有缺勤、迟到的,有了不小的进步。在公园上完课后,我和学生们一起唱歌、划船,整个公园湖面上只有我们这几支小船在水面上荡漾,好象天啊,地啊,湖水啊,树木花草啊,都属于我们师生的,这哪里是“非典”时期啊?分明是在度假。
  待到毕业展览和毕业答辩时,学生们个个取得了好成绩。我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成就感。时隔数日,忽然一天上午,学生打来电话说给我送礼物:“我们都来了,就在您家楼下,给您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就一本小画册。这是用我们全班同学的毕业设计做成的。我们昨天一天一夜都在工厂里,排版、打样、装订的,送给您做纪念。”。全班20多位同学都来了,我捧着那本沉甸甸的小画册《非典时期的特殊课堂——和李老师在一起的日子》。我哭了,我感受到了做教师的幸福。退休以后我先后在几所大学里讲授创意字体、版式设计、书籍装帧、印刷设计课,这都是王玉磊领我上了大学的讲台。
  王玉磊总是不冷不火,常淡淡地鼓励不够自信的我说:“李淑敏,你行。”
  发表于《瞻霁文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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